小引：巴金逝世时，姚献民要我给《世界》杂志写一则笔谈，我就“讲真话”问题写了几百字，因过于匆忙，意犹未尽，现补写一篇，仍就原题旨，作进一步申说。
“文化革命”运动结束之后不久，巴金即提出了“讲真话”的文学主张，并接连写了五本《随想录》来实践自己的理论。他自称：“《忏悔录》的作者卢骚是教我讲真话的启蒙老师”；“我没有走上邪路，正是靠了以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为首的新文学作品的教育。”（《为〈新文学大系〉作序》）这个符合实际情况的表白，正道出了“讲真话”说的历史内涵。
真诚和真实，正是启蒙思想家的一大特色，也是五四新文学的一种追求。鲁迅曾经对中国的旧文艺作过这样的批评：“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他号召道：“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论睁了眼看》）这不只是鲁迅一个人的看法，而是五四新文学作家们的共识。陈独秀呼吁：“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文学革命论》）；胡适则说：“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界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贪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偏说一点病都没有！”他提出，应该学习易卜生的长处：肯说老实话（《易卜生主义》）。此外，周作人、俞平伯、叶圣陶、冰心等人，也都发表文章表明自己对于真诚和真实的追求。
但是，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以五四为源头的新文学，在它发展的途程中，却将五四精神失落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走的不是求真的道路，而是回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旧轨道上去了。虽然，“礼”的内容与古代有些不同，但是，从某种原则和观念出发，而不是从生活实际出发来创作文艺作品，则是相同或相似的。于是，就有许多钟情于五四文学传统的作家，提出了一些匡正时弊的理论观点，如冯雪峰的充分现实主义论，胡风的写真实论，何直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邵荃麟的现实主义深化论，等等。但是，这些理论一次次遭到批判，到得“文化革命”期间，却都被罩在“黑八论”的网罗之内，而受围歼。于是，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的文学大行其道，而且出现了相应的理论观点：“三突出”原则。这种理论，打着革命的招牌，卖的却是复古主义的货色，它斩断了五四传统，把文学艺术引向假大空的绝境。
假大空的文学当然难以为巴金所认同。虽然在“文革”之初，巴金曾一度被批斗得稀里糊涂，自认有罪，对自己的作品作出全盘否定，但他毕竟是受过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影响，而且在五四新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作家，所以一旦镇定下来之后，就很容易看穿假大空文学的虚伪性和它给中国文学所带来的弊害。于是在“文革”结束之后，他及时地提出了“讲真话”的主张，这主张既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而且也是对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回归。
说到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一些新派的先锋作家会把它当作悖时货而不哂一顾。但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其实是一种敢于直面人生的文学态度，而并非仅限于创作方法问题。就创作方法而言，五四作家倒是开放性的，这只要读读鲁迅的散文诗《野草》即可明白，它实在比后来的先锋派作品还要先锋。巴金所提倡的“讲真话”说，也是一种直面人生的创作态度。这种文学主张的提出，不但在“文革”刚结束不久的当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到现在也没有过时。因为时下讲假话的作家还相当时行，讲大话、讲空话的作品也还不少，所以现在我们纪念巴金，就应该着重阐扬他的“讲真话”说。
从表面上看，“讲真话”说与“写真实”论的内涵似乎有些不同，前者侧重于作家态度的真诚，后者侧重于作品内容的真实，但真诚与真实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真诚的态度，就不可能写出真实的作品，而制造假大空作品的作家，也绝不可能是真诚的人。所以五四时期许多作家将真实与真诚联系在一起，是有道理的。而巴金的“讲真话”说，本身就包含着主观的真诚性和客观的真实性两个方面，这从《随想录》所写的具体内容中可以看出。
《随想录》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这是作家真诚态度的集中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缺乏的就是忏悔意识，大凡一个人有了一定的地位，一定的名声，就要把自己装扮成十全十美的圣人，仿佛一贯正确，从来就没有犯过错误。但一个活人是不可能没有错误的，于是，就有文过饰非、诿过于人的做法，说假话成为他最大的本事，林彪甚至说：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可见瞒和骗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政治手段。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文革”结束之后，各色人等一下子都成为被迫害者，很少有人承认自己也做过一些错事，甚至参加过御用写作班子的人，也声称自己一贯正确，从来没有写过错误文章，说是一开始就与造反派划清了界线。其实，实际情况远比简单的派别划分来得复杂，即使真正被打倒的人，在他还掌握权力之时，也曾打击过别人，在他复出之后，也犯过错误；即使无权的人，有时也会跟着权力者去糟蹋好人，无论是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这样，就有了钱锺书所说的《运动记愧》之缺。巴金虽然挂过许多职衔，但没有掌握过什么权力，也没有主动去整过别人，但为了保存自己，在以往的多次运动中，也被迫写过一些表态文章来批判别人，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本是常事，几乎人人有份，于是大家也就不觉得是一回事了。但是巴金却很认真，他在《随想录》中反复提起这些陈年老事，深感愧疚。这就可见巴金态度的真诚。只有认真对待往事，不加掩饰，才能大踏步地前进。面对历史上的错误而无愧疚感的人，到了适当时机，难免会重犯错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跟着喊打的人会这么多，即此之故也。
真诚的态度必然要求写出真实的内容。巴金在《随想录》中提倡建立“文革”博物馆，就是要直面历史真实的意思。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文革”博物馆》）这就是说，写真实并不是为揭露而揭露，目的还是为了对发生过的事情有一个确切的认识，以免历史的重演。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只要写出实情，即于中国有益”（1934年1月25日致姚克信）之意。
但要写出实情，讲出真话，却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的习惯总是喜欢歌功颂德，不大愿意揭露矛盾，特别是当问题牵涉到自己的时候，更是不肯坦言。所以就会制造出一些历史垃圾筒，把所有的脏东西都往里面丢，或者会制定一些历史符号，以便把民众的义愤都附着其上，而显得自身非常干净了。但这不是历史。历史的实际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确和错误也会纠结在一起。巴金的要求是：“让大家看看它的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这要求当然很高，但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写出历史的真实来。
巴金很坦率地说：“我编印了一本《真话集》，只能说我扯起了真话的大旗，并不是我已经讲了真话，而且一直在讲真话。”（《卖真货》）当然，能扯起讲真话的大旗就很不容易，这只要看到当时阻力之大，就可以想见其难。但巴金还是敢于冲破阻力，尽量讲出真话的，虽然有时欲说还休，有时不免用了曲笔。比如，对于“文革”的罪恶根源问题，巴金也常常用某种符号来代替，似乎未能免俗，但细读全书，就知道他其实是看得很清楚的。这在记游岳王坟的文字中透露出了信息：在说到加害岳飞的责任时，他引用了岳庙石碑上所刻明人文征明所作《满江红》，并特别强调其中的一句：“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这是点睛之笔。他接着还发挥道：“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越过种种的障碍，顺着自己的思路前进，很自然地得到了应有的结论。”（《思路》）
无论巴金所讲的真话受到何种限制，无论这些话的深度、广度和后续情况如何，但他在“文革”刚结束之后，立即扯起“讲真话”的大旗，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发表于2006年《世界》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