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一生写了许多作品，我最喜欢的是他晚年所写的《随想录》。因为在这里，他提出了讲真话的要求，而且的确讲了许多真话。讲真话原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但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在古代，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的戒律，在现代，又有舆论一律的约束，结果弄得许多作家总是根据政治的需要来剪裁事实，按照上面定好的调子来唱歌。这是文学的悲哀。巴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深切地感悟到这一点，喊出了“写真话”的口号，这实在是一种伟大的觉醒。
巴金自己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写过一些符合政治要求的批判文章。虽然这是迫于政治压力而写的遵命之作，但他也不能原谅自己，一再反思、反复检讨。这种忏悔意识，在中国也是最不易得。我们的惯例：一个人一旦被打倒了，就一无是处，全盘皆错；如果翻案了，高升了，那就一贯正确，从来没有错误。所以有些人写起回忆录来，常常是文过饰非，往自己脸上贴金。相比之下，巴金的忏悔意识就益发显得可贵了。
有些评论家对巴金的讲真话表示不满，认为不够彻底。我以为读者所要求于作家的是，他说的应该是真话，但不能要求他把真话全部都说出来，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其理由不言自明。至于巴金后来不说话了，那是由于得了重病，已经身不由己之故。巴金自己并不愿意这样活着，他说：“我是为了大家活着”，这可见他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
巴金的逝世，对他自己是一种解脱。安息吧，巴金老人！
——发表于2005年《世界》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