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捷”的意思，简单说起来就是“快”。在这二十世纪的时代做人，总得要做个“快人”才行。譬如赛跑或游泳一样，快的居前，不快的便要落后，这是无可避免的结果。我们中国的文化，在两千年前，便已发展到与现今的中国文化程度距离不远。那时欧洲大陆还是蛮人横行的时代。而美洲，尚草莽未辟，更不用说。然而今日又怎样呢？欧洲文化的灿烂，吾人既已瞠乎其后，而美洲则更发展迅速。美利坚合众国立国至今不过一百五十四年，其政治、经济的一切发展，竟有“后来居上”之势。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固然是美国的环境好，适于建设。而美国人的举动敏捷，也是他们成功迅速的一个最大原因。吾人试游于美国的都市，汽车、街车等等的风驰电掣不算，就是在大街两旁道上走路的人，也都是迈步直前，绝少左顾右盼、姗姗而迟，像中国人所常有的样子。再到他们的工厂或办事房中去参观，他们也是快手快脚的各忙各的事体。至于学校里的学生，无论在讲堂上、操场上、图书馆里、实验室里，一切行动态度，总是敏捷异常，活泼得很，所以他们能够在一个短时期内，学得多，做得多，将来的成就也自然的多起来了。掉转头来看看我国的情形，一般人是行动迟缓，姑且勿论；就是学校里的学生，读书做事，也大半有一些不灵敏。所以在初中毕业的学生，国文不能畅所欲言；在大学里毕业的学生，未必能看外国文的书籍。这不是由于他们的脑筋迟钝，实在是由于习惯成自然。所以出了学校以后，做起事来，仍旧不能紧张，依然“从容不迫”地做下去。西洋人可以一天做完的事，中国人非两天或三天不能做完。在效率上相差得这样多，所成就的事体，自然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关于这种迟缓的不敏捷的行动，我说是一种习惯，而且这种习惯是由青年时代养成的，并不是没有什么事实上的根据。我们可以用华侨子弟和留学生来做证明：在欧美生长的中国小孩，行动的敏捷，固足与外国小孩相抗衡；而一般留学生，初到外国的时候，总感觉得处处落人之后，走路没有人家快，做事没有人家快，读书没有人家快，在课堂上抄笔记也没有人家写得快、记得多，苦不堪言。但在这样环境中吃得苦头太多了以后，自然而然的一切行动也就渐渐的会变快了。所以留学生回国后，一切行动总比普通一般人要敏捷些。等到他们在百事迟钝的中国环境里住的时间稍为长久一点，他们的迟缓的老脾气，或者也会重新发作的。就拿与人约会或赴宴会做例子，在欧美住过几年的人，初回国的时候，大都是很肯遵守时间，按时而到；后来觉得自己到了，他人迟到，也是于事无益，呆坐着等人，还白白糟蹋了宝贵的时间，不如还是从俗罢。但是这种习惯的误事和不便，是人人所引为遗憾的。尤其是我们的青年人，应当积极纠正的。
青年们呀！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的新时代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快”。你看布满了各国大陆的铁道，浮遍了各国海洋的船舰，肉眼可看见的有线电的电线、不可见的无线电的电浪，可以横渡大西洋而远征南北极的飞机，城市地面上驰骋着的街车与汽车，地面下隧道中通行的火车与电车，以及工厂、农场、公事房、家庭中所有的一切机器，哪一件不是为要想达到“快”的目的而设定的？况且凡各种科学，无不日新月异的在那里增加发明。我们纵不能自己发明，也得要迎头赶上去、学上去，这都是非快不为功的。
据进化论的昭示，我们人类由猿猴进化而来，却是人类在这比较安舒的环境中，行动渐次变得迟钝，反比猴子略逊一筹，而中国人的怠惰程度更特别的高。以开化最早的资格，现今反远居人后，这是多么惭愧的事！现在我们的青年，如要想对于求学、做事两方面，力振颓风，则非学“猴子样的敏捷”，急起直追不可！
（三）骆驼样的精神
在中国四万万同胞中，各人所负责任的重大，恐怕要算青年学生首屈一指了！就中国现时所处的可怜地位和可悲的命运而论，我们几乎可以说：凡是可摆脱这种地位、挽回这种命运的事情和责任，直接或间接都是要落在学生们的双肩上。
第一是对于学术上的责任。做学生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读书。读书从浅近方面说，是要增加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预备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从远大的方面说，是要精研学理，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类作最有价值的贡献。这种责任是何等的重大！读者要知道，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地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剧烈的二十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德意志便是一个好例证：德人在欧战时力抗群强，能力固已可惊；大败以后，不到十年而又重列于第一等国之林，这岂不是由于他们的科学程度特别优越而建设力强所致么？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原来是很有贡献的——如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之类——所以现时国力虽不充足，而仍为谈世界文化者所重视。不过经过两千年专制的锢蔽，学术遂致落伍。试问在现代的学术界，我们中国人对于人类幸福有贡献的究竟有几个人呢？无怪人家渐渐看不起我们了。我们以后要想雪去被人轻视的耻辱，恢复我们固有的光荣，只有从学术方面努力，提高我们的科学知识，更进一步对世界作出新的贡献，这些都是不能不首先寄望于青年学生的。
第二是对于国家的责任。中国今日，外则强邻四逼，已沦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内则政治紊乱，民穷财匮，国家的前途实在太危险了。今后想摆脱列强的羁绊，则非急图取消不平等条约不可。想把国民经济现状改良，使国家能享独立、自由、富厚的生活，则非使国内政治上轨道不可。昔日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果然有志竟成。现在的学生们，又安可不以国家为己任呢！
第三是对于社会的责任。先有好政治而后有好社会，或先有好社会而后有好政治？这个问题用不着什么争论，其实二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学生对于社会也是负有对于政治同等的责任。我们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很老的社会，一切组织形式及风俗习惯，大都陈旧不堪，违反现代精神而应当改良。这也是要希望学生们努力实行的。因为一般年纪大一点的旧人物，有时纵然看得出，想得到，而因濡染太久的缘故，很少能彻底改革的。所以关于改良未来的社会一层，青年所负的责任也是很大的。
以上所说的各种责任都放在学生们的身上，未免太重一些。不过生在这时的中国学生，是无法避免这些责任的。若不学着“骆驼样的精神”来“任重道远”，又有什么办法呢？
除开上述三种基本条件而外，再加以“崇好美术的素养”，和“自爱”、“爱人”的美德，便配称作现代学生而无愧了。
第十四节 牺牲学业损失与失土相等（节选）
学生爱国，是我们所最欢迎的，学生因爱国而肯为千辛万苦的运动，尤其是我们所佩服的；但是因爱国运动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试问欧战期间，德国财政上非常竭蹶，然而并不停办学校把教育经费暂移到军费上去。因为学生是国家的命脉。征兵制的国家，且有人提议，著名学者虽其年龄在兵役期内，可以免服兵役者。此何以故？以学业为军队的后备，青年的资粮，不可轻易的牺牲。我们想一想：德国有了一个克虏伯，就能使本国的军械甲于世界；法国有了一个巴斯德，就能使本国酿酒、造丝、畜牧等事业特别稳固，国富顿增，而且为世界造福；美国有了一个爱迪生，就能使美国开了无数利源，于煤油、钢铁、铁路诸大王以外，显着他发明的长技。而且当国难时期，正是促进创造的机会，如萝卜制糖、海草取碘、从空气中吸取氮素等，皆因本国受封锁后，外货不到，自行创造的。现在我们军械不足，交通不便，财政尤感困难，正需要许多发明家如克虏伯、巴斯德、爱迪生这一类的人。我们的祖先，曾经发明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知道我们民族不是没有创造力的。但是最近千年，教育上太偏于书本了，所以发明的能力远不如欧美人。我们这一辈模仿他们还来不及，虽有时也有一点补充，但是惊人的大发明，还说不到。若是后一辈的能为大发明家“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还可以救我们贫弱的国家。倘若再因循下去，那真的不可救药了。
青年的爱国运动，若仅在假期或课余为不识字的人演讲时局，或快邮代电发表意见，自是有益无损的举动。现在做爱国运动的青年，乃重在罢课游行，并有一部分不远千里，受了好多辛苦，到首都运动。一来一往，牺牲了多少光阴，牺牲了多少学业。单就这几万青年而论，居今日科学万能的时代，又其境遇可以受高等教育，安知其中没有几十名、几百名的发明家？又安知其中没有少数发明家，可与巴斯德、爱迪生相等的？当青年时期，牺牲这么多的光阴与学业，岂不是很可怜、很可惜的吗？
第十五节 孔子之精神生活
精神生活，是与物质生活对待的名词。孔子尚中庸，并没有绝对的排斥物质生活，如墨子以自苦为极，如佛教的一切惟心造；例如《论语》所记“失饪不食，不时不食”，“狐貉之厚以居”，谓“卫公子荆善居室”，“从大夫之后，不可以徒行”，对衣食住行，大抵持一种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的态度。但使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在不可兼得的时候，孔子一定偏重精神方面。例如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他的精神生活，是决不为物质所摇动的。今请把他的精神生活分三方面来观察：
第一，在智的方面。孔子是一个爱智的人，尝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又说：“多闻阙疑”，“多见阙殆”。又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可见他的爱智，是毫不含糊，决非强不知为知的。他教子弟通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又为分设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彼劝人学诗，在心理上指出“兴”、“观”、“群”、“怨”，在伦理上指出“事父”、“事君”，在生物上指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例如《国语》说孔子识肃慎氏之石，防风氏骨节，是考古学；《家语》说孔子知萍实，知商羊，是生物学；但都不甚可信。）可以见知力范围的广大。至于知力的最高点，是道，就是最后的目的，所以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何等的高尚！
第二，在仁的方面。从亲爱起点，“泛爱众，而亲仁”，便是仁的出发点。他的进行的方法用恕字，消极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的普遍的要求，是“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的最高点，是“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人（身）以成仁”。这是何等伟大！
第三，在勇的方面。消极的以见义不为为无勇；积极的以童汪踦能执干戈卫社稷可无殇。但孔子对于勇，却不同仁、智的无限推进，而是加以节制。例如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欤？”“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焉，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这又是何等谨慎！
孔子的精神生活，除上列三方面观察外，尚有两特点：一是毫无宗教的迷信；二是利用美术的陶养。孔子也言天，也言命，照孟子的解释，莫之为而为是天，莫之致而至是命，等于数学上的未知数，毫无宗教的气味。凡宗教不是多神，便是一神；孔子不语神，敬鬼神而远之，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完全置鬼神于存而不论之列。凡宗教总有一种死后的世界；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毫不能用天堂地狱等说来附会也。凡宗教总有一种祈祷的效验，孔子说，“丘之祷久矣”，“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毫不觉得祈祷的必要。所以孔子的精神上，毫无宗教的分子。
孔子的时代，建筑、雕刻、图画等美术虽然有一点萌芽，还算是实用与装饰的工具，而不信为独立的美术；那时候认为纯粹美术的是音乐。孔子以乐为六艺之一，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对于音乐的美感，是后人所不及的。
孔子所处的环境与二千年后的今日，很有差别；我们不能说孔子的语言，到今日还是句句有价值，也不敢说孔子的行为，到今日还是样样可以做模范。但是抽象的提出他精神生活的概略，以智、仁、勇为范围，无宗教的迷信而有音乐的陶养，这是完全可以为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