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5日
旅美学者陈小眉（Xiaomei Chen）的Occidentalism： 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西方主义：后毛泽东时代抗衡话语理论》），这本书内容虽然很荒诞，但却很成功。她的理论是：西方入侵中国时，中国只能通过学习西方的理论、技术、武器来反抗。这样做是把自己西方化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共产党学习马克思是为了反抗西方，因此，共产党是最好的例子来证明中国人在20世纪以后的西方化。
今天讲的题目是“中西方对战争的认识”。
首先来介绍一下梅勒和沃尔法特的另一本书。两位作者是研究比较哲学的德国哲学家，即从中国角度看欧洲哲学、从欧洲角度看中国哲学。他们几年前曾在法国南部开过会，与会者有欧美人和中国人，他们从中国和欧洲的角度谈哲学的问题，并且出版了Philosophieren über den Krieg（或许可以译为《对
战争的哲学思考》，这本书的封面上有三个汉字“朝闻道”）。HansGeorg Mller， Günter Wohlfart， Philosophieren über den Krieg： War in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Berlin： Parerga Verlag， 2008.
我有一个中国学生在研究壮族的史诗，史诗在德文、英文、希腊文中都是epos，而史诗与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2011年10月23日的Frankfurter Allgemeiner Zeitung (FAZ，《法兰克福汇报》）介绍了两本专门谈论暴力的书，其中一本为美国作家史迪芬·平克的《暴力：人类的新历史》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Viking Adult， 2011. 德文版：Gewalt： Eine neue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Fischer， Frankfurt am Main 2011.。据说美国人认为平克是美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此人认为人类在20世纪以后更多地享受和平，显然该作者对人类避免战争保持乐观的态度。
但最近德国也出版了一本关于暴力的书，书名为《极端残暴的社会》Extremely Violent Societies： Mass Violence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10. 德文版为：Extrem gewaltttige Gesellschaften. Massengewalt im 20. Jahrhundert. DVA， München 2011.，作者为现任瑞士伯尔尼大学近现代史的克里斯蒂安·吉尔拉赫教授，他的态度和前者截然相反。这也反映了美国人与欧洲人有很大区别，美国人乐观，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悲观。吉尔拉赫曾在柏林技术大学学习，并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他认为人类到了20世纪之后暴力会更多，和平会更少。有趣的是，一般谈暴力的话会说德国、苏联等国家，而他专门谈土耳其、印尼、孟加拉国。另外在20世纪结束之前，德国人会说暴力是欧洲人的问题，不是亚洲人的问题。而作者说明暴力不仅是欧洲人的问题，也是亚洲人的问题。
Epos（史诗）是欧洲文学史的来源，也有人说一个民族的第一部作品一定是史诗。如果从古希腊来看，确实如此，因为古希腊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伊利亚特》（Ilias）是一部史诗， 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也是史诗。在欧洲人看来，史诗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打仗。史诗会歌颂战争英雄，因此对史诗作者来讲，打仗是好事，通过战争可以表达出“我”是勇敢的，是富于勇气、无所畏惧的，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好汉。
在中国，有一部重要的作品是《诗经》，但是《诗经》基本上无法和史诗相联系，因为《诗经》虽然谈战争，但表现的却是对战争的厌恶。所以，中国文化主张和平、和谐，而欧洲好像是相反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战争是一切之父，也是万物之王。”文德尔班著：《古代哲学史》，詹文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1页。在中国，我们恐怕没办法听到这样的说法。我去年在曲阜做过一场关于“和谐”的报告，翻阅了很多德国哲学家谈“和谐”的资料，他们认为在德国、在欧洲“和谐”不一定是一个重要的题目。当然，在德国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哲学家谈“和谐”，也希望社会和谐，他就是莱布尼茨。但是，众所周知，他的思想受到过中国哲学的影响，特别是宋朝理学，所以他谈“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跟中国哲学有关系。去年我在准备报告的时候发现，西方哲学家们一般主张“冲突”，德文是Konflikt，英文是conflict，这个词的来源是说两个人之间常常是会有矛盾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不一定是喜欢战争，但是主张冲突。比如，讨论的时候，如果大家意见都一致是没有什么可谈的，我曾经告诉过你们我们波恩汉学学派对欧洲和中国的认识有自己的思路，所以跟我们争论的对手也特别多。这些人中有一个是波鸿鲁尔大学的教授罗哲海，他想通过他的汉学研究说明无论欧洲有什么样的思想，中国都早已经存在了，并且要比欧洲早1000年乃至2000年的时间。我们并不认同他的说法，因为他对欧洲的历史、文化的认识是有偏差的。但我们每发表一部作品，他都会认真地阅读，并且表示反对。他的做法从客观上帮助了我们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因为，在他表示过异议之后，我们更要把自己研究的意义讲清楚。可见，在学术上“冲突”有时是有益的。
附录6.1
Heiner Roetz (1950—)
中文名：罗哲海。中文译名：海涅尔·罗茨。
德国汉学家、哲学家。生于1950年。曾就读于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汉学系及哲学系。现任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东亚研究学系教授。其研究领域为儒家学说、中国传统与现代性、中国伦理学、中国宗教史。罗哲海教授的著作《轴心时代的中国伦理学》（Die chinesische Ethik der Achsenzeit. Eine Rekonstruktion des Durchbruchs zu postkonventionellem Denken， 1992）于2009年出版了中译本。
到1945年，德国人主张做人应该跟克虏伯（Krupp）的钢铁一样坚强，克虏伯是制造大炮等武器的军火商，中国在清末也购进了很多他们生产的大炮。今天，在香港、台湾、南宁等地，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很多放置在战略重地的克虏伯大炮。不过，德国人现在不再认为做人应当像钢铁一样坚强了。
你们应该记住波恩大学的教授阿恩特，这是一位鲁迅特别喜欢的人物，他也深受纳粹分子们的喜爱，所以今天的德国人都很讨厌他。鲁迅特别喜欢他的一句话：“上帝给予我们钢铁，这说明他不要求我们作为奴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有钢铁，有武器，所以我们应该打仗去。鲁迅在其早期作品《摩罗诗力说》中曾提到过。鲁迅《摩罗诗力说》：“千八百有六年八月，拿坡（破）仑大挫普鲁士军，翌年七月，普鲁士乞和，为从属之国。然其时德之民族，虽遭败亡窘辱，而古之精神光耀，固尚保有而未隳。于是有爱伦德（E.M. Arndt）者出，著《时代精神篇》（Geist der Zeit），以伟大壮丽之笔，宣独立自繇之音，国人得之，敌忾之心大炽；已而为敌觉察，探索极严，乃走瑞士。递千八百十二年，拿坡仑挫于墨（莫）斯科之酷寒大火，逃归巴黎，欧土遂为云扰，竞（竟）举其反抗之兵。翌年，普鲁士帝威廉三世乃下令召国民成军，宣言为三事战，曰自由、正义、祖国；英年之学生、诗人、美术家争赴之。爱伦德亦归，著《国民军者何》暨《莱因为德国大川特非其界》二篇，以鼓青年之意气。”见《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3—64页。
我还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喜欢提到墨索里尼的一句话：“瑞士没有参加战争，因此这个国家除了布谷鸟钟以外没有任何贡献。”墨索里尼是意大利法西斯的代表，但是意大利法西斯与德国法西斯是不一样的，他们反对杀害犹太人，没有也不想杀害犹太人。墨索里尼认为因为瑞士没有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但是风景很美，饭好吃，葡萄酒好喝，人也不错，而说德语的奥地利却有音乐家，比如莫扎特。
《对战争的哲学思考》一书中记载了，二战时期巴顿将军在战后经常喜欢去战场抚摸甚至亲吻尸体，说：“I love it. God helped me. I love it more than my life.”这个人太可怕了，我不敢说他可以代表美国还是欧洲。另外，我们知道在1795年康德发表了一篇散文《论永恒之和平》（Zum ewigen Frieden），他认为人类终将享受永久的和平，所以康德和巴顿将军对死亡的认识是对立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说：“The natural state is the war.”他的意思是说：战争是自然而然的事，人类无法避免战争，战争应该存在。我觉得这个思想也是可怕的。此外，早期的哲学家们也会思考一些战争的问题，拉丁文中有一些固定的说法，比如“ius ad bellum”（如何正义地去打一场战争），意思是说如果我觉得别的国家、民族对我不好，我有权利去打仗，不需要从道德方面来思考。比方说，美国侵略伊拉克，在美国，他们会说因为伊拉克对自己不好，所以他们有权力攻打它，自己是对的，伊拉克是错的。阿富汗问题也是一样的，他们会说塔利班对自己不好，所以他们有权利去打阿富汗，这是正义之战。由于德国没有参加伊拉克战争，所以我们的观点和他们不一样，觉得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但他们不但不听取，反而讽刺我们是“老欧洲”。其实，我们并不是“老欧洲”，而是“进步的欧洲”。只能用武器来解决问题，是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