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2011年对北京外国语大学来讲是不平常的一年，因为从这一年的9月起，我们聘请顾彬教授为北外的特聘教授，聘期为五年。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五年之中，顾彬教授会在北外的校园里跟我们的老师和学生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
同年3月份的时候，时任北外校长的陈雨露教授有一次找到我，问我是否可以为北外引进一两位国际知名的教授。我当时就想到了2月份刚刚在波恩大学荣休的我以前的博士导师——顾彬教授。经过几次跟顾彬教授和师母张穗子女士的磋商后，他们基本上同意了来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五年的安排。7月份顾彬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参加暑期班的讲授时，专门到了北外，与副校长金莉教授签署了合同文件。此事办成之后，我告诉了陈校长，他也倍感欣慰。
2011—2012学年的秋季学期，顾彬教授开了两门课：“汉学研究新视野”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前者主要讲授目前在西方汉学界所出版的新书中所涉及的新译本、新材料、新观点等，后者则对中国与欧洲交流的历史加以梳理，目的也是为了今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接受对方。
“汉学研究新视野”一共讲了十一次课，内容涉及中西在文史哲很多方面的不同看法。值得注意的是，顾彬教授在介绍这些书的时候并不是平均用力，他对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会多加以介绍，而他不感兴趣的部分，则一笔带过，这其实也是他做学问的特点。几个比较集中的主题，包括“忧郁”、“死亡”等他多次谈到过，而有关“笑”、“身体”等他谈得则不多。顾彬教授常常说，他不喜欢重复，即便是同一个题目，如果再次讲的话，他也会有一些新材料，或者从另外的一个可能角度去加以分析。我想这点大家可以从本书中清楚地看到。
在演讲中，顾彬教授拒绝只讲理论或道理，他最喜欢的是讲实际的例子以及对作品的分析。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作祟，国外汉学界常常会忽略中国文化的深层问题，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很少真正根据作品的审美和艺术标准去选择，而更多地是根据作者的政治立场来做取舍。因此，在很多一般的西方读者眼中，中国的文学作品只能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寓言加以解读，他们所肯定的是这些文艺作品的外部的非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我认为顾彬教授的重要性在于，他一直努力通过中国文学作品的实例分析，向西方读者证明中国文化本身所固有的与西方文化不同的精神和美学的意蕴，让他们逐渐去理解中国固有的宇宙、自然和人的观念所具有的诗学性质，从而改变中国文化在那里的陌生性和被误解的氛围。近年来他的一系列的德文出版物都证明他在这一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此外，顾彬教授汉学研究的目的并非仅仅让国外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化，或者说让西方人以他者为手段更好地来了解自己：“……这里，放着一把既能更深刻地理解自己，又能更深刻地理解他人的钥匙。”他的目的显然是要在迂回的道路上更好地了解陌生者和自我！欧洲通过中国，中国通过欧洲！因此，尽管顾彬教授的问题意识来自西方，但是他的努力却是双向的：他已经习惯于在不同时代、不同世界中往返。作为汉学家的顾彬教授由于距离感而认识中国，并且透过此更为深刻地认识自己，透过他的著作，中国人也可以反观到更深层次的对自我的认知。
顾彬教授一直在思考，他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与中国文化做着跨文化的对话。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一对话中，他也特别愿意倾听，并且时刻准备着被改变。我在重温这些演讲的时候，仿佛又重回到了当年在波恩求学的日子，那时常常能听到顾彬教授精彩的演讲。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刘广汉社长将此书纳入他们的出版计划，多年前刘社长就曾跟顾彬教授确定过这一系列选题。此书我最初是跟出版社的阴牧云编辑联系的。由于我自己的事情太多，书稿在我这里拖了半年之久。后来编辑部换了阎海文编辑继续跟我接洽，正是在阎编辑不懈的努力下，我才得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能够交稿。同时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对这项工作的支持！
感谢我的博士生熊英女士，此书是我们共同来编的。每次上完课之后，作为作业有一位同学会将顾彬教授的演讲稿整理出来。学期结束后，熊英同学再将所有的稿件又统了一遍。她在这一遍统稿的过程中，为我减少了很多的麻烦。参与整理顾彬教授演讲稿的其他同学还有：陆遥、盛诗雯、杨阳、罗颖男、张子伊、徐丽、张欣（德语部分）。我尽量找到顾彬教授提到的中外文著作的引文，大部分也由顾彬教授自己提供了。由于顾彬教授大部分的藏书都带回了波恩，其中有些引文的问题，这些天我们一直通过邮件联系，大部分的问题都得到了确认。
从顾彬教授2011年9月至12月的系列演讲课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很高兴这本演讲集马上就可以结集出版了。由于编者学识有限，而汉学本身又是一个学术领域，所涉及的学科之多，并非一人、一世所能穷尽。书中编校的错讹、疏漏之处，当然是由我来承担责任。同时，我也期待着读者各方面的批评意见。
李雪涛谨识
2013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