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郑氏所举论“变局”之范围，其意旨包罗甚广，由表中分列篇名可见。有军事，有外交，有工政之铁路，有商业之竞争。而郑氏著书宗旨，亦相与有关。实际则总括于列强对华之冲击，变局之动力本源，均来自西方国家之扩张。中国承其侵略，受害最深。因是对于“变局”必当警觉，必当思考应付之方，以趋利而避害。在提示“变局”，呼吁适应一端，郑氏不惮再三向国人反复申述，实是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 二、商战思想郑观应生平思想最突出、最具特色以至最具时代之代表性者，在于其所提论之商战观念。商战观念始形成于同治初年，最早为曾国藩所提示，而作深入解析，发明其精义者则应首推郑观应。在近代思想家中，固各有重要表现，特在郑氏之居于商贸直接接触之敏觉，最能感受西方工商侵略之剧烈，最能见出中国受害之根本动因。故于商战观念把握最切，特辟专章，详加论列，并即题名“商战”。在近代思想史上，以“商战”一词立为专文题旨者，仅郑氏与汪康年二人，此外，欧阳巨源与旅生合撰之《维新梦》传奇，其中一出亦以“商战”为剧目。王尔敏：《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收入《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页233—379。又，王尔敏：《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运动与通俗文学之兴起》，收入《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印。 郑氏演论“商战”观念，开宗明义，自西方工商冲击起义。以西方商贸之入侵，启示一个中外商战局面之存在： 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兵刃。迨至精华销竭，已成枯腊，则举之如发蒙耳。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夏东元编：《郑观应集》，页586。 由于工商竞争之激烈，进而须作应战对战之思考，实乃自然之理。郑氏亦加申论，呼吁国人，莫轻视工商及其职业： 夫所谓通者，往来之谓也。若只有来而无往，则彼通而我塞矣。商者交易之谓也。若既出赢而入绌，则彼受商益而我受商损矣。知其通塞损益，而后商战可操胜算也。独是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借楚材以为晋用，去所恶而投其所好，则可以彼国物产仍渔彼利。若有商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即今力图改计，切勿薄视工商。《郑观应集》，页588。 郑氏更深入指出，西方商战，系建基于国家整体之灵活结构，国政与商务配合，以国力支持商力。运用国力，谋取他国财富，以增益本国工商富源。故必至为通商目标而向中国用武。此为中国前史所未闻。郑氏之论，足使国人憬悟： 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昔英、法屡因商务而失和，英迭为通商而毁人国。初与中国开战，亦为通商所致。同上，页596。 既与西方较量商战，其方术如何设计，当须立即思考。郑氏举出十项战法。当可总括为引进西洋工艺技术以从事生产之一项目标。同上，页589—590。郑氏更于工商抵制观念有深入发挥，现代世界工商国家之争持胜负，俱不出郑氏所前见。如郑氏所论云： 第商务之战，既应借官力为护持，而工艺之兴，尤必借官权为振作。法须先设工艺院，延欧洲巧匠以教习之，日省月试以督责之，技成厚给廪饩以优奖之，赏赐牌匾以宠异之。或具图说请造作，则借官本以兴创之，禁别家仿制以培植之。工既别类专门，艺可日新月异。而后考察彼之何样货物于我最为畅销，先行照样仿制，除去运脚价必较廉，我民但取便日用，岂必贵人贱己，则彼货之流可一战而渐塞矣。然后更视其所必需于我者，精制之而贵售之。彼所必需断不因糜费而节省，则我货之源可一战而徐开矣。大端既足抵制，零星亦可包罗。盖彼务贱，我务贵；彼务多，我务精。彼之物于我可有可无，我之物使彼不能不用。此孙子上驷敌中，中驷敌下，一屈二伸之兵法也。惟尤须减内地出口货税，以畅其源，加外来入口货税，以遏其流。用官权以助商力所不逮，而后战本固，战力纾也。《郑观应集》，页590。 商战之所以关系重大，郑氏指出是一长期而与时俱在之激烈竞争，乃真正关系国力与国运。郑氏不惮反复言之，如其早期所论： 语云：“能富而后能强，能强而后能富。”可知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然富出于商，商出于士、农、工三者之力，所以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况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同上，页595。 郑氏晚期所论，尤见深入： 夫兵战之日短，商战之日长；兵战之亡速而有形，譬如风吹灯灭；商战之亡缓而无形，譬如油尽灯灭。有形者易备，无形者难防。而人反畏兵战而不畏商战。吾知二十世纪因商战之败而亡国者必较兵战为尤甚。兵战恃船坚炮利，火器巧捷猛烈，为战胜品。商战之制胜品，则在扩充实业，振兴商务，推广制造，以维持国货也。我国士夫暗于世界之趋势，而不知以此为重，仿效改良。虽日受外人欺侮，仍然泄泄沓沓，苟且偷安，甚至割地求和，恬不为耻。此我国可以大于日本十倍，大于德国数倍，亦贫而且弱也。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七，页28，《上戴鸿慈书》。 中国当商战之世局，既激烈而持久，不能长受朘削，必须起而对战。如前所论，郑氏注重效法西洋，以吸取西方工艺技术。而实质即为西方之工商知识。至于工艺技术知识之取得，来自于学习，自不免必须思考教育问题。郑氏本以学习西方经商体制入手，故十分注意于技能知识之教育： 惟中国不重商务，而士、农、工、商又各自为谋，虽屡为外人所欺，尚不知富强之术。筹饷则聚敛横征，不思惠工商以兴大利；练兵则购船售炮，不知广学业以启聪明。所谓只知形战而不知心战者也。形战者何？以为彼有枪炮，我亦有枪炮；彼有兵舰，我亦有兵舰，是亦足相抵制矣。孰知舍其本而图其末，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心战者何？西人壹志通商，欲益己以损人，兴商立法则心精而力果。于是士有格致之学，工有制造之学，农有种植之学，商有商务之学，无事不学，无人不学。我国欲安内攘外，亟宜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如广设学堂，各专一艺，精益求精，仿宋之司马光求设十科考士之法，以示鼓励，自能人才辈出，日臻富强矣。《郑观应集》，页595—596。 郑氏自早年以迄晚年，于教育问题最为关心，联属于商战宗旨，构成此观念之重要部分，如其致戴鸿慈书云： 昨晤教，曾询其救国之策，以何者为先？官应愚见，宜标本兼治，顾本则首重教育，治标则讲究理财。尝考泰西有因兵力不足，讲究理财，力求商战之胜利，亦足立国于地球上者。近世反弱为强之国，莫捷于德、日，其练兵制器，固由教育。且知商战为急，而商学莫不从教育来，故均一蹴而为世界之强国。我国地大物博，十倍于德、日，岂不及人？日本同种同文，尤应仿其维新办法。《盛世危言后编》，卷四，页32。 郑氏立论，每举近世日本、德国之日臻富强为例，盖皆出于实业教育之成功。如其致张振勋书云： 吕氏东莱曰：地之于车，莫仁于羊肠，莫不仁于康庄；水之于舟，莫仁于瞿塘，莫不仁于溪涧。夫康庄岂虑覆车，溪涧岂患沉舟。而往往不免者，误于所忽也。商战之亡人国者亦然。二十世纪之天下，一商战竞争之天下也。其间富强之速者，莫如德、日。商务也，实业也，工艺也，均骎骎乎有一日千里之势。果操何术以致此？盖亦在广设各种学校，教育各种人材而已。夫日本不过扶桑蕞尔三岛，德国不过合二十五小邦而成国，以能广设学校之故，速致富强。俾士麦曰：德国富强，其人材均出于学校。此其明验。同上，卷八，页53。又，同上，同页，同函云：“是故我国如欲致富图强，必从广设学校始。从此商务、实业、工艺与及各种人材无不由学校出。何致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各当其才，百废俱举，富强之基，不在是乎。” 入于民国初年，郑氏致书伍廷芳，仍再三申论教育与商战之关系： 尝遍观吾国二十余省，觉吾人所日用之物，多系外洋之舶来品，缘其制造精巧，花样新奇，易于炫人眼目，且价廉而物美，洋人何以能如此之精巧新奇，缘其教育之良也。何以物美而价又廉，缘其国家定出口货税，或轻或免，令其畅销于外，以夺外人之利也。所谓兵战不如商战也。然商战人材，无一非出自教育。教育为立国之本，国运之盛衰系之，国步之消长视之。《盛世危言后编》，卷二，页75。 郑氏商战思想，虽志可远图，而本意实在挽救中国之贫弱危亡。旨在对抗西方工商强权之经济侵略，未尝一言工商势力之向外扩张。不惟如此，抑于中国国土上之商利，亦主张开放政策；盼望列强投资，共同开发中国天然之利。此一观念，亦即中国利用外资之先驱思想。如其致周寿臣所论于边省开辟万国商场： 鄙人于甲午年，尝与有心世道者论。我国与外国通商以来，非但兵战屡败，而商战亦不如人。设长此不变，实业利权恐尽为外人所握，受人挟制。且闻东三省、西藏各省，强邻时欲侵占，与其留为外人蚕食鲸吞，不若大开门户，凡与列强毗连之边境及琼廉地方，均辟为万国公共商场。如有外人愿入我国籍者，准其杂居，招集公司，开办各项实业，吸收外人财力，振兴我国农工。或借彼合力以保疆土，免为外人侵夺。就鄙见而论，策莫善于此。惟最要者，须重定新律，收回治外法权。拟暂照日本律例颁行，华洋一律，无许歧视。如是则外人均受治于我权之下，应无他虞。同上，卷四，页51 。 在近代尚有意义相近、宗旨相同之另一概念，是所谓之“寓兵于商”。早在鸦片战后，耆英在1846年对英国立国已作如斯认识。郑观应亦在所著《盛世危言》数度提出，并且扩大至于农、工、商。如其所论： 盖泰西各大国，不独寓兵于农，且寓兵于士、工、商贾。缓急征调，顷刻可集数十万。兵费不糜而兵自足。昔普国军臣卧薪尝胆，国人亦莫不知兵，卒以胜法。英、俄各国近复效之，精益求精，争雄海外。《郑观应集》，页140。 郑氏晚年在宣统元年（1909）所论，实将商战意义与寓兵于农、工、商作相等诠释： 方今各国立宪时代，富强政术大致相同。上稽罗马、蒙古兵力之强，知税敛不知教育，实业不兴，以致民怨国亡。我中国史册所载，管仲相齐，霸诸侯一匡天下。以民为贵，严定法律，振兴农工，擅鱼盐官山府海之利，亦尝以商战弱人国。可知古今兴亡之故，非兵强不足以保国，非商富不足以养兵，而商战之利器在农工。《盛世危言后编·自序》。 商战观念为中国承受西方工商扩张之冲击而感悟启发之应生思想。在十九世纪为多数知识分子申说讨论，反映中国承受列强经济侵略之痛觉，以及面对困局自救自存之反省。其中尤以郑观应屡屡反复提示，不惮烦再三引论，足以见其秉持之坚定。抑于诸家言论之中，郑氏所言最详、最具系统。并特立专题，演述意旨，于同时代人物比较，则以郑氏最为突出，亦足当为商战思想之代表。 三、“官督商办”政策之体认及其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