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略历及其对世局之认识
中国近代历史演变之动力，结合外在之冲击与内在之反省与适应，两方面激荡融合，而汇成历史发展主流。而思想认识之改变，实为同时代一切历史承转之启动根源。
中国近代承受西方势力冲击，原本始于工商实利加速扩张之压力，而非知识文化之交流。故中国近代思想之创生与形成，多来自于散乱之刺激与枝节之感悟，因是而呈现五光十色，多彩多姿，但亦复杂矛盾，少具体系。惟对于来自西方工商冲击，本为明显事实，并易见其快速影响。在中国面对其情势之适应，则是茫昧缓慢，错乱乖张。其所以使然之原因，颇值寻思探索，在此无从深论。至于中国近代工商思想方面之情势、成就与意义，则急需有所澄清。
中国近代诸般思想概念，重商思想构成一部独立体系，概念分明，特色显著，足以反映时代醒觉意义。在同时代中最杰出之思想家，则为买办商人出身之郑观应，在近代工商思想上具有先驱之开创地位。
郑观应字正翔，号陶斋，先后又自署：诚中子、荥阳氏、铁城忧生、铁城慕雍山人、待鹤山人、罗浮山人等别号。观应本名官应，屡见于郑氏自称及李鸿章奏牍（《李文忠公奏稿》）。然又每用观应二字，亦屡见于官私文书及函札，抑且出现频繁，因是为人习惯引称。
郑氏系广东省香山县雍陌乡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1842年7月24日），卒于民国十一年（1922）西历五月，享年八十一岁。夏东元：《郑观应传》，页1—2，页264，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11月第二版。观应先祖名鸣岐，系知书文士。父名文瑞，字启华，号秀峰，承家学渊源，颇喜读书，无缘科名而藏书甚富。因其博学能文，遂于乡中设帐收徒，成为布衣塾师，从游者多能树立功名。观应因家学传承，颇欲循举子业，为立身之计。然考场不利，名落孙山。由于家庭贫寒，兄弟众多，无法续求科名，观应遂于十七岁之年弃学就商，赴上海学习英文，为服贾洋行之准备。同上，页2—4。
郑氏于咸丰八年（1858）到达上海，追随叔父郑廷江（号秀山）学习英文。由于广东香山县地近澳门，再加英国新辟香港殖民地，均为外洋商贾集中所在。因地利之便，香山四乡民人出为洋行买办仆役者，实繁有徒，形成地缘风气。郑氏之远游上海，正因为上海口岸之发达，香山籍之洋行买办多受役于此，而郑廷江亦正是上海“新德洋行”买办。观应因同乡曾学时（字寄圃）及徐昭珩（字钰亭）之荐介，于咸丰九年（1859）受任为“宝顺洋行”（Dent & Co.）买办，专管丝栈，兼管轮船揽载客货。嗣后一面习商，一面并于晚间在英国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所设之“英华书馆”学习英文。郑氏自此确定其买办出身以至生平从事商贸之经历。同上，页3—7。
观应在“宝顺洋行”任买办约十年之久，于同治七年（1868）因“宝顺”停业而去职。然郑氏于担任洋行买办同时，亦自筹资本，兼营丝茶贸易，并于同治六年（1867）与其他买办唐廷枢、郭甘章合组“公正轮船公司”，航行长江，载运客货。直至同治十二年（1873）因“太古洋行”（Butterfield，Swire & Co.）创立轮船公司，始将全部“公正轮船公司”转售予“太古”。而观应亦自此年受任为“太古洋行”买办。自同治十三年（1874）郑氏与“太古”签订合约，受任为总理兼管账房、栈房。同上，页6—9。又，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共九卷），卷二，上海，光绪二十四年印，页29：“余曩时总理宝顺及太古轮船公司事务。嗣又与洋人创办公正轮船公司，及各口揽傤行，三十余载。旋蒙盛杏荪（宣怀）、唐景星（廷枢）、徐雨之（润）三观察采听商情，禀请傅相（李鸿章）帮办招商局。曾同唐观察同至怡和、太古，酌定三公司轮船水脚均分之约。出视南洋各口，察看商务情形。叠蒙傅相札委总办局务，于中外商务利弊，颇知梗概。”
郑观应总理“太古”轮船航运八年之久，使业务发展迅速，营利甚厚。充分表现其商贸眼光与才干。由于同乡唐廷枢、徐润之推荐以及李鸿章之赏识，遂使郑氏放弃“太古”高级职位与优厚薪俸，于光绪七年（1881）转而加入“轮船招商局”担任营运工作，随即升任总办。且使郑氏进于半商半官地位。嗣后郑氏一生于“轮船招商局”凡三进三出，在中国近代航运史上为先驱人物。除轮船航运之外，凡关中国近代新式民生工业，郑氏无不参与，且多担任总办。如光绪六年（1880）与戴恒、龚寿图、经元善等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七年担任“上海电报分局”总办。两者均为中国新创工业。此外郑氏亦参与唐廷枢所创“开平矿务局”之投资。在甲午中日战后，又承盛宣怀延揽而担任“汉阳钢铁厂”总办。郑氏生平实践，均与中国近代工商实业息息相关。 《郑观应传》，页35—51，页136—150。又，《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五，页25：“余（郑观应）尝与同志戴子（恒）、太史龚仲人（寿图）、李韵亭（培松）两观察，蔡嵋青（鸿仪）部郎、经莲珊（元善）主政，集股银四十万，公禀傅相，奏设上海织布局。限期十年，不准他人搀夺。如限期内有欲添设者，或另辟纺纱厂，均由该局代禀，酌抽牌费津贴。”
郑观应生当鸦片战争之后，正值西方势力日益增大，沿海沿江口岸日益增多，外洋工商冲击日益强烈，中国固有商贸经营日益艰困。以一洋行买办身份，效命于洋人顾盼指使下，穿梭于营逐末利商贾之间，奔走于南北江河湖海之通都大邑。其所接触，所见闻，实足感到置身于巨变时代。在芸芸众商之中，郑氏之敏觉及其关心国脉民命，充分表现先知先觉之责任使命。尤其著文警世，唤醒国人。虽为商贾之卑微，而其流传当世之著作，亦足以照耀一代，具有永恒之代表意义。
郑观应表现其先知先觉之眼光，首在其对于中国当时所处局势有透彻了解。郑氏深知中国正当世界之非常变局，必须掌握其转变关键，审慎应变，以免贻害后世。此种觉识，最早见于光绪六年郑氏所刊《易言》一书，其后亦于其所著《盛世危言》中屡屡言之。先后提示，不下十次。兹为简化表达，将此类识见列表于下： 书名篇名有关变局之言论倡说年代 《易言》论火车夫水则资舟，陆则资车，此民生自然之利也。西人本此意而精求之，水则制火轮船，陆则制火车路，以便来往，以利转输，诚亘古未有之奇制也。 1880年（出书年代） 《易言》论边防夫中国自开海禁，藩篱尽撤，尤属古今之变局，宇宙之危机也。滨海之省，广东则香港一岛已属英吉利，澳门一岛亦属葡萄牙。其余南北各口，综计三埠，彼此通商，而洋人之心犹以为未足也。间尝盱衡时势，各邦俱存封豕长蛇之志，而中国尚乏折冲御侮之谋。所冀当道诸公励精图治，凡有利于军务国政者，一洗因循观望之习，而立长驾远驭之方，毋使环而相伺者之得狡然以逞也。 同前 《易言》论出使春秋时，贤士大夫必周知列邦政教之隆替，民情之向背，俗尚之好恶，国势之盛衰。必也全势在胸，然后能体国交邻，事大字小。今泰西数十邦叩关互市，与我中国立约通商，入居内地。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来未之有也。而词臣每鄙洋务为不屑谈。窃谓：嗣后各国使臣宜兼二、三品京卿，其胆识兼优者方膺简命，驻劄外洋，庶几于各国政教之殊得而察之，洋人制造之巧得而知之。即其风土之诡异，人情之醇诈，与夫物产之蕃滋，皆得详访而备记之。外洋情形，了如指掌，是一举而数善备焉。同前《易言》论火器方今中外通商，华夷错处，小则教堂滋事，各省纠缠，大则兵舶示威，多方恫喝。诚历代未经之变局，亦智人难测之危机。惟是欲善怀柔，格被既穷于文教，欲筹战同前 （续表一） 书名篇名有关变局之言论倡说年代 守，备储端赖乎军资，此火器之亟宜制造也。《易言》（二十篇本）通使今泰西数十邦叩关互市，入居内地，此乃中国非常之变局，三千余年来所未有也。而论者犹鄙洋务为不屑谈，独何心欤？1882年（出书年代）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惟今昔殊形，远近异辙，海禁大开，梯航毕集，乃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1894年（出书年代，按郑氏自序，当早于1892） 《盛世危言》通使今泰西数十国，叩关互市，聚族来居，此诚中国非常之变局，于此而犹不亟讲外交之道，遴公使之才，乌乎可哉！同前 《盛世危言》铁路夫水行资舟，陆行资车，古之制也，民生自然之利也。至今日而地球九万里，风气大通，以日行百里计之，环球一周，累年不能达，文轨何由一？声问何由通乎？天乃假乎西人以大显利用宜民之神力，于是而轮船、火车出焉，以利往来而捷转运，风驰电掣，迅速无伦，诚亘古未有之奇制也。中国版图广大，轮船之利亦既小试其端矣，独火车铁路屡议无成，聚讼盈庭，莫衷一是，窃未见其可也。同前 《盛世危言》边防通商事起千古未有之变局。中国兵威不振，财用日匮，商民交困，皆因劫于条约，太阿倒持，反主为客，而商务亏绌，以至于此。今日时局之可忧，而亟宜措意者，恐不在俄而在英。自光绪元年至十五年，中外通商银价出入赢绌之数：中国共亏银一万五千五百六十一万余两。至十六年，英国嬴银至六千零八十万四千三同前 （续表二） 书名篇名有关变局之言论倡说年代 百一两，合之俄、美等国补入中国之银二千五百四十一万余两，中国一岁亏银至三千九百九十四万八千九百四十一两。此有贸易之册可稽者。国困民贫，端由于此。《盛世危言》水师中国海疆袤延万余里，泰西各国兵舶飙驰轮转，络绎往来，无事则探测我险易，有事则窥伺我藩离，从此海防遂开千古未有之变局。居今日而筹水师，诚急务矣。《盛世危言》商战考西人之商于中国也，自明季始；中国之与彼族立约通商也，自道光朝始。洎乎海禁大开，中外互市，创千古未有之局，集万国来同之盛。轮舶云屯，货贿山积，商之势力大者往往足以把持市价，震动同业。下至淫巧奇技，亦领异标新，锥刀竟逐，究天地之精华，竭闾阎之脂膏。熙熙而来者不皆禹甸九州之人也，攘攘而往者无复震旦三教之士也。彼方以国护商，群恃中华为外府，吾犹以今况古，不知商务之匪轻。天下滔滔，谁为补救哉？（此段言论，系郑氏引据《沪报》，用以支持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