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自同治中期王韬旅英，立即刊布《漫游随录》，以及嗣后出使英国之使臣、参赞、随员等人，向未尝作系统介绍英国市政结构。而宋氏《泰西采风记》应是较详慎深入的载述英国地方政府架构。值得引叙一二：英君亨雷第八（Henry Ⅷ）时，统一三岛各部，使武将镇治之。因其旧部分疆，每部名曰康退（county），所辖邑镇名曰爬理司（parish，即教区，又译作地方自治区）。议院定建县治，分并爬雷司（parish），置为敌司退克（district）。敌司退克地方官，如中国知县，由内部选授。此外地方官有五职：一曰振恤官，二曰保卫官，三曰学校官，四曰营造官，五曰税敛官，皆由民举。道光中（1821—1850），议院定建府治，择各部大邑，名之曰汤（town），计三岛为汤二百。就地举首董数人，名曰汤康喜尔（town Council），译言或为府议绅，府地方官由府议绅举，主一邑财用讼狱。任一年满，民悦而留任，再期而代，旧译为知府府佐，所拟不伦。外国地方官不相统属，无督察之责，尊卑之等，不能以中国官等比附。有由国授，有由民举。更不能以进身较论。其实此官即各邑审事官，主治大邑讼狱者。伦敦为英都首邑，亦有地方官一人，译以为府尹。其实此官由下等有爵者举任，亦民举也。通率英国地方官，由国授者，每敌司退克一人，计五十七人。由民举者，每汤一人，计二百人。此外赈恤、保卫、学校、营造、税敛官，悉由民举，以社会为分治，宽乡一爬理司分为数社，狭乡数爬理司合为一社。每一社率有五官，由民举。其社分合不常，故官数难准。大约五倍于国设之官，但每社由国设一监察官，统于伦敦，属于内部。通率民举之官六倍于国授，而权职相等，互相维制。无论民举国授，皆就其地取人，进退皆由舆论。无盘踞把持与贪脏枉法纵威殃民之事。不司赋税监工，故无横征浮派。食禄有定，缺无肥瘠，而钻营奔竞贿赂之风自止。《泰西各国采风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页7b。宋氏叙议英国地方各级政府，自极其称许此制之权责分明，质简不繁，由下公举，远逾官委，已见及民权之普及。然亦指出自由经济，财富遽归巨商大贾，小工则难赒其家，财富集中，形成社会贫富悬殊。因而乃派生穷民社区联合之制：兼并盛而贫民日多，此外域重商保利权之弊，不可不察。英行新法才数十年，而民部遂有贫民部之号。以除工商外皆贫民也。民举赈恤官，掌养贫乏，分社而治之，英语谓之“由吝爬理司”（Union Parish），大者自为一社，小者合数域为一社。《中国近代学术名著·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页394。
宋育仁考察地方市政，甚是用心，所见深入下层，所述具体简明并大致周全。见其所陈叙民间邮政，视为便民善政，备述其细节：外洋邮政，为岁入一大宗，不特远电四达，即近都市数里十数里，随处皆置分电局。交络环通，与火车路相辅。
其往还信札，皆于沿街巷口置铅筒如短柱。信由隙投入，钥启而出。总局一所，分局若干所，量道里远近，人户寡众为分置局，用若干人司钥，晨十点钟一启钥，晚十点钟一启钥，晨十点钟前投入者，是日达所屆，晚十点钟前投入者，次晨达所屆。有信票以代信资，票出于官，资入于官，其票方半寸，印王面其上，信局入资于官，算若干票入若干镑。人自购票于信局，凡两本士半购票一签。权信之轻重，信重二两以内贴一签，二两以上加一签以至数签。此即王面税之一也。局工启钥，有签者寄，无签者置。寄由火车，迟期有罚，遗失有罚，每家门扇皆附着一铅筒，门外从隙投入，隙有铁叶，响震满屋，门内开筒，信乃得出。省专丁送信之旷时，接信给资之纷扰。而收信资为税款不劳而集。其远信须保险者，乃入局亲投挂号，仍衡轻重，算赀加签，便由轮船火车径达矣。《泰西各国采风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页9b—页10a。
近代国家，电报、邮传俱为政府与人民共有之日用庶政。二者均为西方研创行用最成功的利器。宋育仁于二者颇有亲身熟验，而尤专注通信邮政。其于光绪二十年采录实况，自见用心，而为时非晚。
中国原早有驿站制度，清代行之而创有详密规定，由兵部掌管，行用有效。惟入近代，西方电报知识已于1850年代输入。沿海口岸，电线已通至海口，只是不准上岸。清朝政府亦自缚手脚，一意重用驿站，而消息落于西人之后，尤失兵机。直到1880年因李鸿章指令盛宣怀开办电报局，至1882年中国始有各地电报发收局站。已迟滞约三十年。然中国电报主权算是尚未丧失。
清朝政府公文来往靠驿站，不理民间通信之事。由是不知邮政重要，使之自由放任。五口通商以后，欧美大国领事，渐窃中国邮权，于中国境内各用各国传信之法。而自1861年以后，中国海关税务司因各口通信需要，即在海关自设邮局。发售邮票，代递中国官民私信。于是中国邮权自此丧失。到光绪二十年尚未收回。光绪二十二年 （1896）中国政府始被动承认海关兼营邮政，始有正式中国邮政局。却已迟后四十年。宋育仁乃说明邮政为富国善政，自足以启悟国人醒觉。王尔敏：《盛宣怀与中国实业利权之维护》，易惠莉、陈吉龙主编：《二十世纪盛宣怀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印，页150—201。
六、较量中西钱币警惕
中国受亏严重宋育仁考察英国语言文字、政治、刑狱、地方政府均具深心审究，与中国有所比观，不及多叙。而其最精心之考察，最详细之核算，最震摄之警悟，则在于比较中西钱币而提醒中国多年来无形之损害。是即中国长期用银，与西洋各国交易，在汇价上层于劣势，备受朘削，而国人罔忽不觉，以为很是严重。宋氏提示，精密深细，具体明确。识议演断，自是维护利权卓论，实为超越时代思想。值得多加引叙。宋氏据情研考，说理精要，解析深入而警世：外国富强在工，辅之以商，而提纲在钱币。钱币无实用，本为通工易事交易有无作据，与质剂无殊。但钱币之数少，一时并兴大工，则周转不及；通商远国，则接济有穷。故必广钱币以资周转。顾银重值低，不利行远。金值昂，运转省费。与别国通商，大宗货用金镑交易，则财力厚足以垄断，而不受制于人。用金以抑银价，则实出金币数少，而易人银币数多。凡贸易，皆聚零成堆，物值不及镑金者，必以银钱交易，则用金者出币少而入货多。
今欧洲各国皆用金币，彼此相制。惟中国土产饶而无金币，兼用生银，食物、土货率用铜钱交易。银价既为所抑，土货更不值几何。洋人来中国，持金镑以兑银，化少数为多数，更以银合铜钱，买土货则本轻而利厚。以土货载还伦敦，或南洋各埠，加制造，还鬻于中国，易银数十倍，悉寄于洋银行，银行以一纸汇票合金镑寄还欧洲，而用各商所寄顿之银，买生金运回本国，以资铸币。彼国币愈多，财力愈厚。我国金日少，金价日昂，银价日贱，铜钱交易之利益微。是彼操本业出境之良民，以益食洋业逐末利之商；复聚中国之商财，以助洋人之兼并。直举国之民为洋服役耳。《中国近代学术名著·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页362。宋氏言之，令人震慑，瞿然警悟，中国利权之隐形暗消，势必至油尽膏枯。可胜忧惧。宋育仁进一步清楚比算英国金镑所盈中国银两获利之巨，与中国亏损之重。可以清楚见出事态严重：今与中国交易，一镑一钱二分（英金镑之重量），换银七两。至三十余换（实则一两黄金换中白银六十余两，何止三十余换。此乃指中西市值而言）。彼国以金自易本国铜钱，一钱二分金才得一百四十铜钱，计铜五十七两有奇；以易中国铜钱，则得万钱，计铜则千两有赢无绌。相去悬绝。就通商口岸交易为衡，则彼以三两银易七两之货，就内地土货交易融算，则彼以二百四十钱易万钱之货。中国不贫困而焉往？《中国近代学术名著·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页363。宋氏自亦指出中国银贱钱贱之积渐，与洋货交易，彼赢此绌之潜在流趋，自然测到中国陷于积贫积弱之泥淖。同治初，金价才十换有奇。雍乾前，银一两换铜钱七百。其时地产民力丰饶，物价贱于今近十倍，无大宗海防各局之消耗，故钱币亦形充牛刃。今生齿日增，游惰日众，所出地产不加益于昔时，故物价日昂。商土货辏集于通商口岸，虽增铸银元，仅能行至通商口岸，资洋业之贸转，不流布于内地。故钱价日贱。
洋货与中国交易，虽镑合银，顾其镑金成色不足，不行于中国，中国出口货交替于境，所入金镑，惟一纸空券，而洋银行所取，仍属中国市面所有之银。欧洲金镑行至洋银行而止，岁出无限之货，实未得易彼一钱，徒敛内地之银，屯聚商岸，资其善贾转辗取赢，而归根买金以去。故金价日昂，而银为所抑。同上，页363—364。宋氏熟论晚清一代道、咸、同、光各朝西洋金本位之长局优势，中国固旧之银两货币日趋削值，甘居下风，备受西商宰割，朝廷谋国不臧，财源枯竭，以万民血汗赎偿大人王爷误国之罪，是为中国之大不幸。
宋育仁不止申叙中西货币价值之赢绌及其争持资财之消长，同时积极主张中国即当因应世变而迅速改行金本位。此正足表现真知灼见，与了悟之深切：今开矿而不铸金钱，不能禁金出外洋，即不能平本地金价。彼则就中国生金换银之价，为与中国交易用银换镑之价。以别国相比，实以十五换金售我三十换，一两银化为二两一钱易我五十钱。一交易间，坐收数倍利，其垄断持市，罔利无穷，犹在次矣。
如铸金钱与之等重，民采者皆纳于官铸，漏卮既塞，金价自平。以镑易镑，彼无从取赢；以镑易银，彼不能卮价。经工商则不借洋款，办海防则可省暗耗。金币充牛刃，则我得奔走洋人，收其利器，不必崇尚工商，以汩华风，而富强之术已得矣。《中国近代学术名著·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页364。我人须知，宋氏于1894年提出新币制金本位主张，以当日先驱思想家而言，此种主张，为中国当年最早之识断，最能打中要害，挽回颓势之言论。自是值得加以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