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五口通商与西方国家以平等贸易机会，自始即因订定值百抽五之低关税率，直迄清末未尝改善。因而承受洋货之大量输入，扼杀中国工业之竞争力，中外贸易陷于长期入超，使国家长期依靠之农村经济破产，驯至民贫国困。却未料，西方金本位制，使中国以银块为通货之银两价值暗受侵损。乾隆时期，中国银两市值高过英镑。直到五口通商后方见逆转。正如宋育仁所指，同治以后，英镑已是强势货币。而中国银两价日趋贬抑形成汇价暗损。直到清光绪间本国商人方始大呼受亏。在中国口岸，特别是上海，有产生一个重要名词，是即“镑亏”。在指以银兑镑，必折价补赔汇率差额。由是年年损折，每况愈下。至于汇率比率，年年不同。鄙人自上海仁济医院之历年收支表，见到自1870年（同治九年）至1938年历年镑亏汇差记载，是民间洋人无心之作，而保存当年真实记录。且并不同于其他出于银行之记录，是十分难得，但要占两页篇幅，不能附列本文，可参阅拙著《近代上海科技先驱之仁济医院与格致书院》。王尔敏：《近代上海科技先驱之仁济医院与格致书院》，台北：宇宙光社，2006年印，页43—45。当代经济史家在近半世纪亦有学者探讨晚清以来，中国对外汇率下跌问题，林满红教授即有专文讨论，附有一些换算对照表，可供考察。林满红：《对外汇率长期下跌对清末国际贸易与物价之影响（1874—1911）》，《教学与研究》，第一期，1979年刊。请学界参考上举两书，实无法将巨幅表格纳入本文，以为附件。
七、结论
宋育仁当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二年（1873—1876）间张之洞主四川学政，备受张氏识赏，宋氏拔中秀才，虽在一时英髦张之洞目中之五俊才（按即：杨锐、张祥龄、廖平、彭毓嵩、毛瀚丰等五人）之外，而后日在尊经书院时并与同学二十三人连中乡试，更于光绪十二年（1886）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遂亦在张之洞门中人长期保持良好师生关系。
宋育仁原在尊经书院，受业于王闿运，王氏门墙，多从王氏而重今文，廖平、杨锐、张祥龄等俱备受青睐。惟宋育仁并未见王氏提起，虽不能确知宋氏不重今文，而阅读宋氏两种著作，则可见其于《周礼》最深熟，屡屡引据各节要语，用与西洋政情比较，既通悉其内蕴，而复多次引称，两书之引述者不下数十次，盖可知其精于古文经学。
宋氏自光绪十二年起，至十九年间（1886—1893），居京八年之久，之自能深究朝中掌故，且其能被选用为出使参赞，亦由宋氏平日多能留心洋务，考其著作中所引西学西法之书，有：《天主实义》、《辨学遗牍》、《七克》、《西学凡》、《灵言蠡勺》、《空际格致》、《寰有诠》、《富国第》、《万国公法》、《罗马律例》、《通使指明》等书，足可相信，宋氏平时之留心西学，默察洋务，乃为其随轺英伦之所本。
宋育仁既能随使英国，实为同官中最能虚心用心，考察西国政风物情之人，多以亲自探访亲身经历为宗，抑且又颇深思研析，颇多获致透辟觉识，其所启悟与判析，亦自表现深入见地。兹举宋氏所提铁路利弊之辨，指出为利者十三，为弊者三，具见中肯，可以举证：铁路之利凡十有三，而其弊亦有三端：商贾运行，往来便速，可省程本。所省运费，即以附益置货。程本增，货愈多，商务愈盛。利一。
往还迅速，省行路旷时，商可兼理数市；士可兼课数塾；贩可日赴远厘，便其生计；工可家食厂作，室家相依；佣可转移执事。各业流通，钱币自无偏壅。利二。
有分地无分产，源源转注，日行为常。水早偏灾，无须荒策。利三。
百里之内瞬息而至。水火之警，易资救护。利四。
数里为车栈，每栈设巡捕，沿途罗列路灯，行旅无抢劫之患。利五。
军旅征调转饷，千里之遥，朝发夕至。不虑兵单饷绝。利六。
平时公私信函，利于速达，声息灵通，事机无误。利七。
林园、别墅、会场，距市每远，有火车便于往返，人喜出游。流通钱币，以资铁路生息。利八。
城市人烟稠密，樵牧农圃俱在远乡，利于运给。英伦三岛，牧畜不足自供，兼取于阿非利加属地，非速不济。利九。
工作盛兴，成器充牛刃，利在远售。各国铁路毗壤相接，便于行商。利十。
风气正开，才智相角，引长较胜，事资周历，便于游学。利十一。
教会分布，声气相联，便于传教。利十二。
异国之人，共联社会，其人藉以广声气，公家即藉以合邦交。便于往来。利十三。
其前七利，中外所同；其后六利，外洋所独。然所享之利，
须在四路告成八达通轨以后。
偏为一处，利只一隅，而费已不赀。非交衢必少行旅，孳息不敷经费，久而必废。欲全享其利，必招商股又听民间集股自设公司，非富有力者不能为。铁路成而利厚，商业日盛，兼并之家日多。
欧洲连畛数十国，互相灌注，各欲专力称雄，相持不下，不得不重商以为工作销路。而国政之权，遂渐移于商。其所视为机上肉而共愿享分者，惟阿非利加与中国及中国诸藩属。《泰西各国采风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页13。中国近代官绅士大夫之思想流趋，大多乘随重大事件而展现各种因应思潮。然在平时知见，亦偶能抒发敏锐觉识，其例亦常有。兹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宋氏立言固在平时。其冷静判析，多中肯綮，自见可贵。至少亦当与郑观应之识断相伯仲。直逾甲午战后，中国方始进入开建铁路之初阶。宋氏思想之前驱地位当可肯定。
宋育仁对西方国家采风问俗，颇具深入了解，并能掌握核要。前节已有举示。其一，认清西方立国在工商。其二，政术有效在议院。其三，人才所出在学校。此固早有王韬、郭嵩焘、郑观应、薛福成等俱有称述。然宋氏更特重西国税入与币制，以为内致富厚，外攘资源，殖民吸财，损人利己，最擅优长。宋氏认为国人竞言西人精华化学、重学为其新机层出之本，而宋育仁则以为西方鼓励人才精进，实由其专利制度所诱使。1894年宋氏之断词有谓：良工之心思技艺，实启于十年专利之心。谈西学者，谓士大夫须讲求化学，乃掇拾彼族文饰之谈。实犹隔膜之论也。同上，页25a。宋氏此言，正见其识力更能透进一层。其实宋氏极重西方专利之制，在其另一著作《时务论》中，反复提示，不下三次之多。举其一例为证：今外国凡都会皆百工作厂，皆统于其工部。事有章程，工有等饩，物有奠价，出入有会计。凡大宗器物，用汽机制造者，皆出于厂。凡创一机器，请于国家，给与凭据，保其专利批发，余人不得做造。故公司虽民业，而与官厂无殊。宋育仁：《时务论》，收辑于《自强学斋治平十议》，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文瑞楼石印，页7a。宋氏如此立言，足以表明其已熟稔专利之功用与其科技发明之强大诱力。识断超乎侪辈，除梁廷枬、郑观应二人之早言专利，而宋氏所见亦当待以同代先驱之一。
本文研究重点，置于宋育仁之《泰西各国采风记》，以其时间确定在光绪二十年（1894），乃在甲午战争之前，自具时代意义。而宋育仁另一重要著作《时务论》，应是在于《采风记》之后，惟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布，虽不谓甚晚，而难定其是否写于甲午战前，因是使二者不能平列齐议，尚祈识者明辨而曲谅。以免后之责言，盖甲午战前与战后之思想流趋，所承之冲击，所当之世局，前后大有区别。表现意趣与呼唤强度，乃大有歧异。为推重宋氏之先知先觉，故乃以《泰西采风记》中所论断，以为判析依据，自较能看出宋氏之觉力识力。
宋育仁所著《时务论》，亦为甲午战后名论之一。时人辑为《自强学斋治平十议》之一种。且在十家名论之中，其书最为新颖，最具系统，并亦最为具体切实。简单言，以中国古学之《周礼》为本，而附以当世西国之政、刑、财税、工商、货币、海陆军备，以至国际交涉，各有因应变革之道，表达变法维新，建议改革者十三端，书中自称十三效。并另辟新政四畴。自号曰四事。即：一、通下情；二、明教典；三、核名实；四、课民职。皆非腐儒迂论，其内涵俱引西国例证，正是表现应时而生的变法思想。《时务论》全书。
在此可以肯定交代一点，宋育仁所著《泰西各国采风记》，重在陈叙其对西方之考察与观感，备为中国因应世变之参考。而宋氏之草撰《时务论》，则直为发抒其救时之政治主张，特别是国家全面各部门的改革意见。这是正面的、具体的、有明确针对性的变法言论，也足以表现变法思想主流。吾虽未作分析讨论，却并非不加重视。
吾之选择，乃并非要谈论变法思想，而是在于宋氏阅历西方文字学术，政刑财经，以至商税货币等立国富强建制，所能评断取法之观感，用以见出其认识深浅与反省筹思取法之道。以此为论域，自然要依重《泰西采风记》为参证所本。在此书中，多处见及宋育仁之种种卓识远见。宋氏《泰西采风记》中有一重要识见，可作为例证。宋氏有言曰：中国言理财，主开源节流；外国言理财，主开源畅流。假如工作精良而贾用不售，则百物壅滞，工之利日渐衰，而器亦渐楛窳。故其俗尚奢。《中国近代学术名著·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页390。宋氏并随之指出西人物用畅流之术有三：一则修治街衢道路；二则辟园林，开博物馆、书苑、剧院、踏歌、蹴鞠、马戏等建筑与活动；三则修治宫室廊宇。俱能有益人生而化除壅滞。宋氏在1894年提其见解。其宗旨正与同一年孙文上李鸿章书中所举相同。合于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之宗旨。自足英雄圣贤所见略同，惟宋氏指出西方畅流观念，与工技创新息息相关。世界进步，工商业发达，俱在畅流观念之下，得以一日千里，精进无疆。孙文与宋育仁当是一代醒觉之前驱。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1897年4月），驻英公使龚照瑗任职期满，交卸返国，宋育仁亦并同期先后离英。宋氏著作两种，俱于同年夏间在上海刊布，适当变法前夕，遂至受到士人引重，其生平著作，自以《泰西采风记》与《时务论》二者最负声名，乘时膺命，代表戊戌变法前思想先驱之一。
光绪二十三、四年间，宋育仁已回四川，惟在成都亦从事维新活动，启牖地方变法思想。创办《蜀学报》以为鼓吹与强学会相呼应。当因地在偏远，世难见之，后世全无遗存。惟知《蜀学报》必寄送武昌供张之洞阅看。盖自昔张氏主四川学政，宋育仁承受识拔，进学为廪贡，又被张氏选入尊经书院，数十年来，保存师生之谊。惟翻阅《张文襄公全集》，平时未见有张氏书函，当是并未收入。而在戊戌变法之年（1898）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第三次垂帘听政。八月七日张之洞接到盛宣怀电报消息。同日太后令天津、上海查拿康有为。八月八日太后正式临朝训政，光绪皇帝幽禁于南海瀛台。八月九日，命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革职拿问。同日张之洞得到电报消息，张氏得知门人杨锐之被逮感到十分震惊，立即想到另一门人宋育仁，一向主张改政变法，见其《蜀学报》言论之激烈，深恐同陷文网。即于初九日当天入夜亥刻以电报警告宋氏。颇有参考价值：《蜀学报》第五册，封列国以保中国论。第八册五月（同年）学会讲义，悖谬骇闻，亟宜删毁更正。此外各报谬说尚多，不可枚举。此后立言选报，务须斟酌，否则必招大祸。切宜儆戒。佳（即九日）。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256，电牍二十五，页31，民国十七年戊辰刊。《蜀学报》今世不存，原不能知其内容作何展述。仅凭张之洞之警言，可推知其有激切之论，但亦未必出于宋氏之作，亦概无从考论。细阅《张文襄公电牍》，其于1898年当年之各地报章提出反驳批斥者，有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六日致湖南巡抚陈宝箴电，反驳《时务报》所载梁启超之文章。又有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致湖南巡抚陈宝箴电，强烈驳斥《湘报》所载易鼐文章。可作比较，因与本文无关，不作详引。识者参酌可也。
戊戌政变，给予改革人士官绅极大打击，六君子自被刑戮，而张荫桓、徐致靖仅得免死，康有为、梁启超尚因英、日外交官营救而逃脱。各省官员若湖南之陈宝箴、黄遵宪俱受罢斥。宋育仁偏在四川虽未蒙罪，亦不被重用，不能回京任职。嗣后世变代嬗。又遇庚子拳变之巨大冲击，思想潮流转变飞速。士流纷纷更递登场。中国之动荡益甚，人心之浇漓愈繁。中无主宰，不辨何者为是为非，难测未来是祸是福。晚清之无望无告，宋氏自亦失所秉持，亦自此被摒于局外，高才博学亦不免于沉沦，殊可悲也。附记：鄙人寄寓海外，以为写书撰稿尚能打发无聊，而手边可用之书不足。昔日流览之书，因之不能覆检。今论宋育仁，手头只备有《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以及近年所购钱钟书与朱维铮所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本所刊宋氏《泰西各国采风记》。自可充分利用，然仍盼能参照往昔所阅读宋氏之《采风记》和其另一版本《泰西采风记》。乃承张寿安教授在《中央研究院》复印《采风记》全本并附有《时务论》，系丁酉四月成都刻本。又承沈怀玉女士代印到《自强学斋治平十议》本中的《时务论》，在此顺利参阅，特申感谢之忱。
2006年9月18日
日军侵占东三省之国耻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