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沪宁铁路借款合约并不顺利。当时德俄争夺路权积极，分别在山东、黑龙江得手，英国注重长江心脏利权，亦欲借铁路而谋求扩张，不满原订借款合同之条件。原订合同之怡和及汇丰银行（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均提出废约请求，怡和并声言英商有自行建造沪宁铁路之权。盛宣怀虽不能力争，但苦思对策，主张中国主动与他国合作修造铁路，以破英国独揽长江利权之野心。由于兹事体大，必将引致英使向北京交涉，故特于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上禀庆亲王，争取支持：总公司与比银行议定，十年以后，总公司无论何时，可将借款还清，一经全还，所有合同即时作废也。又虑时局多故，路利薄弱，三十年限期之内借本不能还清，故总公司与比银行议定，届期如未还清，自有展限之权，以展至借款清讫为度也。至于造路行车虽归比工程司经理，必先由督办大臣核准；制造材料虽归比公司承办，而必先尽汉阳各厂造购。盖所订沪宁草约，皆本于卢汉比约不甚悬殊，大约今之时局，借款造路合同亦不能再加乎其上矣。现在英商“怡和”、“汇丰”请废草约，欲自造沪宁铁路，总公司设在伦敦，其意视长江一带之利权本应为英国所独控，若照所拟条款，直欲效尤俄之造东三省铁路，德之造胶州铁路。查阅洋报，英俄新订密约，于中国利权，各分疆界，彼此不相碍，难保不因此变计；至所云山海关借款，不过借口而已。如果准其所请，粤汉、卢汉势必相率废约改章，殊于大局有碍。当即面告“怡和” ：来函既弃旧议，自应照草约二十三款，总公司可另与别人商议。《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下册，页483—484。于此可见盛宣怀因应列强之才识谋断，嗣后不但借款修建沪宁铁路成功，同时更又建造淞沪铁路、苏杭甬铁路。盛氏更与香港方面议建广九铁路，澳门方面议建广澳铁路，中国北方亦收购英方运煤小铁路改建之泽道铁路以及山西正太铁路。盛氏在清季所建成之铁路总计有卢汉、沪宁、津榆、淞沪、昭洙、道清、正太诸铁路，以修造铁路长度言，冠绝同侪，真是所谓开路先锋。可惜由于推行铁路国有政策，与川、湘、粤三省商民敌对，招致反清革命运动。盛氏受尽民怨，而清廷更加以革职永不录用。
五、银行利权之维护
晚清官绅中，最早提倡开办银行者，为盛宣怀、郑观应、李鸿章诸人。盛宣怀不仅积极从事，而尤能洞悉窾要，维护中国利权。资料显示，光绪八年（1882）盛氏已向李鸿章提出开设银行计划，主张由新创之电报局兼办银行业务。盛氏且具体指陈各省官银之存息汇兑办法，可引据以备参证：因思银行之议久未图成，与其另开局面，不及就题发挥，庶几立可成功。现儗凑集商股二百万两，先收一半，实银一百万两，即在电报局内附设电报汇银局，如保险局之附于招商局也。凡官商汇兑银两，莫不求其迅速。向来票号汇银，必待汇票寄到而后发银。本局则一电即可照兑，故逆知人情之必乐于电汇也。将来言信行果，近悦远来，商股愈揝愈多，必为民财所荟萃，官商之情渐通，则上下之源不竭。朝廷一旦下一铁路招商之令，各省银局与海内富人皆息息相通，不难一呼而就。从此可无借洋债之事，更无华商假托洋商以贷于官之事。明知财之所聚必怨之所归，且利益在官者大，在商者小，而在办事者不能不一秉至公，断无利益于身家。然事在必行，机不可失，早一年成，早一年效。如蒙许可，当与同志会订章程，禀请批准备案。此举固无藉乎官本，惟大局所关，充其力量铸中国之银饼，以抑外国之洋圆，皆权与于此，自亦不可不循官督商办之例。《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册，页214，《上李鸿章说帖》。光绪十一年（1885）盛宣怀奉命向旗昌洋行买回轮船招商局产业，不但顺利达成任务，抑且加以大力整顿。一年之间，赢利颇丰。盛氏更加自信，随后即提出开办银行之议：届时如果立足牢稳，即可提出保险存款及各省存款一百数十万，附以华商股分，做一小小银行，不必仰鼻息于户部，仍由商人做起，譬如“汇丰”亦无户部往来，而公积余利如此厚实，真堪艳羡。闻宪台去秋与大司农面议未果，第一，此等事必先从商家办起，徐徐善诱，方能上下贯通；若竟从国家度支说起（原删：和盘托出） ，天下有几人识（原删：洞达）时务哉！第二，招商局办得声名狼藉，其弊千人皆见。不将招商局翻过脸来，破坏因噎废食之见，暗者必谓商务中国独不可为，明者必谓中堂用人不当。一之为甚，其可再乎？职道电禀枢老，谓必须将已成之船、电两事办好，方能扩充商务，以致富强，似颠扑不破。铁路，他日必成之事，目前官力既全注海军，谅难兼顾；借洋债不特违众议，并不甚稳。莫妙于试造临陶或津沽短小铁路，以开风气。一面开办铁矿银行，使银可集诸华商，铁可取诸华土，人人知铁路之利，而难言其漏卮，则举重若轻矣。《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册，页50—51，《上李鸿章禀》。
盛宣怀及其父盛康以经营典当钱庄致富，积有两代实验，娴熟资金运用之道，故而于开办银行，极具兴趣，且富自信。惟屡次建议开设，俱未获致当局首肯。直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清廷因赔款而向外国银行举债，痛感其种种要索之侵权无道，觉悟开设银行之重要。盛宣怀乘此朝野觉悟之机，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月（1896年11月1日）上奏，剀切奏陈对抗外国银行之剥削而谋求自立之法，请求开创银行。盛氏从维护银行商利立论：银行防于泰西，其大旨在流通一国之货财，以应上下之求给。立法既善于中国之票号钱庄，而国家任保护，权利无旁挠，故能维持不敝。各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务此。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近年中外士大夫灼见本末，亦多建开设银行之议。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愚斋存稿》，卷1，页14，《盛宣怀奏疏》。盛氏在同一奏章中亦详论经办银行、入手之方式以及预期之功效。他计划与上海银号商严信厚合作，以求商界之共信：臣前在上海，与开设粤、闽、浙、沪、江汉各海关官银号之绅商候选道严信厚议及银行之事。严信厚顾全大局，情愿以其独开之银号归并公家之银行，使其气局宽展。并照汇丰银行规制，以精纸用机器印造银票，与现银相辅而行。按存银之数为印票之数，以备随时兑现。各省官司向银行借贷，应照西例，由总行禀明户部批准以何款抵还，方能议订合同。欧洲国债数千百万，皆由银行筹办，印发借券。应收年息，归行取付。大信不渝，集事自易。嗣后京外拨解之款，可交汇以省解费。公中备用之款，可暂存以取子息。官造银元尚不能通行尽利者，可由银行转输上下，官得坐收平色之利。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章程为准。则合天下之商力以办天下之银行，但使华行多获一分之利，即从洋行收回一分之权。《愚斋存稿》，卷1，页14—15，《盛宣怀奏疏》。
光绪二十二年，中国始有朝臣奏请开创银行，户部未能承命，故迟而不决。未几，盛宣怀奉旨召对，痛陈银行之必需，并继以九月之上奏。朝旨遂于同年十月初八日（1896年11月12日）责成盛宣怀招商兴办银行，使其为中国新银行事业之先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中国第一家银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印，页61—74，《开办银行之函电上谕资料选录》。
甲午战后，盛氏已奉命兴办铁路，何以此际又要创办银行，岂不知贪多必失之说？其实创办银行与筹集铁路资本有关。当时办铁路，尝试招募商股，商民以为投资巨，风险大，不肯响应。盛氏认为银行利润丰厚，商民投资容易回收，一定会竞相认股。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盛氏致张之洞电，即解释此一道理：铁路奉旨招商，逾年无效。推原其故，华商无银行，商民之财无所依附，散而难聚。现与熟悉商务员绅筹议，铁路收利远而薄，银行收利近而厚，若使银行权属洋人，则铁路欲招华股更无办法。国家本有开银行之议，钧电铁路既以集华股、归商办为主，银行似亦应一气呵成，交相附丽。集华股则利不外溢，归商办则弊不中生。如钧意许可，当再酌议章程具奏。《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下册，页505—506。盛氏此电意在取得张之洞之支持，不料张之洞坚决反对。盛氏必须说服朝廷介入，始能扭转不利形势。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盛宣怀奉旨招商，开办银行。十二月犹在筹划银行章程时，即于十二月初八日（1897年1月10日）致函户部尚书翁同龢，明言筹建本国铁路，应由开办银行入手：管见招华股总须先开银行，而苏、粤断不可另开局面，致分卢汉商力；借洋债总须先借官债千万，造成轨道一段，再向洋商贷借一款，本为说帖所预筹：惟原议欲先与洋商订立合同。以目前看来，急求必多要挟，不如稍缓，先行自造，示以必成。得一段路，即以抵借，亦不患半途中止也。年内为日无多，儗将银行章程议妥，淞沪铁路商定，再赴湖北一行。摩赓（William Pritchard Morgan）开矿，原议悉用洋款，必致太阿倒持。果能华洋合股，事权仍在中国，但许其附股，用其矿师，欧亚皆有如此办法。所惜官商俱无此魄力，亦难与商议。然矿务若不就此时认真开办，将来边界各矿难保不为他人捷足。《盛宣怀实业函电稿》，页470—471。盛宣怀受命招商创办银行，即在上海积极活动，招请重要华商聚议。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盛氏筹足股本，成立银行董事会，上海商界菁英几全被网罗：其时创始董事，除盛氏外尚有严信厚（字筱舫）、叶成忠（字澄衷）、张振勋（字弼士）、杨文骏（字彝卿）、刘学询（字慎初）、严溁（字芝湄）、陈猷（字辉庭）、杨廷杲（字子萱）、施则敬（字子英）、朱佩珍（字宝珊）。董事会旋即修订并宣布银行章程。《中国近代之工商致富论与商贸体制之西化》，《“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页1215—1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