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注意现代中国官僚政治，当可亲见今日政坛上明争暗斗，充满人事恩怨，因而更能同情盛宣怀当日之处境。正因为是立足不易，故盛氏生平智虑多耗于应付层层上官。盛氏得李鸿章之识赏重用，自同治九年后，凡于开创新工业建设，乃至资金筹措，特别是灾民赈务，均受委托，依畀之专，不作第二人想。盛氏亦实心任事，谨慎小心。在李鸿章属下，从同治九年后，先后任登莱青道，天津海关道，兼掌轮船电报事业，至甲午战后李鸿章失势，前后不下二十五年，是其宦途比较顺利的时代。 世人但见盛宣怀在光绪二十二年以后由监司大员晋升至朝廷高宫阶位，如宗人府宗丞、大理寺少卿、工部侍郎、太子少保等，而且升转甚速，遂以为其十分得意。实则不然，所谓高官，尽皆朝廷闲曹，并无实际权力，而朝中巨宦，无能而有权，尽管盛氏有两代旧交的王文韶支持，但仍须极力结好翁同龢，能使之不从中掣肘，已是大幸。庚子后盛氏亦奔走于军机大臣瞿鸿礻几之门，瞿阳示欢好，背后实深为忌刻。盛氏致岑春煊函云：善化相国（瞿鸿礻几）为胞弟入学座师，在京时常见面，极蒙青睐。乃出京即闻北洋谈及则反是，（原删：弟所以不服阕不复见用者，皆善化阻之）大人先生爱憎不现于面，诚亦难于臆料。《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下册，页790。
地方封疆大吏，在李鸿章失势后，惟南洋大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朝廷所敬畏，可以一言九鼎。其中张之洞因汉阳铁厂亏累难以为继，不得已始由盛宣怀接手，非真重用之意。张氏每事亦多自作主张，盛氏每必迁就。刘坤一则不喜盛宣怀，对盛每每不假辞色。盛宣怀与英商怡和订合同，建筑沪宁铁路，涉及刘坤一辖区，深触刘氏之忌，刘氏颇加阻挠。盛氏函告李鸿章其中纠结：乃办妥后，岘帅（刘坤一）来电竟谓尽失东南精华，将来莫保半壁疆土。语甚隔膜。又吴淞造路，须用官滩地百余亩，并宣光绪二年买回怡和旧路若干亩。委员许宝书索价数十万两，公司无款，迄未交割。因此二事，闻岘帅不怿。谣传已奏英商议办沪宁路，系遵钧署电谕而行，任事之难如此！同上，下册，页664。盛宣怀开创中国通商银行，颇得翁同龢支持，而张之洞以为其事不自己出，乃多方挑剔，一则认为银行为不急之图，一则一意挑剔章程，要另行制订，盛氏亦曾致函翁同龢，说明委曲：上海银行四月廿六开办，华商欢忻鼓舞，气象颇好。惟天津商股二十万及官场股分，因有管奏，观望不缴，商务之难如此。昔年招商局每逢被参一次，必受挤一次。人生只此精力，聚精会神，专办公司，尚恐不足，而中朝任事之难，层波叠浪，必使志士灰心同归于因循畏葸而后已。此件本当早复，南皮（张之洞）不厌求详，因其端不自鄂发，颇想改头换面。《盛宣怀未刊信稿》，页7。 银行刚成立一月，盛宣怀即因四方压力而萌退志，于同年五月二十四日函告湖南巡抚陈宝箴云：任事之难，均在洞鉴之中，惟有日日预备交卸，稍免瞻顾。人生五十后，只此精神，全力用于公事，尚恐不足，岂能纷心于对付之地耶。同上，页15。盛宣怀原来家道殷富，其父子以典当业起家。凡大赈灾赈务，多大量捐赀，因是以富厚仁心而声闻朝野，从而为清廷所拔擢。盛氏一身而兼为官商，为绅商所侧目，亦众官所倾忌。盛氏致岑春煊函有所陈叙：惟某家素有富名，实不自今日始。同治丁卯（1867），李文忠督两江，即命故父招股开张公典三十余家，以便劫后穷民。癸酉创轮船，庚辰创电报，即替出典当首先入股。又蒙圣恩，关榷十年。故乡田园，浙广别业，多属旧物，斑斑可考。今为汉厂萍矿又集巨资，不得不招摇过市，以取众商之信。盖官一面须为穷人，商一面须为富人，一俟厂矿功成，可无须挪借，便现出庐山真面目矣。《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下册，页792。盛宣怀一人而经办七种现代实业，未得当世称扬赞誉，反受后代学者丑化攻伐。实亦不能见出盛氏处境之困难。一般只见盛氏总揽官私各项实业，以为一定事事称心应手。或只见其迭向清廷报效，以保禄位，遂不免极意攻诋，视为贪渎官僚。 夏东元撰：《论盛宣怀与洋务企业》，收载章鸣九、左步青、阮芳纪编：《洋务运动史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印，页524—546。又，夏东元：《论盛宣怀》，收载《辛亥革命史讨论会论文集》，1982年印，页1645—1681。又，谢世佳：《盛宣怀与他所创办的企业》，台北：“中央”图书供应社，1971年3月印。谢书早于夏东元之论文十年，其入手方法，探讨宗旨及所抒观点，完全不同。立论以济经史为宗尚，着眼于全面工商业大格局之利弊成败，而于盛氏个人未作深入探讨，与拙论完全不同。殊不知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受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野心勃勃，欲将盛氏所营国家事业，尽数直接掌控手下。按清朝体制，北洋大臣本有监督洋务之权，因是乃极力倾挤，非完全夺取轮、电、路、矿等经营管理权不可。盛宣怀难当其势，节节退败，至光绪末年，弹劾、查账纷至沓来，盛氏穷于应付。曾另函粤督岑春煊申述其一生苦况：某三十年经办实业，皆属开辟，似商非商，过往经手数千万，手笔极阔大而应酬极逼窄，耽耽虎视，重为声名之累，不自今始。所报交卸轮电，正在苫块之中，北洋（指袁世凯）平空派人到局，账册具在，悉听报查。（原删：竟无毛病）铁路则乘某大病在床，钦派大员查账，纤发毕露。实皆有总办、华洋总办专司出纳，某仅签准驳，决不经手银钱也。沪宁交卸后，传闻译员朱宝奎、陈善言与怡和买办唐杰臣得有酬劳十万两，而唐、陈已故，朱已擢去，某正交卸，若据奏参，实无凭据，徒使人言朱为北洋奏调，因忌兴波。故请李伯行（经方）往询怡和。该洋东并不承认，遂面托后任唐少川密查。据唐面答，怡和买办唐杰臣是其堂兄，其眷尚须津贴；陈善言是其同乡，身后只有七千金，皆未必得贿；朱虽善于应酬，亦难查实据等语。《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下册，页791。
我人所当肯定盛宣怀之点，在其于中国毫无经验毫无前例情况下，大胆开创各类西式企业，苦心经营，其胆识毅力，明敏干练，俱当予以肯定。同时必须面对洋商竞争，防备列强吞噬国家权益。盛氏尤掬尽心血，倾尽智虑，务求中国工商自立自主。光绪十一年，盛氏在上总理衙门节略中，已披露其个人智慧眼光，才识毅力：
夫中国之富商大贾，莫不私营田宅，自保身家；而该局商人肯出私囊以成公举，皆义商也。如国家听其挫折而不思所以保护之，恐以后有类乎招商局之举，人必避之惟恐不早，而权利有不为洋商所独擅者几希矣。士大夫终日言自强，而论事之人多，任事之人少，必欲造就后起之秀，必当考核已成之局。凡成事者优予拔擢，偾事者严予惩处，则人才何难兴起？权利何难尽收？《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册，页36。
我人论述至此，不能不郑重提醒世人，官家企业与私人企业不同，前者之维持首在人事之稳定。李鸿章决定大政方针，开创现代实业，由官提倡，由商办理；盛宣怀投注毕生心血，实际为中国开创新兴企业，卓有成效。不幸，清代以来，官场上人事变动不居，主政者思想风品不一。凡经一次官吏更换，即难免一次多余之更张。其凡由官家提倡、投资、经办之企业，必须时时与外商竞争，即使一时兴盛，亦因人事更迭而难持久。试一覆按百年来史乘。当年盛氏主办招商局，其同代竞争对手之怡和洋行、太古洋行，而今仍营业鼎盛，久踞香港企业领袖地位。盛氏笔下之交手对象，如怡和总董“老恺锡”、“克锡格”，即今日怡和主人Keswick家族之祖辈。太古总董之“施威亚”、“施维亚”，即今日太古行东Swire家族之祖辈。而盛氏七项实业，却早已脱手七八十年，有何实业续存至今？留存之招商局今亦奄奄一息。至于电报事业之竞争对手，英商大东公司今日仍蒸蒸日上，营业鼎盛。百年来中外实业之盛衰，呈此对比，能不深思其中原因？
观史论世，应就其人当时处境详加估断，亦应就其人言行举止见其志节。由此入手，有一说一，不知者勿论，庶几稍免错误评断，贻误后世。盛宣怀何如人？可谓有广面成就，有深远影响者也。了解匪易，本文仅就其人维护中国利权一点立论。至于全面认识，仍有待后之来者致力焉。附记：我自追随郭量宇师从事研究工作，一开始入手即受命作自强运动领域之探讨。当时研究兵工业，后来拓展至于同一领域中之实业范畴，本属自然之事。在香港中文大学承校方之命评估盛宣怀家传文献，亦属自然之事。接着，自1984年以来迄今，我选编盛宣怀资料六种，合共十八本之多。有五种已早问世，尚有一种正在排校。为此投注十二年心血，亦属自然之事。并无强求，但自尝甘苦，一概欣然从事。故可在此大胆正言，我今撰写有关盛宣怀之论著，系累积多年反复阅读资料之结果，非一日即兴而为，亦非赶一时潮流风气。盛氏文献，史料价值之高，当无庸议，尚可选编至少五种，但望有人愿继续贡献心力。
1996年11月30日
草成于掸泥挥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