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丙戌（光绪十三年）会试报罢，即谓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因先事农桑，竭八年辩论抵持争进之力，仅成一海门蚕业。甲午后乃有以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之思，经划纺厂。又五年而后著效。比时即拟东游考察，会世多故，谗言高张，惧不胜其描画而止。今年正月，徐积余自江宁寄日本领事天野君博览会请书来，乃决。《张謇日记》，第二十册，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记。又，张氏此一思想，又见于《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三，页10，光绪三十一年答友函： “謇自丙戌后，即思致力于实业而无所藉。一试蚕桑，八年乃成。乙未、丙申纺厂之设，正以人事乖 ，遂被牵率，非始愿所敢肩任。既营纺事，乃思开拓棉植，足以续兴垦牧。既念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乃导源于师范，师范所传，实孳群校。不广实业，则学又不昌。”
张謇于造就人才极为重视，故极力提倡教育。我人在此所必须注意者，张氏虽为科甲正途出身之人，而其所言造就士子，全不在于科名，尤不在于为宦。张氏所见，在造就有用之人才，尤其从事工商之实业人才方为其所器重。张氏访问日本实业，并必参观各类所学，如其在日所记：访章静轩、洪俊卿于成城学校。凡学校以成城之食宿为最苦，功课为最劳，留学生之名誉，亦以成城为最美。能自立者必先能自苦，吾于章洪诸生有厚望矣。中国人留学外洋者，多喜就政治法律，二者之成效近官，而其从事也空言而易为力。若农工实业，皆有实习，皆须致力理化。而收效之荣，不逮仕宦。国家又无以鼓舞之。宜其舍此而趣彼矣。近年余与蛰先（汤寿潜）论中国目前兴学之要，普通重于专门，实业亟于名哲。世人渐有响应者。留学生之志于实业亦日多，是可喜已。《张謇日记》，第二十册，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三日记。 张氏以科甲状元出身，而于士子出处大端，一反中国习常。重实业而轻仕宦，弃科名而尚农工。真能认识中国处境，足表现一代先知先觉。
张謇思考，于古今来为政、为学、为业各项职司。厘分其途，辨正虚实。辟千古士人奔逐名利之迷惘，扩大教育宗旨内容，为近代士子才俊，导其敬业新途。其所以教人者，不在诗文之文采，而在利用厚生。士大夫所当倾心致志者，应在此处。如其在日本所记：政者君相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士大夫生于民间，而不远于君相。然则消息其间，非士大夫之责而谁责哉？孔子言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夫不教之民，宁止不可为兵而已。为农为工为商，殆无一可者，然则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是尤士大夫所当兢兢者矣。《张謇日记》，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四日记。
此点实已充分说明教育与实业之相互关系。发展实业之必须与教育结合者，知识技术关系重大，凡此均须由创办教育，始能获得造成有用人才。如民国二年张氏所言：中国商业所以一蹶而不能起者，可一言以蔽之。曰：不学无术。古时皆取贱商主义，近年来虽渐渐崇尚实业，而商界中受教育者实少。是以鄙人与刘一山先生组织商业学校，以培植商界人材。惟银行生尤宜注重学术。何则？银行事业，失之毫厘，差以千里，非虑精思详，操奇计赢不足以致胜。况当此改革之初，外人耸听于旁，旧商注目于内，经营业务。苟非十分精明，必有贻误之处。错误生而阻力兴，关系于银行业之前途岂浅鲜哉？是故学术不可不精，而道德尤不可不讲。《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三，页19。 张謇具实业教育入手之主张，躬行实践，兴创各类学堂，其中特重师范教育。以为一切教育入手之根本。故张氏亦为中国近代师范教育之先驱。然则既欲扩展教育事业，而又无创办资金，如何可行？于是仍然又须自实业营利取为资源。自又不能不加强扩展实业。是即以实业之资金发展教育，再以教育所出人才发展实业。二者相辅而行，构成张氏一种理想之政策。兹举张氏所述其志识：鄙人亦科举中人，甲午成进士。睹国事日非，而京朝士大夫尚恃拘墟之见以论时局。率谓物质文明，如枪炮制造之类，中国自让泰西一筹。惟读书一事，乃中国专长，决不可取法于外国。鄙人潜心研究，觉所谓中国专长者，不过时文制艺而已。科学则有能有不能，至于教育之理，教人之法，虽谓直无一人能之亦不为过。嗣后渐有议及设学堂者，惟凡事须由根本作起，未设小学，先设大学，是谓无本。小学惟在得师，则师范尚焉。鄙人立志办师范学堂，盖始于此。顾办学须经费。鄙人一寒士，安所得钱，此时虽已通仕，然自念居官，安有致富之理。古人虽亦云为贫而仕，要知为贫而仕一语，系专为抱关击柝而言，自一命以上，皆不当皇皇然谋财利。据正义言之，其可以皇皇然谋财利者，惟有实业而已。此又鄙人兴办实业之念所由起也。《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三，页21。
张氏实事求是，剑及履及。想到之事，即必尽力去做。其所创办师范学校，即以所办大生纱厂余利抽取十四分之一，作为学校经费。《张啬庵先生实业文钞》，卷一，页7云：“癸卯，改余利为十四成，以一成为师范学校每岁之补助。所多一成，盖分之股东，分之办事人。辛丑以后，办事人半有股，不全分股东之余羡也。”又，同前，卷一，页19：“现于原章余利作十三分派分者，匀增一分作十四分，为师范学校经费。咨呈督部立案断限，以后不得更议增加，同此议者，创始办事而亦有股本之人也。有股本则余利十分中有应分之利，办事则花红三分中有应分之利，非徒慷他人之慨也。”可见张氏置实业与教育结合一体之政策，真正能从己身做起，视为终身事业。其后于江苏省教育之建树，不下于工商实业之开拓。以中国近代教育而言，张氏观念行动，实尽到开辟建基之功。
张謇生平献身实业，兴办教育，固自为其笃实之救国设计。然于中国之世势环境与内部艰困情况之深熟了解，张氏作为乃本之于最悲观之思考与最退守之规模入手从事。原非雄心万丈，铺张扬厉之做法。换言之，张氏救国先从自救做起，即见不到国家富强盛大，为救亡图存之计，亦不得不在艰巨困危之中做一分算一分。质言之，张氏反覆思考之中，未尝不虑及中国一旦亡国之时当如何为救亡之图。张氏筹计甚深，可见其寄儿子家书：无人伦道德之国，未有不覆者。父十余年前，谓中国恐须死后复活，未必能死中求活。求活之法，惟有实业教育。儿须志之。慈善虽与实业教育有别，然人道之存在此，人格之成在此，亦不可不加意。儿须志之。父今日之为，皆儿之基业也。 《张季子九录·专录》，卷八，家书，页4。 张氏沉痛哀兵之辞，又可见其民国四年之追述：窃自前清通籍，遁蛰泥涂，历十八年，未涉政界。而自乙未以后，国势日亟。知非教育不足以图存，非实业不足以自治。乃以绵力经营地方，亦时据一得之愚，强聒于当时之政府。始终迄不见纳，故自持村落主义益坚，亦冀不幸而亡，留此为国不尽无人之记念，而此心固甚恫也。《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九，页20。
我辈研究张氏思想，须就此等背景心情进而追索，方足以确定时代意义与其先驱思想地位。阅张氏暮年（民国十四年）间大生纱厂股东会所申述地方教育职志，亦足以为其最后定论：
须知张謇若不为地方自治，不为教育慈善公益，即专制朝廷之高位重禄，且不足动我，而顾腐心下气为人牛马耶？又须知二十余年自己所得之公费红奖，大都用于教育慈善公益，有表可按，未以累股东，而慷他人之慨也。《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八，页36。 然烈士暮年，壮心未已。民国十四年（1925）张氏致书友人钱新之，论次生平献身教育实业两途，历经屡屡失败，至其七十之年，仍须掬其全力主持大计。虽至次年七月逝世，其志则未尝懈惫：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尤不幸而抱欲为中国伸眉书生吐气之志愿。致以嚼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虽三十年前，反复审虑，投身实业教育二途，壹意孤行，置成败利钝于不顾。而幸而利，幸而成，又展转而至于钝，几于败，亦可已矣。而苦不能已，则以教育根本未完，实业替人未得，尚不可为陋巷箪瓢之颜子，即不得不仍为胼手胝足之禹稷也。同上，卷八，页29。
综计张謇生平思想，应以实业经济为主调，教育为辅翼。而张氏自承，则以二者形成一体两面，相辅相成，互为依赖。故其亲自标出鲜明口号，是所谓：“父教育与母实业。”实表现张氏个人思想特色。盖为救国而须兴办实业以图富强。而兴办实业则需最新技术知识，以为工作凭借。惟此类技术知识，又须施以专门教育，成就专门人才，方可获得，故以教育人才为重。张氏循此需要，遂以实业所得余利创办各类学堂，再以教育所出人才，从事各项实业。故用此一口号，概括张氏此项重要思想。
六、结论
张謇受传统教育，通习儒家经典。半生谋求功名，得中魁元，为当日儒生最高荣崇，生平年岁，已过后半。饱览世变，久经阅历，实是一位稳练成熟之儒者。然而竟弃官从商。舍通达顺适之康庄，就崎岖茫昧之险路。真是出平常人意表，异于庸众行径。惟于张氏个性倔强考求之外，须就其眼光志节多所认识。
张氏自幼少就学，至四十二岁获取一甲一名，进士及第。其间涵咏经史，诵吟辞章，早已潜移默化，融会贯通，足以成就儒生志节，自无可疑。故除张氏个性耿介不计外，其生平所学与四十年儒生修养之工夫习性，一点一滴，均无可怀疑。无论以何角度程度进行讨论，均不得不承认张氏之儒家立场与传统士大夫本性。
儒生出身之张謇，于近代世局之中，无论以固有职志与传统道德作考虑，面对险恶之世局，均当出而担当艰巨，当不能坐视不问。前述各节，所引张氏言论，每每论及士大夫之所当为，为人臣者之所承担。盖张氏之投身实业，愿与市井驵侩周旋，亦正儒生入世救国济民之一法。其心迹、其表现，当自儒者使命责任以认识之。质言之，张氏虽然转变突兀，实可就一儒者志节本分见之，无须妄加测猜。且其言论中已有多处流露，随时可备为论证。
张謇出身农家，少年曾亲农事，备知农民困苦。非如世家大族书香子弟之养尊处优，故时以民命为念。高中魁元之后，萧然返里，为乡里尽心力，亦由儒生报本之念所使然。
张謇故乡为江北产棉盛地。日本久艳羡之，购棉纺纱，以生货易熟货，当地棉业首受倾挤。张氏熟知其害，遂投身斯业，力挽利权。且因地近上海，熟见外洋工商机械之利，与缜密经营之法，故为张氏充分吸取，以兴办各项实业。张謇对实业意义界说之体认，比较中西宗旨，而倾向现代定义。其所提示，所代表当时国人通行实业一辞之一般观点，值得列举，以备参考：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重农抑商之说为完善。无工商则农困塞，太史公知之。其《货殖传》引《周书》：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四者民所衣食之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未尝有所轩轾也，本对末而言，犹言原委，义有先后而无轻重。《张謇日记》，第二十一册，光绪三十年二月三十日记。 我辈讨论近代实业思想，亦当就张氏定义界说为其范围，不可视为太宽泛，或过时无用。
张謇出身农村，实已达于翰林清介之境，为士林表率，为儒者之上乘流品，然实未自高身份。投身工商，固可显见，而尤难得者，对于二十世纪初年西方流入“公仆”一词，亦能习用，并作自称，深值注意。兹举光绪三十二年大生纱厂股东会提议书所言：下走家寒素，窭人而兼腐儒，忽为实业公仆，乃至由一而二而三不止。知者嗤为怪物，不知者直以为嗜利无厌之贱大夫。怪物是也，贱丈夫亦是也。人各有心，今之社会，何处可说，为人诟病，乃分之宜。《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四，页3—4。
于此一例可知张氏中年以后以至老年，仍能时时吸收新知。在一饱学之儒者言，又曾主持文正书院，学识修养相当深厚。然于新知未尝拒斥，真是不易。从此亦可得知儒者与时消息之义。张氏当可称誉为圣之时者也。就工商实业家而言，张氏生平作为，亦足引为一代典范。
甲子仲夏端阳节后一日
写于香港中文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