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言
学界同道少有闻知沈学其人，向来更无人提其名姓。吾在昔年研考近代变局，开始列载沈学大名，视为其同时代思想先驱之一。十九、二十世纪之思想前徽，吾遍览者不下三四百家，多数名不见经传，吾概收之，仍有若干未能提及，而沈学之名则于二十年前更引入拙文《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之自觉及国语运动》一文，并特待之以近代第一代语文改良先驱。迄今为止学界提论沈学其人者，只有鄙人引入两篇文章。今日用心，则欲专门暴表其才学识见，用备后学者采择而彰显之。
沈学字曲庄，又字菊庄，江苏吴县人，寓居上海，就读圣约翰学校，精通英文，十九岁以英文著书，五年而完成其语文改良创造音书：Universal System，时当二十三岁。为其要在报章刊布，而自译成中文书，题称《盛世元音》，连刊于《时务报》，并有梁启超撰序。
当光绪二十二年（1896）沈学刊布其《盛世元音》之时，同时期第一代语文改良先驱已有卢戆章、王炳耀、蔡锡勇、力捷三、陈虬、宋存礼、林辂存等人，各有所作，汇一时之盛，见一代规模。沈学以二十三岁英少年华，已是一代语文改良先驱。其时梁启超作序，梁氏亦只二十五岁，亦是时代思想先驱。
沈学不止是语文家，在一代人才之中，沈氏另亦展示其侠义思想，是同代人物中所无。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又刊布其《侠会章程》，用为会合天下豪侠，以全面结纳之。此却正代表沈氏另一特质。自是有高志远识之才，值得传示于后世，乃愿作此研究。
二、撰著《盛世元音》及其改良中国语文新法
我非研治语文之家，但在近代思想史中，见到创自十九世纪末直延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一个推行国语运动。不是起于单纯的语文问题，而是在近代史实冲击之下，中日甲午战后，思想界激起危亡意识，产生救亡图存之念。而救亡图存，必须唤醒国人痛觉，是谓唤起民众。如此思维推衍，遂激发一个知识普及运动，此是鄙人所研考详陈，二十年前（1982）著文刊布：《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之自觉及国语运动》王尔敏：《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之自觉及国语运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期， 页13—45，台北，1982年7月刊。，率先申明近代知识普及运动之内涵与意义。其实这个知识普及运动，冲力相当强大，动向须分别三条，而国语统一运动只为其一支巨流，语文学家黎锦熙撰：《三十五年来之国语运动》，早作全面介绍。黎锦熙：《三十五年来之国语运动》，《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上海，民国二十年印，页338、339。尚有更宽广雄伟的一支是文学通俗化运动，更有一支强大巨流，是平民识字、庶民教育，以至普及教育之运动，俱自1895年启步、推进，在近代思想史上占显著地位。
鄙人对于近代知识普及运动三大支流之中只研讨过其中两个，除前述之国语运动外，又撰有《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运动与通俗文学之兴起》。王尔敏：《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运动与通俗文学之兴起》，《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 页921—988，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印。惟未尝探讨平民识字运动与平民教育。主要思考是这一论题更庞大，关涉更广，内涵更为丰富繁杂，必须以专书著作处理。这也旁涉到乡村自治问题，农业复兴问题，必须有大气魄宏力，方能处理妥善。我曾指导门人陈炯彰研究农业改良问题，有硕士论文问世。我则将不会从事研究平民教育问题。
本题宗旨在研探近代语文改良之努力。已提示思想动力背景，不像当世语文专家只重语文而不能说明这个思想动力来源。这事并非凭空而起。第一代语文改良家，必加申说，其智民强国的动因，没有例外。第一代语文改良先驱人物，沈学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指出有五六人之数。他的夹注中点出有蔡锡勇、卢戆章和吴朓（即吴稚晖）三人，其他未及。光绪二十四年（1898）林辂存向都察院提出禀奏，提出王炳耀、卢戆章、蔡锡勇、力捷三，加上沈学，当有六人之多。照当年（1896）梁启超的说法，诸人之外尚有曾广钧、汪康年二人，曾想到语文改良，却是未能从事。至于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语文改良学者，虽有使命感，却不及第一代学者忧患意识之深。我在五十年代受大学教育，接受国音教育的是有第四代的王寿康教授教我国语注音符号。前后四代，人才济济，不须在此多所陈说。凡此俱可参看尹耕撰：《注音符号公布前之简字运动》尹耕：《注音符号公布前之简字运动》，《国语周刊》，第47期，民国二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刊…
在上举六位第一代语文改良先驱之中，沈学最为晚出亦最年少。沈学流寓上海，在梵王渡地方就读基督教学校圣约翰学堂，其时学校尚未取得大学名义，而师资俱为洋人，设备亦十分新颖充实。沈学天资聪明，自是专精深入，所攻医学全程，毕业后即在上海同仁医院任医师。姚文枬：《上海县续志》，卷二，页46云：“同仁医院在虹口中虹桥。同治六年冬，耶稣教牧师吴虹玉、教士汤爱理（E．H．Thomson）、医生马高文（Dr.Daniel J．MacGowan）等募捐创设。” 沈学关心当前时事，深晓中国之积弱，庶民之贫苦，因而思考以简化文字语言，提高平民知识，以为救中国入手。遂于十九岁起，五年时间编著简易文字新法。原为写作方便，先写成英文本之书。时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沈氏年方二十三岁。足见其英文造诣之深，运用之熟。书名英字是Universal System，他自己用中文意译，称做“天下公字”。《时务报》，第二十七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刊。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沈氏又自英文转译成中文，题其书为《盛世元音》，并请梁启超撰写序文。《盛世元音》之书即公之于《申报》及《时务报》。 《时务报》，第四册，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刊。此时沈学不过二十四岁，梁启超不过二十五岁。一代人才蔚起，正是在国家危难中脱颖而出。
沈学的《盛世元音》由英文自译成中文，保有分量，不及原书一半，尤其字母表、反切表、字音表、词义表，以至十八笔新字字形，俱因雕版技术无法排出，一概略去，只用说明，令人无法观察衡度，使全书失色。
《盛世元音》仍保有原定七篇之数，分别一一刊出，篇目为一、体用，二、字谱，三、性理，四、文学，五、反切，六、书法，七、末篇。再加前有自叙，后有凡例，合共九部分，俱经分期刊出，足以考镜大致内涵。沈氏于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于《申报》刊登告白，有言：创制新字，译天下音义。八下钟尽人能悟。志在广播传证，并不因利。投一名刺，便可就学。如有更胜善法，愿酬洋三千元为资。敬无遗言。《时务报》，第二十七册。
于此告白，当见出沈氏学问之信持与其创发简易切音法之自信。
于此可先考察沈学立意创造切音新字之用心和思想动机。沈氏亦自有表述，在其书自叙中，陈说如次：中国音同义异之字颇多，用其切音宇，理所不可。或谓为富强计，不在另创新字，一切效法泰西，用洋文者洋文，汉文者汉文可也。余谓：欲深通格致，力求富强，非兼通汉文洋文不可。尽驱国人学洋文，势所不能。必赖出洋之徒，译其书，翻其语，注以汉文，授子弟。然汉文不能注西字音者甚多，且快慢脱节，轻重失序，在在皆是。汉文一字，各随方音而异，欲其惠于后学得乎？是生为华人，欲兼数国之文，须白尚在塾中。欲其精一艺得乎？余恐中国风气一变，劳逸之心生，利弊之见明，以洋文较汉文写读之易，利用之大，不百年，读汉文者无矣。国中一有变更，将弃如敝屣（履）。如此则富强未得，中国之方音灭矣，中国之文字废矣。上以埃及、巴西为鉴，下以印度、日本为鉴，千古之精英尽矣，良可叹也。然则汉文处今日，有不得不变之势，又有不能遽变之情。为之奈何？天下无不可考之理，无不能为之事。余阐详体用，得盛世元音十八笔字母。可公天下，能切天下音，兼分文理音同义异之字，以译汉文洋文书籍，音义不爽累黍。以十八笔为阶，八下钟可以尽学。写读之疾省，制作之实备，古今不曾有也。一载通国皆能诵读有用之书，三年遍地皆属有用之人。得文字之捷径，为自强之源头。同文之盛，殆将见之矣。《时务报》，第四册，《盛世元音·自叙》。 沈氏立言，志在谋求国家富强，其实同代语文改良家若卢戆章、蔡锡勇、王炳耀，以至鼓吹者林辂存、梁启超、曾广钧、汪康年，亦俱以谋求国家富强为文字改良动因。此到第三代语文学者名家黎锦熙、刘复、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等，早已忘却这个历史背景，而向语言学专业上作发展。后世论语文学者更已不知有此前事。是以须在此段加意陈述。关于十九、二十世纪之语文改良先驱，六十年间分为四代人物，名家数十位，俱可参阅王尔敏：《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之自觉及国语运动》。
纯以语文家言，综论古今中西文字之创生嬗变，沈学纵观世界，畅论演化历史，透彻清晰，为中国近代语言学上首见。不愧其精通中西学术，使国人眼界一新。如其所述论：上古亚甲族创制象形书法，自上而下，埃及、巴西、中国、美洲土字，亦各有象形。性相同也。前四千四百年，腓尼兴（Phoenician）航海埃及，选其用繁笔减少之象形，为从音字谐方言。续变横书，连串成句。言语日多，笔画更少。反切快而急，双声成单音，平声为仄音。字母渐得。亚述利亚方字、巴比仑尖字、亚拉伯篆字、印度扁字、希伯来圆字、希腊字细（细字），首尾衔接。甲行自左横右，乙行自右横左，书法最异。以上书法各异，切反则一。至希利尼字母得二十一，罗马并吞天下，字母得二十五，为（谓）之腊丁。罗马衰，列国用以切本地方音。字形少变，字数不一，书法则行行自左横右。各国自称其字母为原音。英文不切法，法文不切俄德丹音。原而不原者也。欧人辄曰：欲尽得原音，不晓天下方音不可。泰西格致，几尽窥底蕴，惟此道阙如。然西字笔之于书，无异出之于口，一人坐诵，阖座了然。亦足以富强。汉文体尚洪武，书亦如画，字体代变，去古不远。汉制，学童十七以上，试讽籀篆，授《尔雅》九千宇乃得为吏。世尚端楷，笔画难更。故反切始自孙炎，其后四十余人争论双声叠韵。无一造笔画以成字，致反切为庸图。《时务报》，第十二册，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刊。
世界之上人类以亿计，而文野有分，非尽文明，有文字语言者为竞胜之强者，固为事实。惟古多象形，近多切音，何者为优胜，自难孤立判断。惟以欧美列强，俱以切音为语言文字之具。沈氏著书，用心于国家富强，十分重视欧美之切音，于其演论之际，备言切音字之优：腓尼兴创字母，遗惠万世。太西古字，亦近于画。诚以识字之难易，关系生命体用，人之智愚寿夭。切音字出，象形必变。按“体用学”，心思之劳逸相去七倍。汉文五万，常用音五千宇。得融合贯通，需工夫十倍。须记才（原注：回覆力）七十万次。人日用二百次（回覆力），则记而不忘。脑部需血得中。如过于劳心，血聚脑内，热度逾常，损脑伤血。如此胜衣就傅，学得五千字，已年逾而立。志强身壮，反不及西童。其语言即文字，文字即格致经济之书。一读书而得读书之害，一读书而得读书之利。非象形切音而何？同上。如此比较象形字与反切字功能优拙，似足启动人心，有说服力。不过特告国人注意此种裁绝其他比较而作孤立研判。吾二十年前已作探讨，当民国初年成立读音会，网罗第二代众广语文学家为国语定音，会长吴稚晖坚持纳入十三浊音，称当世德国强盛，即因语言有浊音，专家群相反对，争论不休；不久欧战结束，德国败降，浊音之气焰大消，始在国语音标中保留三浊音。世人忘却，欧洲国家中捷克斯拉夫浊音最重，几全用喉鼻发音。而未尝一日称强于世，最可怕读书识理之士，偏多执迂之辈，往往误导世人。后来国语注音符号又抽去两个浊音符号，否则讲起国语全像患上感冒。《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之自觉及国语运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期，1982年7月刊。
须知民族长存文化优久，有诸多因素造成，我暂且不论中国文字之优点。单以孤立之反切语言而言，腓尼兴是首创前徽，可惜人民早绝文化早息，与埃及、巴西同。徒留切音字为欧洲各国继承，恰是当世三百年来列强。环观世界，切音之国，何止这些，须知印度境内有十四种大支切音语言，锡兰有两种切音语言。自古至今，何曾称强？其他亚洲、非洲国家形形色色、林林总总，切音语言无不鼎盛，何时曾见其强？学者假定切音必致富强，此说不能成立。不可误导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