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性，爱，心理的起源
“政治性是人类性属性固有的特点”，这种断语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非常奇怪。毕竟，我们通常认为政治只适用于庞大的行政机构，比如，国家政府、法庭、大学委员会之类的机构。除非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下（比如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否则我们不会觉得性与这类组织结构有什么关系。它们是公众性的，而性是私人的。尽管如此，我希望本周课程结束的时候，你们每个人都会觉得“性属性必然包含着政治的一面”这个观点是显而易见。在本周的三堂课中，我们将探索性政治的三个主要方面：性政治在我们的童年期对我们与父母的关系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所导致的心理发展；成年之后，性政治对我们的个人自由的影响，以及它怎样使我们的大多数关系（如果不是所有关系的话）带上了权力游戏的烙印；每种社会和文化为“什么是正常的性行为？”界定的标准，以及在对“性扭曲”的哲学分析的考量下，这些标准的合理性。
二十世纪，有两种主要力量引发了西方文化的性革命：深层心理学（尤其是弗洛伊德建构的心理学）与女权主义运动。有意思的是，这两个阵营中的早期代表人物持有的很多极端的观点，现在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被认为也许走得太远。尤其是弗洛伊德关于儿童性属性的观点。《梦》的第三周研究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其内容比我们今天要论及的详细得多。（女权主义将是第14讲的主要内容之一。）也许，弗洛伊德和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不得不夸大他们的观点，以便充分地唤起人们的注意力，从而完成范式的转换。这种范式转换最终对二十世纪的性和性属性的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简单地讲，弗洛伊德的开创性观点是：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是具有性属性的存在者。在此之前，人们普遍假定，在进入青春期之前，孩子几乎是不具有性属性的。而弗洛伊德声称，婴儿一出生就开始吮吸母亲的乳房的举动深刻地体现了一种本能的驱动，这种驱动是接下来的一切性属性的根本。在这个“口唇”阶段，婴儿通过把东西放在嘴里而获得快感（并学习快感）；但这个阶段很快就被“肛门”期代替，儿童在这个时期学习怎样在社会能够接受的时间和地点使用马桶，并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快感和痛苦。在这几个早期阶段，父母对孩子享受自然快感的态度对孩子后面的个人成长至关重要，因为，小孩如果在任何一个阶段“卡住了”，成年期的正常的性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在著名的“性蕾”期（我们在第11讲提到过这个时期）更是如此。在这个时期，孩子第一次注意到有些人有阴茎，而有些人没有；孩子会爱上父母中与自己性别不同的一方，并嫉妒（甚至会仇恨并想杀死）与自己同性的一方。正常的发展要求孩子跟父母中的同性慢慢地再次认同，并意识到，对父母中的异性感觉到性吸引是一种“禁忌”。
以上概述只触及了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的冰山一角。如果你想更详细地了解儿童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希望了解弗洛伊德以性为基础构建的关于儿童发展的革命性理论的其他方面，你也许可以参阅一下《梦》的有关内容，尤其是第8讲。而现在，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研究弗洛伊德所做的事情的政治性。政治，正如很早很早以前亚里士多德指出的（见《树》第25讲），总会出现在人们进入社会关系的时候，而社会关系要求人与人之间达成某种共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需要建立这类共识的最重要的三个场所是家庭、工作场所与城邦（即，政府）。从这种意义上讲，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对第一个场所有着明显的政治意味。因为他的理论体系的主要观点是，父母对孩子的正常化具有重要的影响。这对我们的爱的研究很有意义，因为它使我们注意到这个事实：我们最早的性体验构成了我们学习“什么是正常的爱”的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背景；而这种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愿意与他人关于“正常”的看法达成共识的结果。我们与他人达成的这些最早的政治共识会给我们的心理造成多大的损害，取决于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们的父母满足（至少是部分地满足）我们的快感的巧妙程度。
二十世纪上半叶，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对西方文化的主要影响，是让人们——尤其是父母——开始对性政治的传统标准的特定方面产生了怀疑。弗洛伊德给出的一些最重要的警告，是提醒人们注意压抑带来的危害。所谓压抑，就是指小孩的早年教育迫使他（她）忘掉他（她）与父母之间跟性有关的不愉快的体验，或悬而未决的问题。弗洛伊德论证说，一个人在童年时压抑下去的任何问题，都必定会在他（她）成年后卷土重来、萦绕不去，尤其在跟爱和性关系有关的领域。“压抑”一词有着明显的政治色彩，就像当我们谈论独裁者时，我们会说他们在实行“高压”统治。因此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也有清晰的政治动机（尽管往往不那么明显）：给人以力量，让人们推翻父母和早期教育者对我们自古以来就有的高压控制。
压抑主要发生在童年时期的后半段：从性蕾期的结束（大约6岁）到青春期的开始（大约12岁）之间这段时期。如果我们将这段“潜伏”期和前面提到的三个时期联系起来，那么儿童接受“性政治”教育的四个时期，可以直接与我们第一部分讨论的爱的四种基本形式联系在一起，这种关联非常有意思，但必须承认，也过于简单。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不牵强：我们可以认为，口唇期是我们最初确立并学习厄洛斯快感的时期（学习如何满足我们最基本的欲望：口渴），肛门期是我们开始学习亲情纽带的时期（学习如何通过社会认可的方式满足我们的欲望），性蕾期是我们第一次体验到浪漫爱情的时期（而我们也第一次学习如何面对这个悲剧性的事实：人类生活永远不像理想的那样），而潜伏期是缓慢而平稳地认识阿加佩的时期（自我牺牲地“忘掉”我们前面学到的关于爱的一切）。通过图V.1我们看到（参考《梦》图III.3），这样的关联有力地表明，我们成年以后所持有的“爱的形而上学观”，深深根植于我们童年时代经历的性政治。
我们在潜伏期学习的“自我牺牲”的主要内容，是放弃（压抑）我们的某些个性特征，因为我们的父母或其他早期教育者认为这些特征与我们的性别不符。典型的情境是，男孩被告知：“你不是女孩子，所以别哭！”或者：“不要玩洋娃娃，别这么没男子气！”而对于女孩子，人们往往不让她们自作主张，不让她们参与“男孩子的”运动，等等。结果，当我们进入青春期时，划分人类的主要政治差异已经在我们身上很好地确立了起来：男孩走上了成为男人的道路，而女孩走上了成为女人的道路。弗洛伊德和其他心理学家（尤其是荣格，《梦》的第4—9周很详细地讨论了他的观点）在这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他们促使人们认识到：我们身上的异性特征并没有因为压抑而消失；相反，它变成了我们的无意识的主要特点。因此，它反而经常会比我们的有意识的性别特点更能控制我们。例如，我们在另一个人身上感到的吸引，更像是由我们的缺失感（即，由于我们的异性特征被压抑，我们觉得自己缺少了什么）决定的，而不是由我们关于“什么是美，什么不是美”的有意识的观念决定的。因此，如果一个女人在意识层面不喜欢自己的父亲，并且，作为对性蕾期的痛苦经验的反应，她压抑了自己个性中与父亲非常相像的部分，那么她有可能会爱上一个她在意识层面其实会加以拒绝的人。我们对性政治的微妙机制了解得越少，这种无意识的力量就越容易妨碍我们去体验爱。
弗洛伊德对爱与性的关系的看法显得像是毫不掩饰的还原主义：爱仅仅是“不敢袒露自己的目的的性”（SWL 10）。就是说，我们只是在虚构爱情故事，因为我们早在童年时期就学会了压抑自己的性欲。这也许是对厄洛斯的起源的合理解释，然而纯宗教形式的爱呢？比如阿加佩？弗洛伊德对相信阿加佩之爱的人格外苛刻，他认为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防御机制，保护我们免遭被爱人拒绝的负面感觉的折磨（133）。因为阿加佩认为，被爱者是否回应我们的爱“并不重要”；爱者“无论如何”都会继续爱下去。相信在爱的“最高”形式中，性吸引是无关紧要的，这是避免因为性吸引未得到满足而产生的负面感觉的最好办法！而在很多人那里，纯粹的阿加佩之所以是不现实的，完全是因为以下原因：我们的确需要将爱的“性”的一面合法化——至少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顺便一提，弗洛伊德最后认识到，我们的性驱力必须由同等强烈的无意识的“死亡本能”来平衡。这也许表明，弗洛伊德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终于开始为阿加佩留出了一席之地。）
有意思的是，尽管人们为克服童年时代的性政治带来的禁锢已经付出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努力，但在今天，男人和女人仍然有很多跟二十世纪初一样的倾向。即便是那些声称已经将自己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整合为一体”（从而在象征意义上克服了柏拉图在《会饮篇》的开头提到的众神的诡计，即将人类分为两性。见第4讲）的人，也通常会发现，他们的行为方式与他们所属性别的“典型”方式很一致。这也许意味着，两性之间的差异并不完全是无意识地实行性政治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我们在第11讲看到的，这些差异似乎根植于两性之间确实存在的生物性差异。如果是这样，那么弗洛伊德的最大的错误也许在于，他假定爱只是经过伪装的性。想到这些，让我们简要地看看两位“后弗洛伊德主义者”的观点。“后弗洛伊德主义者”指的是这样一些心理学家：他们认为弗洛伊德是伟大的开创者，从而一方面继续沿用弗洛伊德的一般方法，一方面对一些细节进行修正，希望能克服这位大师的过激之处。
在后弗洛伊德主义者当中，明确认为“性与爱之间存在着区别”的心理学家是西奥多·赖克（1888—1969）。他在《性关系心理学》中论证说，在人类的相互作用中，性和爱其实分属完全不同的领域。与其详述他的理论，不如让我以表格的形式概括一下他的观点。图V.2按照赖克的论证顺序，依次列出了性与爱的十种本质区别。如果这样的区分是对的，那么爱显然远远不是经过伪装的性。
性爱
满足的形式
生理的/生物的
灵性的/情感的
吸引的来源
“化学”
想象
最终目标
释放由性驱力导致的紧张
逃避由疏离导致的孤独
注意力焦点
身体
整个人
最终根基
自然（即，非文明的）
文化（即，文明的）
适用类型/范围
普遍的/无区分的
有限的/指向特定的人
艺术性隐喻
戏剧性的
诗意的
允诺持续的时间
短期的
（直至高潮结束）
长期的
（直到死/持续到永恒）
结合的类型
现实的/经验的
理想的/超验的
与力量的关系
可以被强迫
（即，强奸）
不可以被强迫
（必须是自愿的）
乔纳森·李尔在他更为晚近的著作——《爱及其在自然中的位置》（1990）——中阐释了后弗洛伊德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另一种理解。李尔的立场与赖克截然对立：他不认为性与爱（参见厄洛斯与阿加佩）是对立的，也不认为弗洛伊德简单地、过分地强调了前者；他论证说，弗洛伊德是想把厄洛斯描述为自然力，这种自然力的目的是要使爱成为现实的。他认为，可以把弗洛伊德的整个性心理学解释为对“孩子如何把爱当做基本的认知工具”这个问题的富有哲学意义的阐释。简而言之，我们通过爱来学习。李尔提醒人们，不要以为，当弗洛伊德用“性”和“具有性属性的”这些词的时候，他总是在说跟性交密切相关的事情。他建议我们，既然性交只是厄洛斯的一小部分，我们就应该把弗洛伊德心理学当成这样的理论来思考：它试图解释，爱如何扎根于我们的性本质，以及我们对爱的未被满足的欲望如何造就了人类的整个文化。
那么，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之初，距离性革命的第一次涌动已经有百年之久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弗洛伊德的理论？性的确是爱的根本原因吗？或者爱只是性的伪装吗？爱有它自己的、独立的来源吗？解答这些问题的线索也许隐藏在这个事实中：新生儿对暴露于这个“冰冷无情的世界”的第一反应，是哭喊。弗洛伊德会把这看成是具有性属性的冲动，是由婴儿对吮吸的渴望引起的。然而另一种解释也许同样合理：这是婴儿的皮肤的自然反应——哭喊着要求抚慰。一出生就受到温柔呵护的婴儿往往会马上停止哭喊，无论是妈妈还是爸爸在抱着他（她）。这一事实表明，对抚慰的需要比吮吸反射还要基本。无论如何，抚慰对新生婴儿的显而易见的重要性说明，对上述问题的最好回答是承认两种视角都是对的，每种视角都有其合理性：吮吸反射表明性是爱的心理基础（也许甚至是生物基础）；然而，从哲学的（概念的）角度考虑，婴儿对抚慰的接受，表明爱具有独立于性政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