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顾茂才广圻，字千里，一字涧苹。陈黄门侍郎野王①之三十五世孙也。少孤多病，读书枕畔，人咸异之。年十二，随舅氏郑游京师。弱冠南归，不事科举业。年三十，始补儒学生。继从江艮庭征君游，得惠氏遗学，因尽通经学、小学之义。尝论经学云：“汉人治经最重师法，古文、今文、其说各异，混而一之，则不胜矣。”论小学云：“《说文》一书，不过为六书指示发凡，原非字义尽于此。”欲取汉人经注作假借长编。张君子絜②尝问秀才以读《毛诗》之法，秀才谓《毛传》全是古文，《郑笺》或用今文《诗》破《传》，或用今文他经说以破《传》，或又用古文他经说以破《传》，此自是郑氏家法，不专一家，明乎此，而后二家之体例了然。欲作《毛郑诗考读》一书，专论《诗》旨。阮太傅抚浙，尝延秀才同辑《毛诗注疏校勘记》。及太傅督粤刻《学海堂经解》，询秀才所著书欲刊之，秀才答书有云：“尝读《尔雅》，病郭注浅陋，思采《毛传》以下古义尚存者，条举件系，加以驳论。又读康成诸经，推寻家法，始悟近人痛斥王子雍皆能言其当然之迹，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之故。譬之治病未知症结之所在，终无以断其宿患。拟每事穷彼根源，各得其所以然，庶郑、王公案由兹而定。又读《说文》反覆有年，见许氏自有义例，具在本书。后来治此者，驰鹜于外，遽相矜炫，徒使叔重之指转多沉晦，且致他书亦苦牵合附会。意欲刊落浮词，独求真解，就本书之义例疏通而证明之，自然可与群籍并行不悖，似于小学、经学皆为。”……［1］［1］原刊有页码而无文字，仅标有“原缺”字样，故用省略号以示区别。原文详见《思适斋集》卷六《与阮云台制府书》。又据《思适斋集》卷首录有李兆洛《顾君墓志铭》“服膺之”前有“先生”二字，现补上。先生服膺之。遍读先儒语录，摘其切近者为《遁翁苦日》一卷，以教学者，其无门户之见如此。道光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卒，年七十。所著有《许氏说文考异》、《思适斋笔记》、《思适斋集》各若干卷。上海徐君渭仁③求《笔记》原稿，十年而不获。道光二十九年，海宁杨君文荪④得秀才遗稿于其孙瑞清家，因统编诗文为十八卷，授徐君刻之。秀才尝与金坛段大令辨论“四学”，黄绍武⑤谓“两君议礼起争端”，往返书札已刻《经韵楼集》中，兹刻不复载云。
陈郡丞名树华，字芳林，一字冶泉，江苏长洲县人也。父鸿熙，官两广盐运使司。乾隆元年，以恩荫授职，历官湖南武冈州州同、江西湖口县知县、山西泽州府同知。君容貌颀然，长于折狱，长官前侃侃不阿，姚巡抚棻⑥、王藩使昶、善观察泰⑦皆服其才。其于民事虽无某事某事可指，殆古所谓“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者欤”？居平勤学自任，罢官州同，家居十载，闭户著书。与卢召弓学士、金辅之殿撰友善，所著《春秋内外传考证》五十一卷，学士、殿撰并称之。其后归自山西，获交段茂堂大令。大令称所著为《内外传》善本，有相见恨晚之叹。所著又有《宋庠国语补音订误》［2］［2］段玉裁《经韵楼集》作“《国语补音订误》”。及诗集各若干卷。卒年七十有二。郡丞有甥，曰梁处素，名履绳，更名玉绳，籍隶浙江仁和县。乾隆戊申科举人，訚訚和易，人乐亲之。传郡丞《左传》之学，因《考证》一书，复辑诸家之说而折其衷，为《左传通考》若干卷，惜未成而卒。又考证诸经，为《瞥记》一卷，刊入《皇清经解》。
武进臧玉林秀才琳，博综经史，深于小学，闭户著书，世无知者。所著《经义杂记》三十卷，久已刊行。惟所著《尚书集解》一百二十卷，定本高二尺许，约二百万言，世无刊本，秀才七世孙熙珍藏之。张石洲，明经之弟子，赵孝廉禄保⑧与熙相善，明经欲刊其书入《连筠簃丛刻》，不果。道光丁未，孝廉以公车至京师，尝录其自序相示。《序》云：“琳不揣固陋，手自撰辑，上探伏、孔、马迁之奥，中采许、马、郑、王之诣，下逮唐、宋、元、明之说，莫不条分缕析，依经附注，撷其精英，弃其瑕疵，间下己意，亦不数见。盖以前人之义已备，故一己之说不赘。惟文字异同之间有系圣经匪浅，而自唐儒陆、孔以来多所依违，鲜能折衷。琳少学训诂，颇解于斯，凡有所据，随为条证，欲少求益于前人。所得之外，非忘其大者、远者，而议其小者、近者也。据孔氏《正义》之本，仿何氏《论语》之注，别以姓名题为《集解》。三易其稿，廿年而成，为卷凡百有二十，附以序、目、释、文四卷。若夫删繁订失，是深有望于后之君子焉。康熙四十四年，太岁已酉仲冬月，武进臧琳谨序。［1］［1］此序亦见张穆编撰的“阎潜邱先生年谱”中，可参考。
［2］原刊“玄”作“元”，按前例改。”读此可以知梗概已。
秀才之玄［2］孙镛堂，更名镛，又更名庸，字在东，卢召弓学士弟子也。湛深经学，既补缀《经义杂记》而刊之，复仿《经义杂记》，著《拜经日记》八卷，又著《拜经文集》一卷，并刊入《皇清经解》。又辑卢子干《礼记解诂》一卷，《尔雅汉注》三卷。在东之弟名礼堂，字和贵，以孝闻。尝割肱以疗母病，师事在东，传经学。尝辑《孝子孝妇传》［3］［3］又名“古今孝子孝妇传”。
［4］段玉裁《经韵楼集》作“《说文经考》十三卷”。成数百卷。据黄公绍⑨《韵会举要》重辑《说文系传》十五卷，刺取许氏引诸经为《说文引经考》十二卷［4］，摘录玉林秀才《尚书集解》按语为《尚书集解按》六卷。又为《三礼注校字》、《春秋注疏校正》各六卷。删补吴江严豹人辑《左传贾服注》三卷，南宋高宗《御书石经孟子考》二卷，增订孙渊如《仓颉篇》三卷，增补在东所辑《通俗文》一卷，辑臧荣绪⑩《晋书》二卷，记《先考遗事》一卷，《拜经堂书目》四卷，《爱日居笔记》六卷。卒年三十。段茂堂大令为立《臧孝子传》。
《小尔雅》一卷，见《汉·艺文志》、《隋·经籍志》者，孔鲋之本、李轨之《解》已不可复见。今所传者具载《孔丛子》第十一篇，世以《孔丛》之伪而并伪之。戴氏东原谓是后人皮傅撮拾而成者，非古小学遗书也。窃尝考之汉魏以来传注家征引此书者，许氏《说文》仍称《尔雅》，《辵部》引云：“，薄也。”王肃之说见《诗》、《礼》疏；《左传》杜注，训诂多合；至郦注《水经》，更明著书名；其后《释文》、《正义》、《一切经音义》、李善《文选注》引用尤多。持校今本，则灿然具在，其逸者不过数条，此乃伪造《孔丛子》者具录于《策》，犹《家语》之取大戴、小戴及荀子、贾子耳，何足疑耶？近为此学者，有王教习煦《小尔雅疏》八卷，宋大令翔凤《小尔雅训纂》六卷，胡孝廉世琦、任孝廉兆麟《小尔雅注》各若干卷，胡观察承珙《小尔雅义证》十三卷，谭明经正治《小尔雅疏》［1］［1］又名“小尔雅疏证”。《辛巳丛编》本作“小尔雅”。若干卷，并称精核云。
李学博超孙，字奉墀，号引树。先世自江阴迁居嘉兴梅会里。五世祖良年，县学生。康熙乙未，应诏征试博学鸿词科。学博少时即有志于学，《六经》、《四书》悉能覆讲不忘。稍长，锐意进取，晨夕淬厉，与弟富孙、从弟遇孙同师事从祖敬堂大令，务为根柢之学。乾隆已酉，选拔贡生。乙卯，中举人。嘉庆丁丑，大挑二等。道光辛巳，选授会稽县教谕。学博事亲至孝，先意承志，视膳问安，委曲备至，故赠君家居得优游者二十年。与弟读书相切劘，友爱之情弥笃。宅心和厚，遇人接物，情意绸缪，绝无崖岸畦畛之见，人亦乐与之亲。有是非纷杂，片言悦服。所著诗古文词，自订为《拙守斋稿》十卷。尤深于《毛诗》之学，著有《诗氏族考》六卷，学博弟子海昌蒋光煦刊入《别下斋丛书》。
弟富孙，字既方，儒学生。好读《易》，尤好汉儒之说，而深斥图书之附会穿凿，摈不欲观。自汉魏以迄元明，说《易》之书具存者百余家，皆浏览之，而惟服膺资州李氏《集解》。既已朝夕寝馈于斯，而于三十余家之说未经采入者，更搜罗荟萃录成，得六十余番，为《李氏周易集解补》一书。卢抱经学士尝序之，以为命意高而用力勤，又加之以谨严，述之之功，远倍于作云。［1］［1］卢文绍作有“元既方补李鼎祚周易集解序”载《柳眉经堂文集》卷三，可参考。
邹叔绩司马汉勋，楚南新化县人也。家饶于资，兄弟六人并治经史，不攻举业，不治生产，戚秉家政，遂中落。司马年将及壮，以解经见重于学使者，补儒学生。咸丰辛亥，以后场博洽中举人。贯通群经，博涉载籍，长于切韵之学，尤深于舆地。尝据内府地图，以考证《禹贡》水道，多发前人所未发。又据内府地图以订正《水经》郦注之误，极为明确。壬子应礼部试，余识司马于都门，时相过从，辨论海内水道源流分合，了如指掌。自言尝应聘至贵州纂修志书，于贵州水道尤多考辨。所著有《艺斋著书》若干卷，藏于家。壬子之夏，罗苏溪制军奉旨回籍团练，以司马偕行。继偕江岷樵抚军剿贼卢州有功，得旨以同知直隶州选用。后以卢州之陷，与江抚军同时战没，得旨优恤。司马同县有欧阳上舍大观、欧阳布衣忠者，并治经史，人咸以博洽称之。
郑比部存纻，字献甫，一字小谷，粤西象州人也。因原名与御名偏旁相同，遂以字行。道光乙酉，由选拔贡生中举人。乙未成进士，改主事分刑部。性情高迈，不慕荣利，博极群书，湛深经学，尤善八家古文。通籍后解组归，优游林下，著书自娱。主讲桂林经古书院，恒以经古提倡后学，造就良多。咸丰辛亥、壬子间，粤西红巾贼起，桂林戒严，寇退，缙绅御贼者多冀赏翎顶官爵。比部语人曰：“守城何功？城岂必当弃者耶！大吏倘有滥保，幸无波及我也。”其出语讽时多类此。所著讨论经史子集之书，自题曰《愚一录》，共十二卷。凡《诗》、《书》、《易》、三礼各一卷；三传共一卷；《论语》、《孟子》共一卷；《尔雅》、《孝经》共一卷；子、史各一卷；杂论、诗文共一卷，仿《困学纪闻》体例为之。尝遇盗夺其手稿，追录之，尚得七八云。诗文集若干卷，宗法少陵、昌黎者为多。咸丰丁巳，比部避地来游东粤，所居与文灿衡宇相望，晤见恨晚，捧手有授，相资正深。居无何而广州城陷，各仓皇走，不获谈经已。感患难之频，仍冀后会之有日，鸡鸣风雨，每令人不能释于怀云。
业师陈兰甫先生，当代通儒也。先生名澧，初字兰浦，其先江南人，后徙于粤为番禺人。道光十二年举人，出歙县程春海侍郎之门。以大挑二等，选授河源县训导。赴官两月，谢病归。闭户著书以自娱。尝为《汉儒通义》若干卷，以徐伟长《中论》云：“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训诂，摘其章句，不能通其大义之所极。［1］［1］引文有脱漏，原文如次：“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矜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故君子必择师焉。””宋以后，轻毁汉儒者，其说多类此。因辑汉儒群经传注及《尚书大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等书其言大义者，仿朱子《近思录》例编之。又以郑君《六艺论》尝言“《穀梁》善于经”，而《穀梁春秋》为千年以来绝学，欲著《穀梁条例》、《穀梁传笺》二书，以明其义。后以海州许月南孝廉桂林已为《穀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镇江柳宾叔孝廉兴恩又为《穀梁大义述》，因谓：“二君书成条例，二书竟可不作，但使有人明此绝学，何必其书之出于己耶？”先生于学问之道，诚无一毫私意矣。先生于柳君先为神交，道光庚戌相见于京师邸舍。柳君属先生序其书，且征先生之说采入之。先生书不在行箧，其说多不能记忆，述其一义以序之。其说云：“《孟子》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1］［1］《孟子》原文“弑其君”、“弑其父”后有“者有之”三字。，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之义莫大于此，此义惟《穀梁传》得之。《传》曰‘桓无王，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为无王之道，遂可以至焉尔。元年有王，所以始桓也’。然则世有乱臣贼子，自天子至百姓皆有责焉。于是乱臣贼子无所容于天地间，此其所以惧也。天子不能治乱贼，则孔子以为无王而自以王命法治之，故曰‘天子之事’。推之，凡《春秋》之书王，其义皆为以王法治天下可知也。孔子惧有弑父、弑君者，乃作《春秋》，此《春秋》所以托始于隐、桓。《穀梁》于隐元年《传》云‘将以恶桓’，是其义也。”其所解说多类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