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产生于实用目的，而文字本身的奇妙却也足以让人为之着迷。当作家倾心于后一种效果、以语言艺术为主要目标时，就产生了美文。在古代文学史上，辞赋和骈文构成了美文的主要谱系。
语言的陶醉
依照古代的文体分类，诗、文、辞赋是最基本的三大类。
不过“辞赋”的概念有一些含混之处。简要来说，楚辞本来就可以称为赋，《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就说“屈原赋”二十五篇，“宋玉赋”十六篇。而秦汉文人的作品，有大抵追仿楚辞风格而具抒情诗特征的，习惯上称“楚辞”或“辞”而不称“赋”，另一种新兴的以体物为主的，一般就只称为“赋”。笼统而言，皆属“辞赋”。而按照现代的文体分类，则把楚辞归于诗，汉赋归于文——也可以认为它是介于诗、文之间的文类。
汉赋有两个主要的源头。一是楚辞，它本来就是偏向华丽风格的。一是《战国策》一类的纵横家之文。从这类文章来看，战国后期的“游士”通常都有相当好的运用文辞的修养，喜欢铺张而华丽的语言表达。可以推定，当时要成为“士”必须要经过文辞和游说方法的训练。这就像古希腊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很多经过“雄辩术”的训练。游说者追求漂亮的语言，首先当然是为了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但由此也显示了他们的才华与智慧。
战国游士的培养模式和这一类人的基本文化结构是不会一下子改变的，但时代发生根本改变以后，他们的生活方式却必须有所改变。西汉初，许多文士依附于诸侯王的宫廷，武帝即位后强化中央集权，又将其中的佼佼者召集到皇家宫苑。在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下，文士们的活动空间缩小了，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的活动已无从参与，于是便更多地发挥其文辞方面的才能，主要以文学活动为君王提供精神享受。由此沿着楚辞的文体模式，发展出赋这一新的文体。
汉赋与楚辞的分道，主要在于楚辞以自我为中心、以抒情为主，汉赋以外界事物为关注对象、以写物为主。这是一种以语言的美感为最终目的的文学创作，它通过精心安排美丽的文字，整齐的句式，层次分明的结构，表现社会和自然的种种奇特事物和绚丽景象，刺激读者的感受力与想象力，获得审美快感。
在后世看来，汉赋尤其典型的大赋的缺陷是很明显的，它不仅堆砌辞藻、过度铺排夸张，读起来令人疲倦，而且常常在“风谏”的道德掩饰下，夸饰帝王的威势和奢靡的生活，用扬雄的说法，叫做“劝百讽一”。但在文学史上，它是新鲜的尝试和创造，是对语言的魅力的探险。《史记》、《汉书》常以“文章”的概念指称辞赋等重文采的作品，正表明文学独立意识的形成与辞赋有很大关系。在汉代，辞赋创作成为文人文学的主流，作品的数量颇为惊人，据班固《两都赋序》说，成帝时整理从武帝以来各种人士奏献给朝廷并且还保存着的辞赋，总数有一千余篇。作者除了文人、学者，帝王和高级官僚也有参与其中的，汉武帝就写过《秋风辞》和《李夫人赋》。
子虚乌有
汉代大赋形成的标志，是枚乘的《七发》。内容假托楚太子因安居深宫、纵欲享乐而导致卧病不起，“吴客”前往探病，说七事以启发之（篇名即由此而来）；中心部分竭力描述音乐、美味、车马、宴游、狩猎、观涛六方面的情状，最后以贤哲的“要言妙道”的吸引力使楚太子病愈，表明精神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但这一部分却相当简单。
《七发》在一个虚构的故事框架中以问答体展开，使作者能够自由地选择作品所要表现的内容；它脱离了楚辞的抒情特征，转化为以铺陈写物为中心的高度散文化的文体，这两者奠定了汉赋体制的基础。同时，《七发》摆出一副“讽”即劝谏的姿态，以求顺合于社会公认的道德意识，重点却放在展示各种令人向往的生活嗜欲，并将这些素材创造为新鲜的文学美感。
这种道德主题与审美主题在矛盾中结合的模式，也为后来的体物大赋所沿承。
武帝即位后，由于他的倡导，汉赋进入全盛期，最重要的代表作家是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的赋作很多，以《子虚赋》、《上林赋》最有名。这两篇从结构来说其实是完整的一篇，内容也是在一个虚构框架中以问答的体式展开的：楚国使者子虚出使齐国，向齐国之臣乌有先生夸耀楚国的云梦泽和楚王在此游猎的盛况，乌有先生不服，夸称齐国山海之宏大以压倒之。代表天子的亡是公又铺陈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游猎的盛举，表明诸侯不能与天子相提并论。然后“曲终奏雅”，说出一番应当提倡节俭的道德教训。
这两篇赋中的登场人物，冠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这样的名字，等于是公开声明了作品的虚构性质。作品的内容由三个人物各自的独白展开，最终突出了天子的崇高地位与绝对权威，显示了大一统时代的文化特征。
二赋最突出的一点，是极度的铺张扬厉，《七发》以二千余字铺陈七事，已经是空前的规模；《子虚》、《上林》则以四千余字的长篇，铺写游猎一事，并以此为中心，把山海河泽、宫殿苑囿、林木鸟兽、土地物产、音乐歌舞、服饰器物、骑射酒宴，一一包举在内。作者用夸张的文笔，华丽的辞藻，描绘一个无限延展的巨大空间，对其中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一切，逐一地铺陈排比；毫无疑问，这里渲染了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但它确也呈现出过去文学从未有过的广阔、丰富和壮丽的图景。这里面有一种与时代精神相联系的拥有世界的自豪感。
西汉后期的扬雄与司马相如并称“扬、马”，名望也很高。他对司马相如非常倾慕，代表作《甘泉》、《河东》、《长杨》、《羽猎》四赋，就是模拟《子虚》、《上林》的。但他虽然也善于运用瑰丽的语言描绘宏大的场景，终究缺乏创造性。汉代大赋中新鲜的主题，出现于东汉前期史家班固所作的《两都赋》，由《西都赋》和《东都赋》两篇合成。
“两都”指西都长安，东都洛阳。《西都赋》主要赞美长安的繁华富丽，包括统治阶层的享乐生活；《东都赋》则更多地歌颂了东汉王朝所实施的各种政治措施如何恰当，以及王朝的威势、洛阳风俗的淳厚，这样就显出东汉的统治比西汉的统治更符合儒家理想。
《两都赋》以描绘都市为中心，因而它更多地关注人们的生活场景，山水、草木、鸟兽、珍宝、城市、宫殿、街衢、商业、服饰、人物……增添了不少新鲜内容，景象也颇为壮丽。京都赋是辞赋的一个重要分类，它的基本格式是由《两都赋》奠定的。
回归抒情
大赋是一种非常耗费精力的文体，尽管它广泛描写人类生活中的事物与景象，引发了许多新的文学主题，但由于缺乏情感的兴奋，很容易导致审美疲劳，难免盛极而衰。到了东汉后期，赋开始转向以抒情为中心的短小篇制。
张衡是这一变化的代表。他作有规模宏大的《二京赋》，史称“十年乃成”。而他的《归田赋》，总共才两百余字，在写作态度上，堪称是对传统大赋的一种反动吧。文章主旨是从昏乱的社会逃遁到田园，反映田园隐居的乐趣。其中写景的部分简洁而清丽，和大赋的铺排写法完全不同。
抒情小赋体现出清新活泼的生机，很快获得汉末魏晋文人的喜好，佳作不断出现。
蔡邕的《青衣赋》写与一奴婢的情缘和别后对她的怀念。
这即使有虚构成分，也应该与作者的某种实际经历有关系。这种不合道德传统的题材的出现，反映了在当时社会瓦解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和情感表现渐趋自由。最后一节情景很动人：“明月昭昭，当我户牖，条风狎猎，吹予床帷。河上逍遥，徙倚庭阶。南瞻井柳，仰察斗机。非彼牛女，隔于河涯。思尔念尔，惄焉且饥。 ”这里描写了恋爱之人在月光皎洁的晚上因思念对方而不能成寐、在庭院中徘徊的情形，意境很美。
王粲与曹植并称“曹王”，是汉魏之际美文的高手。王有《登楼赋》，是他因避中原战祸而寄寓荆州时所作，写羁旅之愁与怀才不遇的悲哀。它篇幅短小，语言精美，多用骈句，写景与抒情结合紧密，深刻地表现出在混乱的时代中对人生价值失落的忧惧。其享名之盛，以致“王粲登楼”本身成了一个典故。曹植有《洛神赋》，虚构了作者在洛水遇神女的故事，更是千古传诵之作。它的感染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女性美的前所未有的细致描摹，一是由人神相遇而终不能接近的愁怨，表现了完美事物总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生体验。赋中刻画神女容貌与情态的文字极华美之能事，如开头一节：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辞赋别有特色。他的《归去来兮辞》
描写由彭泽令任上归隐时途中景象和还乡以后生活，在辞赋系列中，语言显得清新而朴素。作者善于用单纯的描写传达浓厚的抒情色彩，富有诗意而带有哲理的内涵。“舟超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写归途中的自由无羁、轻松愉悦，令人心旷神怡；“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等写景之笔，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自然界自生自化、充足自由的灵韵。《闲情赋》在陶集中尤为特殊。其题旨标榜为“闲情”即约束感情，实际内容却是热烈地渲染男女之情，而且文辞流宕，色彩丰艳。其中“愿在衣而为领”以下一大段，用各种各样的比喻表现欲亲近美人之情，穷形尽态，极铺排之能事。
从这里可以看到陶渊明思想情趣的另一方面和文学才能的多样性。
南朝精美的小赋层出不穷，不过那都是用骈体文来写，我们放到下一节再说。至隋、唐而下，赋的高潮期已经过去了。
但直到古典时代结束，赋的创作始终延续不绝，且代有佳作，在文学史上描绘着美丽的图景。如果要简单提及，我们很容易想到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
骈文的形成
骈文和律诗一样，是充分利用汉语的特点建构起来的形式特别精致的文体。
“骈”的本意是双马并行。所谓“骈文”从最基本的意义来说，就是主要用对偶句写成的文章，它在语言形式上追求对称与均衡之美。对称与均衡是一切形式美中最基本的因素，也最容易为人的心理所感知。按刘勰《文心雕龙》的说法，它既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也是人类天性的要求：“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 ”而汉语字形独立和单音节的特点，尤其容易形成工整的对偶。这是律诗和骈文的共同基础。
但骈文的讲究不仅仅在对偶。如果按照南朝典型的骈文的要求，它还讲究声律（平仄和谐）、藻饰（辞采华美）、用事（运用典故），如此将四项要素结合起来，形成高度形式化、追求典雅华丽的美文。还有，因为诗歌的惯用句式是五、七言，骈文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以四字、六字句为主的体式，这一类型的骈文又称“四六文”。
由于汉语天然容易形成对偶（比如“桃红”对“柳绿”，“高山”对“流水”），而人类的心理也天然喜好对称和均衡，所以自从中国有“文章”可言，就有运用偶句的现象。但是，那大体是自然形成的，并非有意追求。屈原的楚辞因为喜用不同的事物作对比，造成许多偶句，令人有文采斐然之感，这已是骈文遥遥的先声。秦与西汉的文、赋，运用对偶并同时增以用典和藻饰的情况逐渐增多，李斯、司马相如常被举为代表。到了东汉，将骈偶作为追求文章之美的手段，已是普遍现象。但一般说来，仍是骈散相杂而以散句为主。进一步到了魏晋，则于骈散相杂中变为偶句为主，而且辞藻的修饰也更加精致。前引曹植《洛神赋》一节，可以作为例子。南北朝则是骈文的全盛期，前面说到的典型骈文的四项要素，这时才算完全齐备。正因演进的过程很长，所以骈文什么时候算是正式成立，就有不同的说法。早的将李斯或司马相如尊为“初祖”，晚的则认为要到魏晋乃至南朝。如果要找一个标志的话，西晋陆机的《豪士赋序》也许比较合适。下录一小节：
且夫政由宁氏，忠臣所为慷慨；祭则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鞅鞅，不悦公旦之举；高平师师，侧目博陆之势。而成王不遣嫌吝于怀，宣帝若负芒刺于背，非其然者欤！
此文全篇都十分整齐工致，用典也很自如，而且多用四六对偶的句式，创立了“四六文”的体式。文中间杂少量的散句作调节以免音节呆板，也做得老到。除了声律规则要到南朝才明确，非陆机所能知，已经没有什么可挑剔之处了。
雪、月、恨、别
通常所说“骈文”，包含一部分骈体赋。上面的小标题是南朝四篇著名骈体短赋的题目，望题似乎就能感受到南朝崇尚唯美的文学气息。
《雪赋》的作者谢惠连，《月赋》的作者谢庄，均为江南高门谢氏宗族中的重要人物。这两篇赋都是单纯的写景之作，一无深意。但语言极其精美，令人喜爱。下面录《月赋》的一小节：
若夫气霁地表，云敛天末；菊散芳于山椒，雁流哀于江濑；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列宿掩缛，长河韬映；柔祇雪凝，圆灵水镜；连观霜缟，周除冰净。
写月中世界，如此晶莹剔透、空明澄虚。语言之工丽已是竭尽所能。
南朝唯美文学的主题，集中在自然景物、女性和人生失意的伤感，江淹的名作《恨赋》和《别赋》，就属于上述第三类。二赋将不得志的憾恨与别离的哀伤视为人类的普遍情感，通过一一举例或分门别类的方法加以描摹。
其中《别赋》尤为出色。文中先从行者与居者两面总述别离之悲，然后分写各类人物、各种情形的别离，以见其在人们生活中的普遍性，并达到反复渲染的目的。写侠士以死报恩、与家人诀别的景象是：“沥泣共诀，抆血相视，驱征马而不顾，见行尘之时起。 ”有慷慨悲壮之气。写游宦者之妇的四季相思是：“春宫此青苔色，秋帐含兹明月光。夏簟清兮昼不暮，冬凝兮夜何长！ ”有缠绵不尽之哀。写情人之别，则于忧伤中充满了诗意的美感：
下有芍药之诗，佳人之歌，桑中卫女，上宫陈娥。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
南朝文学普遍带有伤感性。如果说，美归根结底是一种感动的力量，那么在南朝文人看来，悲哀的情绪是最令人感动的。
江淹赋是这一审美趣味最典型的表现。
魂兮归来
南北朝美文大多回避社会冲突与人生中的尖锐矛盾，缺乏惊心动魄的力量。当然也有例外。在辞赋中，较早的有鲍照的《芜城赋》。它以夸张笔法将广陵城昔日的繁荣与它在宋代两次遭到兵祸后的荒凉相对照，哀叹战争的惨重破坏和世事变迁无常，透露了非常沉重的时代的伤感。较晚的则有庾信的《哀江南赋》。它是庾信经历了梁朝覆灭、国破家亡，而自身又被长期扣留在北朝不得南归的痛苦之后，回顾往事、抒发悲愤之作。题目取自楚辞《招魂》中句子：“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哀江南赋》以自身经历为线索，历叙梁朝由兴盛而衰亡的过程，抒发自己陷入穷愁困顿、灵魂永不得安顿的悲苦。此赋篇制宏大，头绪纷繁，感情深沉，叙事、议论、抒情结合一体，具有史诗性质。如其中的一节写到江陵破后大量的南方士人和百姓被驱迫到北方，其惨痛景象，尤其贵者的沦落，显示出在巨大历史变局中人的可悲可怜：
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时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况复君在交河，妾在青波，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哀江南赋》前面有序，也可以视为一篇独立的“四六体”骈文，骈偶的技巧在此文中运用得十分老练。像“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荑斩伐，如草木焉！ ”前六句为不同的对偶句式，有很强的顿挫感；后四句变为散体，一泻而下。精致的形式极充分有力地表达了感情。
书信之美
南朝几乎所有文章都用骈文来写作。其中书信一体，因其轻便自由，产生了不少精巧的佳作，我们在这里挑选两个例子，以见一斑。
鲍照有《登大雷岸与妹书》，其中有大量的对所见自然景色的描写，如写庐山的一节：
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潮，峰与辰汉相接。上常积云霞、雕锦缛。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绛天。左右青霭，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者也。
画面阔大，气象万千，光色耀目。在语言风格上，鲍照的骈体文通常语意紧缩、意象密集，显得雄健有力。
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也是南朝最杰出的写景小品之一，如画如诗，引人入胜：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峰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
此文以善于刻画见长。起笔四句，意境清明高远，人的潇脱情态自在其中。下文摹写水之清澈急猛，山之高峻奇伟，环境之幽深秀美，无不刻画精准。较之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虽壮丽雄浑不如，而清奇俊秀过之。
余波清涟
四六骈体在唐代仍流行，“初唐四杰”中的骆宾王、王勃都以擅长骈文著名。
骆宾王的《讨武氏檄》是唐代骈文中的名作。当时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骆氏为他起草此文，传播四方，以求响应。这篇檄文从君臣大义立论，情绪激昂，声调铿锵，节奏明快，极富于煽动性。像“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令人由悲哀而生愤慨，据说武则天读到这里不由凛然一惊。徐敬业的军事行动失败极快，倒是这篇檄文传诵不衰。
王勃写有多篇骈体序文，其中《滕王阁序》尤为著名。描摹秋色的一节，画面宏阔而景象明丽：
虹鐀雨霁，彩彻云衢。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这一小节用三组不同的对句构成，堪称精工。
但骈文虽然也可以写得既精美又切情，然而由于形式的讲求太多，并不容易写好。所以唐人文章也向骈散兼用的方向变化。
典型的如李白，他的书信体散文无不是而挥洒自如，即使像《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这种惯例用骈体的文章，他也写得相当松散：“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这是说人生当及时行乐的道理，文字浅显而属对不十分严整，遂容易表达活跃的情绪。
中唐以后，骈文的高潮逐渐衰退。但它不仅作为文章众流之一脉延续不绝，而且，自骈体文盛兴之后，散体文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