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传》又记府兵缘起云：“初置，府不满百，每府有郎将主之，而分属二十四军。海军以开府一人将焉，每二开府属一大将军，二大将军属一柱国大将军。……等六家主之，是为六柱国，共有众不满五万。……初置府兵，皆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郡守农隙教试阅，兵仗、衣驮牛驴及糗粮旨蓄，六家共备，抚养训导，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众。”此一段文字首须除去疑障者三处：（1）“六户”，《文献通考》一五一改作“六等之民”，陈氏从之，且据《魏书·食货志》献文帝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谓西魏依此分民为九等，“六户”盖指九等户中自中下至上上凡六等之户而言。余从其文义推之，六户既有“中等以上”，同时自有“中等以下”，换言之，“中等以上家”只“六户”之一部分。假依陈释，直须云“六等户以上”，何必构成“六户中等以上”之艰涩辞句？考《隋书》二四《食货志》：“寻而六镇扰乱，相率内徙，寓食于齐、晋之郊，齐神武因之以成大业；……是时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又“及文宣受禅，多所创革，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六坊旧无成说，《通鉴》一五六胡注：“魏盖以宿卫士分为六坊”，犹是拟议之辞。滨口重国称，六镇反后，魏末禁军之组织，统之者为领军将军，下置左右卫将军务二员，每辖武卫将军各三员，共为六员，各掌一坊之羽林虎贲，是为六坊，说见《东洋学报》二四卷一号四九——五一页，亦举不出明确的书据。寻绎隋志文义，六坊之众，显即六镇内徙之鲜卑，其中一部随魏孝武西入关，惟不如留东者多，《家传》之“六户”，同于《隋书》之“六坊”，宇文泰设六柱国，似用以适应六坊之分隶，仿周典云者汉文人为之缘饰而已，简言之，东西魏最初之兵源，均取六镇鲜卑为骨干，必限于中等以上家者犹诸北魏之取强宗子弟。三等九品乃输赋多寡之分级，与兵制完全无关。（2）“郡守农隙教试阅”之误，陈氏已辨之（见前文），所谓“唐人追述前事亦未可尽信”也。柱国之下，更有大将军、开府、仪同等节级督率，何劳乎郡守？（3）“六家共备”之换言，即许多物资须由府兵本人自备（参下节），其代价为“无他赋役”，即北魏时之“偏得复除”。《通鉴》一六三误改为“六家供之”，须知六柱国皆奔随入关之人，焉能家家都有大宗财产以供如许之府兵设备。
大义既明，则知“门栏陛戟，警昼巡夜”，西魏府兵所任者纯属禁卫军职务，同于蒙古时代之怯薛歹（K ikt i，华言禁旅）。然数不满五万，不逮太和三分之一，时方频岁战争，警卫犹虞未足，岂敷疆埸调遣？大统九年之募自关、陇，于势不得不然，北齐处优势，既有百保鲜卑，尚须“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夫，以备边要”，（《隋·食货志》）可以相例。抑入关之六坊，不满万人，而西魏府兵将达五万，其间显曾取汉人为之扩充，非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三六页）所云始自周武。又谷氏认西魏府兵为兵农不分及兵农合一，按十五日上则任警卫，十五日下则习战事，不知从何觅余隙以务农也。
（三）北周府兵
涉北周兵制，得如下之史料数条：
保定四年（五六四）九月，命宇文护伐齐，征二十四军及左右厢散隶及秦陇巴蜀之兵，诸蕃国之众二十万人，（《周书》一一）
建德三年（五七四），十二月丙申，改诸军军士并为侍官，（《周书》五）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隋书》二四）
六年（五七七）十二月，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周书》六）
宣政元年（五七八）十二月，命宇文逌伐陈，免京师见徒，并令从军。（《周书》七）
此项材料，首先表现出府兵数并不多，故保定伐齐，宣政伐陈，都要向各方极力张罗，乃能出发。职是之故，统治者遂悬一免其县籍之优待条件，以广招徕。然赋役凭籍帐，狡黠者乘机钻隙，于是相率挂名兵籍，借以逃避赋税，结果兵源之获益无多，课入之损失反极大。《隋·食货志》所谓“是后夏人半为兵”，实含讥讽语气（据大象中户数与口数之比例，每户平均只得二口半，亦可作尖锐之反映，参前《隋史》十八节72页注），不知者竟谓北周得此大量华人补充，因成其平齐之大业。则由昧于《隋·志》言外之意也。再简括一句，北周府兵除募华人扩充之外，其余制度，相信与西魏无异。
更有与府兵无关而陈氏误会以为改制者。《周书》五，保定元年三月，“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率岁一月役”，《通鉴》一六八胡注云：“八丁兵者，凡境内民丁分为八番，递上就役，十二丁兵者，分为十二番，月上就役，周而复始。”此是成丁平民每岁应征工作（即力役）之规制，与府兵无关，胡注大致不误，盖依西魏制定，府兵半月上半月下，并非八番、十二番也。陈氏讥胡注以“民丁”释“丁兵”，不知此时为兵民分治，则由于误将“丁兵”一词析为二事；按《周书》七，大象元年二月，“发山东诸州兵，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起洛阳宫，常役四万人以迄于晏驾”，此之“兵”系指应役之平民，盖暂时取消保定元年所减定之三十日役，恢复以前之八丁兵制，故增为四十五日役也（一年三百六十日，以八人轮番，则每人应作工四十五日，以十二人轮番，则每人只作工三十日）。其后开皇三年，“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隋书》二四）又比保定再减少三分之一，然此皆属于庸役之制，于府兵无关，故附正之。
（四）隋府兵
隋制改革之重要者在开皇十年。北周末扩充府兵，致国家财政大受损失，隋文为救其弊，故十年诏曰：“魏末丧乱，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隋书》二）论其作用，正如吴廷燮所云：“隋开皇时尽放军户为民，故户口大增于前。……兵军还民，荫庇自绝。”因之，有应辨正者二事：
1.谷氏认隋“非兵民合一”，而陈氏却以为然；陈据垦田二句，谓“与《北史》所载府兵初起之制兵士绝对无暇业农者，自有不同。此诏所言或是周武帝改革以后之情状，或目府兵役属者所垦，而非府兵自耕之田，或指边地屯垦之军而言，史文简略，不能详也”，既曰史文不明，岂能即据以立兵民合一之断论？抑此二句不过谓每侍官占田若干及其家庭状况，都应依照平民一样，造籍造帐，并未包含侍官业农之意味（“垦”之意义不是“自耕”），安见其与府兵初起时不同？盖授田、还田，皆凭户籍，军无户籍，乃破坏均田制之最大阻力，然此诏所要求者只其籍帐同于民，若夫指挥调度，仍一循北周之制，“军府统领，宜依旧式”，已明白指出，无用犹疑。何况“农”仅“民”之一分子，纵让一步言之，“兵民合一”讵能引申为“兵农合一”之结论耶？开皇三年，“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军人即军民之讳改，陈说同，明明“军”与“民”分举，陈氏竟解为“境内兵民合一”，是陈说已内在矛盾。如果开皇三年军与民已无区别，又何需如陈氏所解释至十年而特令合一。
2.谷氏以为撤罢新置军府系维持重首轻足之形势，是亦不然。果如其说，何不全罢某某边区的军府而所罢者只限于“新置”？军府之设置愈多，斯避赋之途径愈广，旧置者本有若干年历史及曾立功绩，朝廷为维持此项制度，当然予以照顾、保存。新置者则否，彼辈蜂拥而来，目的多为逃避赋役，开皇十年所处置，一则增国课之收入，二则塞逃避之途径。炀帝昧于此旨，征辽之时，增置军府，扫地为兵，自是租税益减，（《元龟》四八四）又大业九年，募民为骁果，置折冲、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将官以领之，骁果之家，蠲免赋税。（《隋书》四）前后对照一下，便活现出开皇十年废新府之目标所注矣。
其次，隋以府兵分隶于左、右卫等十二卫及东宫率府，置卫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将军即西魏开府之任（《家传》）。诸府皆领军坊，置坊主，乡团置团主（坊、团之名，均源自西魏），大业三年，改原有之骠骑将军府为鹰扬府，归十二卫统辖。（均《隋书》二八）以上所举，无非名目、阶等，隶属之更改，实质上无大变化，陈氏乃云：“隋代府兵制变革之趋向，在较周武帝更进一步之君主直辖化即禁卫军化”，殊不知西魏初置，职主禁卫，北周因之（见前文），于唐亦然（见下节），隋处于承上起下之时期，无所容其“化”也。
§§§第四节唐之府兵及骑
唐制之大要如下：贞观十年置折冲府（即隋之鹰扬府），分上、中、下三等，府置折冲都尉，其副曰果毅都尉，管有卫士一千二百人者为上府，一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会要》七二）府皆有名号，（《新书》五○《兵志》）“成丁而入，六十而免”。“总名为卫士，皆取六品以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点充”（《六典》五，易言之，即子孙非白丁而有职役者不点，故用“及”字）。“拣点之法，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唐律疏议》三）番上之法，在五百里内者五番，五百里外七番，一千里外八番，各一月上。二千里外九番，倍其月上。若征行之镇守者，免番而遣之。（《六典》五）凡充府兵者“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毡帽、毡装、行滕皆一，麦饭九斗，米二升，皆自备”。十人为火，“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五十人为队，“仪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新·兵志》）。总数约六十八万人（《家传》）。
武后以后，府兵法寖坏，卫佐以之给姻戚之家，为僮仆执役，京师人相诋訾者即呼曰侍官。（《家传》）其家又不免征徭，番役更代，亦多不时，遂渐逃匿，宿卫不能给。（《会要》七二及《新·兵志》）元深（渊）称北魏镇兵之坏云：“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魏书》一八）“役同厮养”，事虽隔世，覆辙相同。先天二年（七一三），曾令卫士取年二十五已上者充，十五年即放出，频经征镇者十年放出，（同上《会要》）竟不实行。开元十一年（七二三），张说为兵部尚书，因简京兆、蒲、同、岐、华等州府兵及白丁共十二万人，号曰长从宿卫，一岁两番，令州县毋得杂役使。十三年，更名骑，分隶十二卫为六番，皆免征镇赋役。天宝时骑法又稍变废。八载，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此后但存官吏、兵额而已。（《会要》及《新·兵志》）
根据前文来分析，我对唐之府兵，得到如下五点的结论：
（一）府兵不是普遍的征兵普遍征兵说发自何兹全，其不能成立，理甚浅显；果为普遍征兵，关内之府数断不至五六十倍于岭南、江南之府数也（见乙表）。陈氏《略论稿》又引《通典》六龙朔三年七月制：“卫士八等以下，每年五十八放令出军，仍免庸调”（陈引误为“每年放还，令出军”），谓八等指户籍等第，“然则此制与其初期仅籍六等以上豪户者不同，即此制已推广及于设置军府地域内全部人民之确证也”。按“六户”非六等以上户，已辨见前节；府兵之家既不免征徭，自然有户等之别，从何见得府兵制普及于军府地域内之全部人民？且全部人民包含各种阶级，就让一步而言，只能证为“兵民合一”，不能证为“兵农合一”，一言以折之，无论普及全国或军府地域，都不至弄到无兵可交之地步。
（二）府兵之主要任务为宿卫武后时岁旱，兵当番上者不能上，苏瓌奏宿卫不可阙。（《新书》一二五）《家传》言诸卫将军称番上府兵为侍官，言侍卫天子也，又府兵为卫士，神策等为禁军。《新·兵志》云：“其番上者宿卫而已。”谷氏撰文亦称：“当日军备中，至少府兵一项，最重宿卫一点。”再从其隶属观之，左右卫领武安等五十府，威卫领宜阳等五十府，骁骑卫领永固等四十九府，武卫领凤亭等四十九府，领军卫领万年、万敌等六十府，金吾卫领同轨、宝图等五十府，太子卫率领广济等五府，司御兵率领郊城等三府，清道率领绛邑等三府，此十二卫之职掌为宫禁宿卫。又从其后身观之，骑初名长从宿卫，分隶十二卫为六番，职务仍是宫禁宿卫。夫府兵原日所隶者及后来代之而起者均以警卫为主要任务，府兵不应独异，于理甚明，《唐律疏议》二八云：“卫士于宫城外守卫，或于京城诸司守当，或被配于王府上番”，可为的证。若夫调拨征镇，事属偶然，故《唐律》分为卫士或征人（《疏议》一六：“征人谓非卫士，临时募行者”），军名或征名（同上：“军名先定，谓卫士之徒”，同上二八：“名属军府者总是有军名”，又“征名已定，谓卫士及募人征名已定讫”），科罪有轻重之别，由此，更可见府兵之非普遍征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