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层军官和士卒的起义，也是唐中期人民反抗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以兵变形式出现的起义，是由上层军将和唐王朝的压榨造成的，唐王朝也不得不承认“战士暴露，颇闻阙乏，或有结聚，及有违军令”。有的这类起义并有不少贫苦农民参加。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唐王朝流亡政府所在地的蜀郡（今四川成都）连续发生剑南健儿贾秀等五千人、行营健儿李秀，以及蜀郡军人郭千仞等发动的兵变，唐玄宗甚至亲自“招谕”，也无济于事。这些兵变最后都被唐统治者武力镇压。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绛州（今山西新绛）将士因“粮赐多阙（缺）”，突将王振利用他们的怨怒鼓动闹事，夜烧牙门，劫杀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父子及三员大将。广德年间，江左兵荒，领汴滑军的宦官马日新贪婪暴虐，萧廷兰“乘人怨诉，逐之而劫其众”，发动兵变，大历初年，番禺（今广东广州）冯崇道、桂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桂林）叛将朱济时等“阻洞为乱，前后累岁，陷没十余州”。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泾原兵五千，在奉命征讨卢龙朱滔等藩镇叛乱时，因不满朝廷的菲薄待遇，在长安哗变，推举原幽州节度使朱泚为主，国号秦，改元应天，德宗狼狈逃至奉天（今陕西乾县），后天逃至梁州（今陕西汉中），唐王朝调集重兵，经过八个月的苦战，才将泾原兵镇压下去。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沧州刺史李固烈离任时，准备拿走军府绫、缣和珍宝数十车，士兵们愤怒地说：“马瘠、士饥死，刺史不弃毫发吾急，今刮地以去，吾等何望”，遂共杀李固烈，举行兵变。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振武节度使李进贤不恤士卒，判官严澈“以刻剥为能，边军苦之”，出兵备回鹘时，所给资装多虚估，将官杨遵宪住在屋里，而士卒露宿屋外，怨气满腹的士卒们，在苏国珍倡议下，夜间焚杀杨遵宪，回军驱逐李进贤，不久这次兵变被朝廷血腥镇压。
此外，还有手工业者的反抗斗争。如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七月，商州（今陕西商县）红崖冶铜丁匠李藏芬等三十一人，杀死长吏，他们后被官府杖死。下层僧徒发动的起义，如大历末年，东阳捍狼山僧惟晓等，联合数郡的造反。
二、三大起义
在唐中期人民反抗斗争中，规模最大的重要起义有以下三次：
1.浙东袁晁起义
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八月，台州（今浙江临海）人袁晁据翁山县（今浙江舟山岛）起义。他原是一名县衙小吏，因同情起义农民受到鞭背而造反。起义军攻占台州，刺史史叙狼狈逃走。九月，攻占信州（今江西上饶）。十月，攻占温州（今浙江温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尽有浙江之地”。袁晁改元宝胜，以建丑月为正月，建立农民政权，数十名公卿，均由百姓担任。起义军攻城陷州，烧毁和没收官府、地主豪绅及寺院的厅、钱财，有些地方长吏被杀死，不少有钱人纷纷逃亡，“江介大恐，民斯绎骚”。而广大“疲于赋敛者多归之”。德清县（今浙江临溪南）人朱、沈皓等聚众响应袁晁，分守两洞，攻占城垒。“宜春盗帅，家兵遍山，吏不敢问”。袁晁起义军迅速扩大为二十万人，声势浩大。
东南地区燃起的这一团巨大烈火，使唐统治者极为惊恐和仇视。因为自从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兵燹连年，州县为墟，社会经济残破。朝廷的兵食所资在东南，而东南地区的军事力量一直比较薄弱。“江淮三十余郡，仅征兵二万，已谓之劳人。将卒不相统摄，兵士未尝训练”。地方长吏也不大称职，“淮左江东三十余郡，无一良二千石，岂唯不才，乃皆中人以下之不逮，其间败衂，略难胜述”。如果东南半壁为农民起义军所据，朝廷财政主要来源被切断，不仅即将平定的安史之乱有卷土重来之患，而且唐王朝的统治也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尽管当时唐统治者内忧外患不迭，但刚即位的唐代宗，还是急忙从平叛前线抽调李光弼的军队渡江镇压袁晁起义。李光弼遣其部将张伯仪将兵，与袁、王栖曜、李长荣、柏良器等诸军从衢州（今浙江衢县）和婺州（今浙江金华）两个方面向起义车发起攻势。
李光弼是与郭子仪齐名的所谓“中兴”名将。所部兵将是平定安史叛乱主力之一，战斗力较强。浙西和其他一些州的地方长吏整军配合作战，有的地主豪绅也据险自保，对抗农民起义军。袁晁起义军人数不少，却是一哄而起，缺乏必要训练和作战经验。袁晁又没有及时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宝应元年十二月，唐军与起义军大战于衢州（今浙江衢县），起义军失利。翌年四月，起义军与唐军再次会战，经过“联日十余战”的殊死搏斗，起义军战败，袁晁不幸被俘，后在长安就义。其弟袁瑛率领五百骑兵，突围至宁海县（今浙江宁海），占据县西北四十里的险要紫溪洞。唐军驻兵洞口，封锁粮道。袁瑛和义军将士在外无援兵，内尽粮草的情况下，英勇奋战，不肯屈膝，最后全部饿死洞中，表现了农民英雄的高尚气节。
这次起义对唐统治者的打击十分沉重。因此袁晁被镇压后，唐王朝将其首义之地——明州翁山县废除，并留下一些镇压袁晁起义的将领兼任当地州县长吏，以继续镇压人民反抗斗争，如张伯仪任睦州、杭州刺史，王栖曜任常州别驾、浙西都知兵马使。此后，来浙江供职的官员，也往往以袁晁起义为戒。如唐德宗时，出任浙江东西观察使的韩，“时里胥有罪，辄杀无贷，人怪之。曰：‘袁晁本一鞭背史，禽贼有负，聚其类以反。此辈皆乡县豪黠，不如杀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为恶。’又以贼非牛酒不啸结，乃禁屠牛，以绝其谋。婺州属县有犯令者，诛及邻伍，坐死数十百人。又遣官分察境内，罪涉疑似必诛，一判辄数十人”。贞元年间任台州刺史的陈皆，“以台州有连山负海之固，尝为袁晁、龚厉所据，不有备预将虞后艰”，出钱募兵，以加强武备。
2.宣歙方清、陈庄起义
唐代宗广德初，苏州（今江苏苏州）人方清“因岁凶诱流殍为盗”，义军依黟（今安徽黟县）、歙（今安徽歙县）间，“据山守险，州郡不能制”，发展到数万人。与占据广德县（今安徽广德）山洞的陈庄和陈五奢领导的义军联合，以宣州秋浦县（今安徽贵池）西一百四十里的乌石山，并太平等古城为据点，“遂绝江路，劫掠行旅日久”，严重威胁长江航道。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方清义军攻占歙州，歙州人杀其刺史庞濬以应义军。吴仁欢组织地主武装，据八乡之地，倚休宁山险对抗起义军。方清屯兵祁门县，并于此“置昌门县，以为守备”。陈庄连陷江西州县，及长江以北的舒州（今安徽潜山）。淮南节度使崔园以张万福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盗贼，连破其党”。官军偏将吕太一、武日升相继倒戈，归附义军，义军声威达于今江苏、安徽和江西的七州之地，并有“跨据大江，吞噬东土之计”，所谓“残害生人”，“东南厌苦”，说明义军对地主豪商等的打击十分严厉。唐代宗采用江西观察使判官李芄提出的“以秋浦置州，扼衿要，使不得合从（纵）”，亦即用置州防守要地，将方清与陈庄两支义军分割开来，以便各个击破的谋略，将宣州的秋浦、青阳、饶州的至德合置池州，命李芄摄行州事。并命正在江南镇压人民反抗斗争的李光弼分兵围剿方清、陈庄起义军。李光弼在镇压袁晁起义后，立即遣其行军司马袁傪将兵前往宣、饶，同时征调诸道兵协同作战。左武卫中郎将柏良器、江西观察使李勉、歙州刺史长孙全绪等相继出兵。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官军攻破起义军据守的石埭城，方清牺牲，陈庄在乌石山降敌，起义失败。
3.西原人民起义
唐代西原，在“广、容之南，邕、桂之西”，即今广西僮族自治区西部左、右江流域一带，是我国古代僮族聚居的主要地区之一。
唐初，唐王朝在此设置羁縻性的西原州，领罗和、古林、罗淡三县。州县长吏均由原溪洞首领充任，推行“以夷制夷”的政策。西原人民不仅遭受本族首领压榨，而且要向唐统治者“纳质供赋”。
安史之乱后，由于财政困难与日俱增，唐统治者对西原人民的搜括也显著加紧。有的地方官不按“夷獠之户，皆从半输”的规定征收税米，私自“遂勒全输”。一些贪官污吏还“别竖名色，妄配乱征”，邕管经略使“多不得人”，这些封疆大吏的“侵欺虏缚”，在西原人民中积下了深重的“怨恨”。特别是其中某些将官为了“邀功求赏”，向朝廷“争献谋计，惟恐后时”。因此镇压西原人民的战争连绵不绝，弄得州县残破，田畴多荒，抛妻弃子，“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此外，邕、容、桂、广等道“观察使所奏监州官，多是本土富豪百姓兼杂色人……既不谙熟文法，又皆纵恣侵欺，多取良家以为奴婢，遂使豪酋搆怨，溪洞不安……，生人转困”。据史籍记载，这种“虏劫溪洞或典买平民”为奴婢供官吏家内使唤，和转卖给长安等地贵族官僚和富豪之家充当奴婢的现象十分盛行。正是这种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和剥削，逼使西原人民不断掀起大规模反抗斗争。
安史之乱爆发后，尽管岭南一带远离叛乱前方，但唐统治者仍多次下达诏令，强行征发丁壮，命其自备资粮奔赴北方参与平叛。唐玄宗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由岭南、黔中丁壮组成的五万唐军，在河南叶县（今河南叶县南）地区，被安禄山的叛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军资器械，弃如丘山。败讯传至岭南，引起西原人民极大愤怒，他们立即拿起刀枪，“相挺为乱”，掀起了反抗唐王朝的英勇斗争。
唐肃宗至德初（公元756年），西原人民在黄乾曜、真宗郁领导下，与陆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合浦西）、武阳（今广西僮族自治区罗城北）、珠兰（今广西僮族自治区珠兰）、金溪和黄澄（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扶绥）等一百余洞共同起义，推举武承斐、韦敬简为帅，号中越王。其他领导者也多称王侯：廖殿为桂南王，莫淳为拓南王，相支为南越王，梁奉为镇南王，罗诚为戎成王，莫浔为南海王。署置官吏，建立政权。义军旌旗蔽野，鼓角沸天，攻州陷县，焚烧地主和官家宅舍，诛杀地主官吏，并将他们掠夺来的财帛分给穷人。“方圆数千里，控带十八州”，义军迅速壮大为二十万人，并打算“先破岭南，后图岭北”，声势十分浩大，地主豪绅之家坐卧不安。
由于西原义军凭借山险与官军周旋，使官军往往陷于被动挨打的困境，历时四年，也未将义军镇压下去。唐统治者遂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加强政治欺骗。乾元初，先后派遣中使魏朝璨等，对起义军领袖“慰晓”，饵以官爵，“赦其罪，约降”。义军领袖不予理会，率领起义军进攻连州（今湖南连县）。唐统治者恼羞成怒，增调广（今广东广州）、柳（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柳州）、梧（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梧州）等州兵，以及西原、环（今广西僮族自治区环江）、古等州首领的部众共二十万人，向西原起义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在强敌面前，西原起义军毫不畏惧，英勇抗敌。“自春徂冬，凡经二百余日，前后苦战，各三十余阵”。在敌人以昼继夜，或围或攻的打击下，起义军终于战败，黄乾曜、真郁崇、廖殿、莫淳、梁奉、罗诚和莫浔等不幸牺牲，五千余名将士惨遭杀害。尽管武承斐、裴敬简面缚降敌，但是广大起义军将士誓死不屈，“或连袂坠谷，自成积观之尸；或带刀投江，有同漂杵之血”，显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
“农民被打败了，但是他们还要不断地起义，他们决不会因为第一次的失败而灰心丧气”。张侯、夏永、梁崇牵、覃问和吴功曹等，将被打散的义军重新集结起来，并联兵向官军发起新的攻势。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十二月，西原义军一举攻占了道州（今湖南道县西）“据城五十余日”。桂管经略使刑济击败西原义军，执吴功曹等。翌年，西原义军复围道州，刺史元结坚守一百余日。遂转攻永州（今湖南零陵），打下邵州（今湖南邵阳市），留数日而去。
唐代宗大历初年，唐代人民反抗斗争的浪潮在全国、尤其是江淮一带更加汹涌澎湃。在此大好形势鼓舞下，西原人民的斗争也逐渐与当地汉族等民族的斗争相结合，彼此呼应，共同杀敌，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战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湖南观察使辛京杲命其牙将王国良戍守邵州武岗（今湖南武冈西南），阻遏西原义军北上，因辛京杲染指王国良家财，遂加以死罪，并“虐其士卒”。王国良“因人所苦，遂散财聚众，据县以叛”。他与西原义军联合，保守山险，攻州打县，声势所及，“濒湖千里”。唐王朝命荆南、江西、黔桂出兵共同镇压，却“连年不能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