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隋唐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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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五代十国史(1)

§§§第一章 五代十国农民战争

§§§第一节五代递嬗与农民反抗斗争

天祏四年(公元907年)四月,朱全忠废唐哀帝自立为帝,国号梁,史称后梁。此后,在北部中国黄河流域相继递嬗了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至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正月,赵匡胤灭后周建立宋朝,凡五十三年,是为五代。

五代时,皇帝多出身军阀,刺史也多以军功拜,王朝更迭犹如走马灯,统治残暴,刑法苛酷,军阀为争夺地盘连年混战,农民所受兵役、徭役和赋税的负担特别沉重。北方契丹奴隶主贵族与中原地区一些军阀拐勾结,不断南侵。北部中国广大农民既受本朝封建统治者的残醋压榨。又受西北少数民族奴隶主贵族的侵扰,乃至野蛮抢掠和杀戮,加上唐末以来长期战乱造成的水利失修,水旱灾害肆虑,特别是朱全忠父子为与李克用父子争霸而多次扒开黄河大堤,造成滔滔浊水横流、黄河改道,使其中、下游一带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凋敝,生产大体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农民生活极为痛苦。总之,五代时,除个别王朝的统治者实施过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出措施,个别地区和较短时期内社会生产有所起色外,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因而农民的反抗斗争比较普遍、激烈,在后粱、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都有一些农民起义,有的农民起义规模还相当可观,斗争矛头直指五代统治者,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同时,这个历史时期的农民反抗斗争,还带有浓厚的反民族压迫的时代特征,有些则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交织在一起。五代农民起义,是唐末农民大起义的继续和发展。

不过,由于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唐末农民大起义失败后,农民反抗力量遭到封建统治者的严重摧残,元气大伤,力量比较薄弱。而五代统治者的军事力量比较强大。如果说,在镇压农民反抗斗争时,唐统治者一贯使用武力镇压为主,并辅以政治诱降的手腕;那末,五代统治者则除个别执政者继续使用这种办法外,大多数执政者主要使用屠刀,进行赤裸裸的军事围剿。因此五代时期农民起义一般不易发动,势力较小,当其尚未进一步发展,壮大,就在较短时间内被扼杀了。

(一)后梁(公元907—923年)

后粱创建者朱全忠(公元852—912年),宋州砀山(今安徽砀山)人,原名朱温。据《旧五代史》卷一《太祖本纪二》云:朱温“昆仲三人,俱未冠而孤,母携养寄于萧县人刘崇之家。帝(朱温)既壮,不事生产,以雄勇自负,里人多厌之。崇以其慵惰,每加谴杖”。唐末参加黄巢义军,后降唐。黄巢起义失败后,朱全忠以汴州(今河南开封)为基地,先后消灭了秦宗权、王师范、朱瑾、朱瑄等军阀,占据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当时势力最强大的军阀。天祏元年(公元904年),朱全忠杀唐昭宗,立其子李祝为傀儡皇帝,三年后自立为帝,改名晃,建后梁,定都汴州。

朱全忠为与其他军阀争夺地盘,掠夺财富,特别是与宿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父子争霸中原的战争,长达四十余年,兵燹造成的破坏极为惨烈,战祸殃及今山西南部,山东西南部、河北北部及河南西北部等广大地区。朱全忠又用脸上刺字等酷法,逼使大批农民当兵,担负沉重赋役,河南之民“因于辇运”,激化了阶级矛盾。除诸道、尤其是河朔、青(今山东益都)、齐(今山东济南)一带农民用“截指割股”、“自残肌肤”的方式进行反抗外,广大农民纷纷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史称“梁、晋兵争山东,群盗充斥道路”。许多逃亡士卒,“聚山泽为盗,大为州县之患”。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底,尽管朱晃下诏“自今虽文面亦听还乡里”,但仍有一些人继续坚持斗争。李虔领导的汝州(今河南临汝)起义军,被刺史蔡从训击败,李虔牺牲。张率领的义军,战斗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开平四年(公元910年)四月,这支义军在蔡州西平县界,被叶县镇遏使冯德武击败,张等被俘。

乾化元年(公元911年)正月,朱晃在与李存勖的柏乡(今河北柏乡)之战大败后,为泄其愤,竟惨无人道地将深(今河北深县)、冀(今河北冀县)“二州之人,悉为奴掳,老弱者皆坑(杀)”。乾化二年(公元912年),朱晃亲率大军围攻枣强(今河北枣强东)、蓨县(今河北景县),为报复枣强守军顽强抵御、杀伤数以万计的梁军,攻破枣强后,“无问老幼皆杀之,流血盈城”。他的这些暴行,激怒了这一带百姓,因此,当朱晃的军队被晋忻州(今山西忻县)刺史李存审等出奇兵夜袭其营,复误信断臂者所云“晋军大至”的谎言,惊慌失措的朱晃烧营逃至冀州时,当地百姓乘机奋起报仇,“蓨(县)之耕者,皆荷铅奋梃逐之,委弃军资器械不可胜计”。事后才知晋军仅为少数游骑,朱晃“不胜慙愤”,驰归贝州(今河北南宫东南)杀丧师之将张正言、许纵实和朱产柔,而他本人,“先抱痼疾,因是愈甚。”

同年六月,朱晃为其次子郢王朱友珪谋杀,朱友珪自称皇帝。翌年二月,均王朱友贞利用禁军发动宫廷政变,杀朱友珪,称帝,是为后粱末帝。他在位期间,皇族争夺帝位不已,诸将之间矛盾重重,特别是继续与李存勖在今河北、山东和河南一带的激烈争战,弄得“食储已竭,飞輓不充”、“肺无宿饱之馈,家无担石之储,而又水潦为灾,虫蝗作沴”,而地主豪绅又乘机进行“纳利及一倍已上”的盘剥,民不聊生,奋起反抗。徐州(今江苏徐州)属邑几乎全为农民起义军“所剽”。贞明元年(公元920年),爆发了规模很大的著名的陈州(今河南淮阳)母乙、董乙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的导火线是陈州刺史朱友能倚仗他是皇族惠王,“动多不法”,恣意欺压民众。摩尼教则是发动这次起义的工具。《佛祖统纪》卷四二《法运通塞志》云:“陈州末尼聚众反,……其徒以不茹荤饮酒,夜聚淫秽,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云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末尼”,即摩尼。“夜聚”是指摩尼教夜间进行秘密活动。所谓“夜聚淫秽”,是封建统治者污蔑参加起义的男女群众一起活动。“佛为洗足”之类,则是摩尼教中渗入佛教思想的反映。当母乙等在农民中进行宣传时,农民“望风影附”,很快聚集上千人。同年六月,每乙正式发难,“攻掠乡社,长吏不能诘。是岁秋,其众益盛”,义军声势遍及陈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和蔡州(今河南汝南)等地,并“南通淮夷”,建立起以母乙为天子,“其余豪首,各有树置”的农民政权。朝廷屡发州兵讨捕,反为义军击败。十月,后梁统治者搬出皇帝的御林军,并正数郡大兵配合下,才将起义镇压下去,母乙等首领八十余人被俘牺牲。这次起义摇撼了腐朽的后梁统治。其后不久,这一王朝就灭亡了。

(二)后唐(公元923—936年)

后唐创建者李存勖(公元885—926年),沙陀族人。开平二年(公元908年)其父李克用死后继任河东节度使,袭晋王爵。同光元年(公元923年)四月,李存勖称帝,是为庄宗。因曾受李唐赐姓,故国号仍曰唐,史称后唐。十月,李存勖亲率大军袭击汴州,灭后梁,定都洛阳。他骄横昏,宠信宦官、优伶,沉缅酒色,所重用的租庸使孔谦,“滥承委寄,专掌重权,侵剥万端,奸欺百变”,将搜括来的大量民脂民膏,供其挥霍,并进行无休止的军阀混战。史称:“是时,庄宗失政,四方饥馑,军士匮乏,有卖儿贴妇者,道路怨咨”,“民多流亡”,而李存勖仍“游数不息”。闪光四年(公元926年)三月,又诏河南府预借今年秋夏租税。当时年饥民困,百姓不胜其酷,“京畿之民,多号泣于路,议者以为刘盆子复生矣”。刘盆子是西汉末年赤眉起义军拥立的皇帝。所谓“议者以为刘盆子复生”,就是认为后唐将亡,农民起义军将兴。实际上,当时的邺都(今河北大名)一带,农民起义军已经“蜂起”。镇守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西南)的魏博军,因踰年代归,朝廷惧其至邺都作乱,遂命其留屯贝州,他们愤而发动兵变。李存勖犹不愿拿出内府金帛抚慰诸军。后见事态愈趋严重,才被迫拿出一些金帛赐给诸军,但为时己晚。军士们背着赐物大骂道:“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为”。四月,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利用军士们不满情绪,在洛阳发动叛乱,李存勖中流失而死。权臣李克用养子李嗣源乘机率军至洛阳,号监国,旋称帝,改元天成,是为后唐明宗。

后唐明宗革除李存勖的弊政,政治比较清明,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但是,他姑息藩镇,滥赏军士,用人不当,安重诲、任圜等奸佞之辈受到重用,因而农民反抗斗争仍不断发生。天成年间(公元926—930年),深州(今河北深县)农民聚众起义,属邑豪绅惊恐不安,刺史陆思铎亲领骑兵讨捕。安远节度副使范延策上奏朝廷,“请于山林要害置军镇,以绝寇盗”。

后唐时,契丹统治者南下骚扰更加频繁。契丹铁骑所至之处,烧杀抢掠,数以万计的边民被掳为奴隶,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深受其害的河北一带农民十分愤怒。天成三年(公元928年)四月,定州(今河北定县)义武节度使王都勾结契丹南下骚扰,遭到后唐军打击。八月,当契丹残部狼狈逃至幽州(今北京)散投村落时,“村民以白梃击之,其得脱归国者,不过数十人。自是契丹沮气,不敢轻犯塞”。

长兴元年(公元930年),东川节度使董璋等在蜀中发动叛乱,后唐明宗命天雄节度石敬瑭率军征讨。川路险阻,关右之民疲于转饷,往往逃匿山谷,聚众起义。而后唐明宗又命宰臣安重诲督战,他“日驰数里百,远近惊骇,督趣粮运,日夜不绝”,农民苦于输送,“毙踣道路者,不可胜数”,激起更大反抗,长兴三年(公元932年),“或有亡命山泽,及为事关连逃避人等,并放归乡”的诏令,就是这种写照。

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十一月,后唐明宗死后,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朝政益趋腐败。翌年三月,潞王李从珂举兵驱逐闵帝,旋称帝,是为后唐末帝。由于他以重赏换取悍将骄兵支持,百般搜括民脂民膏,怨声载道。清泰元年(公元934年),蚕麦不熟,天雄军管辖地区农民起义军活动频繁,“剽劫坊市乡村”。翌年,后唐末帝却以防御契丹需要而诏令“借河东人有蓄积者菽粟”,镇州(今河北正定)输绢五万匹籴军粮,镇冀人车千五百乘运粮于代州(今山西代县)。又诏令魏博市籴。当时水早民饥,石敬瑭遣使“督趣严急,山东之民流散,乱始兆矣”。清泰末(公元934—936年),濮阳(今河南濮阳)义军攻入郡城,被刺史孙彦韬击破。从当时一些文臣武将认为“严刑条法则无盗”,并向朝廷上表建议:“今后捕盗,权行重条,俾其知惧,易为禁止”,法令规定“窃盗不计赃多少,并纵火强盗,并行极法”来看,后唐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农民反抗斗争激烈。

(三)后晋(公元936—947年)

后晋创建者石敬瑭(公元892—942年),沙陀人,清泰三年(公元936年),为了取代后唐称帝,他不惜以割让幽(今北京市)、儒(今北京延庆)、顺(今北京顺义)、檀(今北京密云)、沄(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蔚(今河北蔚县)、涿(今河北涿县)、武(今河北宣化)、妫(今河北怀来)、蓟(今河北蓟县)、新(今河北涿鹿)、应(今山西应县)、云(今山西大同)、寰(今山西朔县东)和朔(今山西朔县)等十六州,即今河北和山西的北部、北京市一带,每年输帛三十万匹的高昂代价,认比自己小九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皇帝的卖身投靠,求援于契丹。耶律德光十分高兴。亲率五万骑兵帮助石敬瑭。同年十一月,后唐末帝兵败自焚。契丹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建都汴州。

用这样特殊方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必然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一开始就相当尖锐。因为广大人民痛恨石敬瑭的卑劣行径;而后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必然加强对前者的控制,实行高压政策。为了向契丹纳贡,岁时赠遗,乃至贿赂契丹权贵,石敬瑭加紧掠夺人民,聚敛频繁,徭役重叠,天下州县,无不凋残。而契丹统治者得到幽云十六州和丰厚贡品后,不仅经济实力大为增强,胃口更大了;而且扫除了进一步南扰中原的地理障碍。因此经常出兵南扰,肆无忌惮地抢掠人口和财物,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再加上后晋政治腐败?官吏贪残,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位不已,故在石敬瑭统治时期,农民反抗斗争一直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