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元年（公元936年），慈州（今山西吉县）起义军“攻城，三日而退”。翌年，由于后晋王朝搜罗“官健”，抓民为乡兵，引起天下诸道州府农民的震惊，乡村骚动，许多农民被逼弃家结伴逃入山林。石敬瑭一再发布诏令，要这些逃亡者限期还乡复业，并威胁道：“如限内不来者，其物业许邻近人请射承佃”，“当务绪集者，委逐处差兵掩杀”。但是，招诱和屠杀都难以遏止农民的反抗。宋州（今河南商丘）仍出现农民起义军。天福四年（公元939年）十月，金州（今陕西安康）起义军在度从谠等率领下，进攻洵阳（今陕西旬阳北）。翌年正月，后蜀出兵攻打后晋，起义军张达、任康等“劫清水、德铁之城以应之”。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六月，石敬瑭死，新继位的后晋出帝石重贵，对契丹不象其叔父那样唯命是从，“与契丹绝好，契丹主连年伐晋”。天福八年（公元943年），“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民馁死者数十万口，流亡不可胜数”。后晋统治者不仅不予赈济，反而派出使者六十余人，搜刮诸道农民粮食。开运元年（公元944年）三月，契丹主自澶州（今河南濮阳县南）北分为两军，“一出沧、德，一出深、冀而归，所过焚掠，方广千里，民物殆尽”。后晋出帝又命借乡兵，“每七户共出兵械资一卒”，遣使三十六人于诸州搜括。这些使者在大批吏卒簇拥下，携刀杖、锁械，直入百姓家，掠夺钱财，“州县吏复因缘为奸”，中饱私囊。不堪沉重赋役的农民纷起反抗。
开运二年（公元945年）正月，契丹南掠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水年）、磁（今河北磁县）三州，兵锋及子安阳河，千里之内，焚掠将尽。后晋出帝又下令刮籴民粟赡军。成德军节度使杜重威，不仅不积极抗击契丹骚扰，“部内城邑相继破陷，一境生灵受屠戮”，甚至契丹数名骑兵驱使千百汉人从其城下经过，杜重威也“但瞋目延颈望之，无意邀取”；而且在其辖区内，“刮借钱帛，吏民大被其苦，人情咸怨，重以境内凋弊，十室九空。杜重威还与归德军节度使李守贞纵容麾下兵将，“行营所至，居民豢圉一空，至于草木皆尽”。开运三年（公元946年），河南、河北先是大旱，继而霖雨不止，川泽汛涨泛滥，损害秋稼，“秦州雨，两旬不止，邺都雨水一丈，洛京、郑州、贝州大水，邺都夏津、临清两县，饿死民凡三千三百”，曹州饿死三千人，河南、河北诸州郡饿死者数万人。饱受人祸天灾摧残的广大农民，掀起新的斗争风暴。四月，沂（今山东临沂）、密（今山东诸城）、兖（今山东兖州）、郓（今山东郓城）等州义军竞起，“所在屯聚，剽劫县邑，吏不能禁”，兖州节度使安审琦出兵讨捕，反为义军击败。五月，定州“部民相次掳杀流移，约五千余户”。六月，“大饥，群盗起”。七月，河南、河北诸州义军“蜂起，剽略县镇”。八月，农民起义军攻入临濮（今山东鄄城南）、费县（今山东费县）。定州孙方简兄弟，用佛教组织民众，以该州西北的狼山为据点，进行反抗斗争。他们还经常率军出击契丹兵，颇获其甲兵、牛马和军资，有时甚至深入契丹境内袭击，多有杀获。同年底，杜重威和李守贞向契丹届膝，并随契丹攻后晋，入据东京时，“出入扬扬，市人诟之，略无惭色”，京东诸州义军竟相兴起。义军急攻宋州，契丹主遣大将高行周前去镇压。后晋原置乡兵罢废时，令七户输钱十千，铠仗交官府，有些农民遂逃亡山林起义。
开运四年（公元947年）正月，契丹主耶律德光废后晋出帝为负义侯，后晋亡。耶律德光称帝，同号辽。他多以其子弟及亲信左右为节度使、刺史，“不通政事，华人之狡狯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敛货财，民不堪命。”又刮率京城钱帛，“都下士庶，若在涂炭”。复遣使诸州，进行搜刮，“胡兵人马不给粮草，遣数千骑，分出四野，劫掠人民，号为‘打草谷’。东西二、三千里之间，民被其毒，远近怨嗟。”这就使得原已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农民的反抗斗争也增添了反民族压迫的时代特色。
当时，“所在相聚为盗，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攻陷州县”，杀死官吏和地主豪绅，没收其财物。宋、徐二州义军风起云涌。“东方群盗大起，陷宋、亳、密三州”，耶律德光急遣泰宁节度使安审琦、武宁节度使符彦卿等归镇，并以契丹兵护送。符彦卿至桶桥（在今安徽宿县），正值李仁恕率数万义军急攻徐州，符彦卿与数十骑至城下，企图招降义军，李仁恕乘机欲劫持其为人质以取徐州，但未成功。磁州滏阳人梁晖，在契丹入汴时，率领数百义军先入磁州，义军纪律严明，无所侵犯。他侦知相州（今河南安阳）兵仗储存甚多，又无守备，遂率义军于三月二十一日深夜，逾城攻入相州，杀契丹数十人，夺器甲数万件，占领该城，守将逃走。澶州节度使契丹人耶律朗五，性贪虐，吏民苦之。王琼率千余义军夜袭澶州城，占领其南城，围耶律朗五于子城，并断浮桥。耶律德光派兵驰援，义军退屯近郊，被契丹兵打败，王琼牺牲。河南嵩山张遇率义军万余攻打郑州（今河南郑州），契丹所署遥领洋州节度使充洛京巡检方太，和前洺州团练使李琼率兵拒战，义军流矢射杀李琼。义军攻打洛阳，契丹留守刘曦弃城逃往许州（今河南许昌），方太与巡检使潘环击退义军。伊阙（今河南洛阳南）义军领袖自称天子，领众万余将入洛阳城，誓众于郊坛，也被方太击溃。此外，还有一支由四十岁左右妇人“白项鸦”领导的数千人义军。
广大农民如火如荼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契丹统治者，耶律德光派到州县搜括钱谷的爪牙，有些被当地农民捉住杀死。如晋州（今山西临汾）的刮钱使、谏议大夫赵熙，被晋州百姓杀弹。委任的武官，有的也被谋害。如屯驻陕州（今河南陕县）的将领刘愿，被奉国小校王晏等处斩。冀州（今河北冀县）刺史何行通，被当地民众打死。耶律德光对左右侍臣说，“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遂命契丹诸帅各归本镇。他本人也不得不撤出中原地区，狼狈北归。在北撤途中，耶律德光一方面供认自己“有三失：杀上国兵士，打草谷，一失也；天下括钱，二失也；不寻遣节度使归藩，三失也”。另一方面，为发泄其不甘失败的仇恨，极其野蛮地屠杀农民起义军将士，乃至普通百姓。如他亲自率兵攻打梁晖据守的相州，“悉杀城中男子，驱其妇女而北，胡人掷婴孩于空中，举刃接之以为乐”，仅七百余人幸免，遇难者“十余万”。耶律德光的兽行，激起广大人民更加猛烈的反抗。不久，这个骄横不可一世的暴君，在惊悸中病死于栾城杀胡林。
（四）后汉（公元947—950年）
后汉创建者刘知远（公元895—948年），沙陀人，原为后晋河东节度使。开运四年三月，他乘耶律德光北撤之机，于太原称帝。同年六月，迁都汴州，国号汉，史称后汉。
后汉建立初，面临的是一副经过后晋以来长期人祸天灾所造成的乱摊子：广大中原地区田园荒芜，人烟断绝，满目疮痍。后汉统治者不仅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除弊兴利，招抚流亡，以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国家富强，反而变本加厉地压榨农民，朝政又日趋腐败。掌禁卫兵权的侍卫亲军骑军都指挥使史弘肇，“出兵警察，务行杀戮，罪无大小皆死。是的，太白（星）昼见，民有仰观者，辄腰斩于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斩之。又为断舌、决口、斮筋、折足之刑。”掌财权的三司使王章，搜括农民特别厉害。旧制：夏秋苗租，农民交税一斛，另加二升，称为“鼠雀耗”。乾祏年间（公元948—950年），王章不仅恢复以前就有的每斛更输一斗的“省耗”，而且加倍征收，即每斛更输二斗，“百姓苦之”。原先官库出纳缗钱，均以八十为陌，“至是，民输如旧，官络者以七十七为陌”，因而一陌钱中农民就亏损三文钱。民间发生土地诉讼时，“虽无十数户，（王）章必命全州覆视，幸其广有苗额”，以增税收，致使“民力大困”。“民有犯盐、矾、酒之令，虽丝毫滴沥，尽处极刑。吏缘为奸，民不堪命。”地方长吏也千方百计榨取民脂民膏。如青州节度使刘铢，“擅行赋敛，每秋苗一亩，率钱三千；夏苗一亩，钱二千”，“部内（百姓）畏之，胁肩重迹”。西京留守王守恩，“丧车非输钱不得出城。下至抒厕，行乞之人，不免课率，或纵麾下，令盗人财”。
因此，后汉立国不久，阶级矛盾就非常尖锐，农民起义遍及四面八方，“朝廷患之。”后汉高祖用严刑峻法镇压起义群众，诏令规定：“贼盗捕获，不计赃物多少，按验不虚，并宜处死”，并分命使者逐捕。“喜为杀戮”的宰相苏逢吉，草拟诏书，规定凡是参加农民起义军者，“所居本家及邻保皆族诛”。有人对他说，族诛已非王法，而邻保同罪，岂不太过分了。苏逢古不以为然，“但去族诛而已”。于是郓州捕贼使臣张令柔，尽杀乎阴县十七村民数百人。对于卫州（今河南汲县）境内义军，刺史叶仁鲁“每亲自擒捕，随意杀戮，滥死者众”。而苏逢吉却以叶仁鲁这样的刽子手为“能干”，由是天下“因盗杀人滋滥”。但是，高压并不能吓倒反抗者，斗争仍在各地继续进行，甚至天子眼皮底下的“京畿，多盗，中牟尤甚”。权判开封府李谷，“诱邑人发其巢穴”，发兵数千，协助中牟主簿刘德舆，将义军镇压下去。
后汉隐帝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复杂、尖锐，朝政更加腐败。从乾祏二年（公元949年）制书所说各地农民起义军“抛弃耕农，聚集林薮，昼伏夜动，害物残人”来看，义军仍在坚持斗争，活动方式更加灵活。鉴于武力镇压行不通，后汉统治者同时“继行招谕”，表示在“边烽少弭，国患渐除”后，逐渐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淮北一带的义军不相信这些诺言，而寄希望于南唐：“多送款于（李）景，景遣皇甫晖出海、泗诸州招纳之。”其实，这时的南唐朝政也已趋腐败，义军即使被其招纳，依然摆脱不了受压榨的命运。
（五）后周（公元951—960年）
后周创建者郭威（公元904—954年），原为后汉天雄军节度使，邺都留守。因后汉隐帝厌为大臣所制，将史弘肇、王章和掌机要的枢密使杨邠三大臣杀死，又密令谋害郭威。乾祏三年（公元950年）十一月，郭威抢先发动叛乱，率军进攻汴州，后汉隐帝亲自出战，为乱兵所杀。适值契丹进扰，河北诸州告急，太后命郭威领兵抵御。十二月初，在澶州发生兵变，“或有裂黄旗以被帝（郭威）体”。拥其为帝，仍都汴州。
郭威所建后周，是在后汉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基础上脱胎而来，故农民起义军仍在各地活动。郭威在即位赦文中就向义军进行诱降：“诸处有犯罪逃亡之人，及山林草寇等，咸许自新，一切不问，各还乡里，自务营生，仍仰所在切加安恤，所繇节级不得衷私妄有恐动，如赦到后一月不归本业者，复罪如初。”义军置之不理。广顺元年（公元951年）正月，忠于后汉皇室，反对郭威篡位的原徐州教练使杨温等，在徐州曾“招唤草贼同力守把”。从“朕以村墅小民，倜被煽诱，念其庸贱，特与含容，其招入城草贼，并放归农”来看，这些所谓“草贼”，乃是被杨温等利用的农民起义军。广顺二年（公元952年），登州（今山东蓬莱）的农民起义军攻打地主豪绅。郓州巨野（今山东巨野）的义军众至千余人。庆州（今甘肃庆阳）刺史郭彦钦，对州北党项野鸡族，“扰之以求赂”，又擅加榷盐钱，引起该族怨恨反抗。同年十月，郭威命环、宁二州合兵征讨。十一月，又徙保义节度使折从阮为静难节度使，加紧对野鸡族的镇压。郭威并特别指令折从阮“野鸡族能改过者，拜官赐锦；不则进兵讨之”。对后周统治者的这种手腕，除酋长李万全等受诏立誓外，群众犹不服。起初，党项杀牛族与野鸡族有隙，听说官军围剿野鸡族，馈饷迎奉官军，而“官军利其财畜而掠之”，杀牛族大失所望，遂反与野鸡族联合抗击官军，败宁州刺史张建武于包山。郭威怒黜郭彦钦于家，贬张建武为右司御副率。
显德元年（公元954年）正月，郭威死，养子柴荣继位，是为后周世宗。他在郭威改革朝政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励精图治，朝政比较清明，国内阶级矛盾较为缓和，但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依然存在，农民反抗斗争不绝于史乘。
显德元年十月，鉴于累朝分命使臣巡检，藩侯守令皆不尽力镇压，故“诸道盗贼颇多，讨捕终不能绝”。柴荣将其全部召回，“专委节镇、州县，责其清肃”。出于消除农民反抗斗争和加强禁军战斗力的双重政治目的，柴荣在整顿官军时，“诏诸道募山林亡命之徒有勇力者，送于阙下，仍目之为强人。帝以捷勇猛之士，多出于群盗中，故令所在招纳有应命者，即贷其罪，以禁卫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