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李唐之先世及其统一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父子起兵反隋，攻占长安，建立唐王朝，然后逐步镇压了农民起义军，消灭了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文明、富强的国家。
涉李唐世系，近人曾提出两项问题：其一为缪凤林汉胡混合之北统，兹列举李氏之血统如下：
除独孤、长孙都属鲜卑无疑外，窦氏之先，相传自后汉奔匈奴；故说者亦视如漠北之族。吾人对上古史能深入研究，此等问题，已觉不甚重要。
莱忙脱氏言：“德人自夸为优越人种，且是纯粹的诺曼种；实际上则彼辈已是最复杂的混血，此种现象，世界上各民族殆莫不皆然。”刘盼遂曾著《李唐为蕃姓考》三篇，最后又自取消其说，然犹有人深信不疑者。
其二倡自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彼以赵州昭庆县原有宣皇帝（熙）、光皇帝（天赐）合茔，其地与赵郡李氏祖居之常山郡相接，因谓“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十一页）且宇文泰入关之后，曾令相从之汉人，改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李唐改赵郡郡望为陇西郡望，即在是时云云。（十二页）
同姓而因缘攀附，是陈氏所承认之事实，（十一页）如果李唐出自赵郡，则赵郡之李，方攀附不暇，庶姓更不敢小觊，何以皇族反不及赵郡之可贵，而太宗有“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之语。（《旧书》六五《高士廉传》）宇文泰入关，下距唐初仅八十年，如其改自赵郡，高祖尽应知之，即使彼不自言，他人亦当记忆，公私著述更少不免透露真相，如李密之例，（见《述论稿》一六页引文）今竟无之，此为李唐非原出赵郡之反证。况随宇文泰入关之北族，虽暂改河南郡望为京兆，但到唐时已大都恢复其河南郡望，唐室如真出自赵郡，又何爱于陇西而坚持不改？陈氏之说，殊未可信。
吾人试从当日整个局势观察，便知统一要求之十分急切；缘突厥在秦、晋边缘已固植其廿年（自开皇十九年起）来之实力，西边新兴之吐蕃，又方跃跃欲动（唐立国之第十七年，即领兵廿万，要求尚主），如果我国内部再混战下去，则五胡之乱，燕、云之割，或不难搬演于中原。凑巧着，始毕兄弟勇而寡谋，一般起义者之志愿，多不过要求换一个好首长，而李唐于篡隋之翌年（武德二），立能宣布明令，规定租庸调法，（《新唐书》一）一方面谋巩固自己财政之基础，另一方面则示群众以扫除隋炀之暴敛，其措施总比余子为较有条理，因而取得多数拥护，趁着人心思治，遂不数年而六合复定。
唐自太原起义，武德元年降薛仁杲，二年执李轨，关西悉定，三年走刘武周，四年擒窦建德，降王世充。五年又破斩建德余党刘黑闼（小股如梁师都等可不计），仅六年而海宇大定，白居易诗：“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本自《贞观政要》十）以武德四年为四海清，则仅及五年。
犹有易储一事，隋以储位之争而勇、秀废锢，唐以储位之争而建成、元吉被杀，二十余年间故事重演，太宗诸子，复有承乾与泰之相倾。原夫专制君主，无不欲万叶永基，然因此一念，遂生矛盾。勇为太子，未尝建立武功，而广则有平陈之大勋，建成虽屡次临戎（武德三、四、五、六及八年），而勋业远非太宗之比，储位之危，实为父者有以启之。幸唐高祖即行禅位，犹胜隋文一筹。考周初，泰伯、仲雍，远征吴地，突厥习俗，亦长子远征（后来蒙古即习其俗），隋、唐狃于儒家储贰镇中之说，家庭变故，所以不断产生也。
平阳公主，高祖第三女也，隋末，与其夫柴绍在长安，高祖起事，绍间行赴太原，公主自归县庄所，散家资，招引亡命，得数百人；遣家僮马三宝说降胡人何潘仁、民军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又取厔、武功、始平数县，申明法令，禁无侵掠，得兵七万人。后与秦王会于渭北，置幕府号曰娘子军。（《旧书》五八）我国女子能立武功者少，故特记之。
§§§第一节太宗克定突厥及漠北
（一）东突厥始毕自雁门之役，气焰益张，隋末群雄又多倚为奥援，愈有凭陵中原之志。维时东自契丹、室韦，西至吐谷浑、高昌，皆为臣属，恃功骄倨，请求无厌。曷萨（婆）那可汗当宇文化及将败时，奔回京师，始毕以旧嫌之故，要唐杀之。
始毕卒（武德二年四月），弟处（叱）罗继，未几亦死（三年春），弟颉利嗣，来寇益急。高祖遣李瓌赍帛数万段与结和亲，然仍拘留唐使，协助唐敌，兵不少戢。处罗子郁射设又入据河南五原、榆林之地，接于灵州，高祖至欲迁都樊、邓以避之，秦王力谏而止。七年秋，率始毕子突利举国入寇，秦、齐二王出屯豳（）州，而器械不足以御敌，城池不足以据守，突厥万骑，奄至城西。秦王冒险，率百骑驰诣虏阵，与颉利对语，又遣骑别责突利，因之，叔侄携离，颉利请和，结盟而去。
盟血未干，故态复作，九年八月，乘太宗新立，领兵廿万，直逼京师，至于渭水便桥之北。太宗亲率六骑出渭水，与颉利隔津而语，责其负约，颉利再请和，刑白马设盟，引兵退。
贞观初，颉利遣十万骑讨回纥于漠北，反为所败，又内攻突利，宠信胡人，部下携贰，降唐者相属。三年冬，命李靖、李（世）将分道出师讨之。翌年正月，靖袭颉利于定襄，获炀帝后萧氏及其孙政（正）道，颉利退保铁山。靖出其不意，疾行掩之，遂擒颉利送京师，碛南大定，漠南诸蕃君长请上号为天可汗。突厥可汗衔有t nrit g，义为似天，即《尚书·尧典》郑注之稽古“同天”也，又有t nrid ，义为由天，即天生或天子也，唐译作登里或登利，天可汗之义本于此。近人有证天可汗本自Tabghac者；按此名亦拼作Taghac，Tawghac（蒙古时译作桃花石）。突厥人用此名以称中国，早在五九八年以前（《西突厥史料》一七六页），下去贞观初，逾三十载，与太宗称天可汗何涉，学人缺乏历史时间性，此其一著例也。
§§§第一节太宗平服西域
西突厥之领地，略见前《隋史》六节，在汉以来所谓“西域”之内，强盛时往往与我争霸而扼我之吭，故首叙西突厥。
（一）西突厥西突厥自处罗归隋，后来别有统（Tona）叶护继起，勇而有谋，并铁勒，下波斯，控弦数十万，徙庭于千泉，遂霸西域。武德五年，遣使来请昏，时颉利势方张，高祖采远交近攻之策，许之，遇西方路梗而未果。贞观初，统叶护卒，国内大乱，分裂为两部。约贞观十三年顷，其部长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均室点密五世孙）先后来归。及唐师伐高昌（见下文），有阿史那贺鲁者屯兵可汗浮图城，惧而来降。因以其地为庭州。
（二）天山南路三国：
（甲）高昌即汉之车师（又作姑师），东汉西城长史及戊己校尉并居于此。晋以其地为高昌郡。吕光及沮渠蒙逊皆因之。魏太武时，有阚爽者自为高昌太守，太平真君中（约四四二以后），爽为沮渠无讳（蒙逊子）所袭夺。无讳死，弟安周代立，文成和平元年（四六○），又被茹茹所并。茹茹以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称王自此始。孝文太和五年（四八一），高车王逐杀阚氏之后人，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国人杀之，改立马儒。二十一年（四九七），马儒请于魏，举国内徙，群情不愿，相与杀儒而推其长史麴嘉主国政。嘉，金城榆中人也，其后亦尝表求内徙，魏廷却之（《北史》九七）。文泰，贞观四年（六三○）曾来朝，然与西突厥通，西域使来中国者稍被阻绝。伊吾尝臣西突厥，至是内属，文泰与西突厥共击之，又合兵破焉耆五城，虏其人，焉耆诉诸唐，屡责不改。贞观十三年，命侯君集等讨之，翌年（六五四），文泰忧惧而卒，子智盛（后赐名智勇）出降。于其他置西州及安西都护府。
高昌，今吐鲁番一带，在西域诸国中，汉化最为深入。近年考古发掘，得氏朝墓砖百余，（黄文弼编《高昌专集》）其传世年号等乃渐可详考，兹据罗振玉《增订高昌氏年表》，撮录如次：
嘉，魏孝文帝太和廿一年（四九七）——孝明帝孝昌三年（五二七）？
光，魏孝庄帝永安元年（五二八）——废帝建明元年（五三○）。
坚，魏普泰元年（五三一）改元章和（凡十八年）——西魏文帝大统十四年（五四八）。
玄喜，西魏大统十五年（五四九）改元永平（凡二年）——大统十六年（五五○），又改元和平（凡四年）——西魏恭帝元年（五五四）。
宝茂，西魏恭帝二年（五五五）改元建昌（凡六年）——周明帝武成二年（五六○）。
乾固，周武帝保定元年（五六一）改元延昌（凡四十一年）——隋文帝仁寿元年（六○一）。
伯雅，隋文帝仁寿二年（六○二）改元延和（凡十二年），又改元义和（凡六年）——唐高祖武德二年（六一九）。
文泰，唐高祖武德三年（六二○）改元重光（凡四年），又改元延寿（凡十七年）——太宗贞观十四年（六四○）。
氏有国，至智盛凡九代，一百四十四年而灭。（《唐会要》九五）
（乙）焉耆高昌之役，焉耆王引兵助唐，故高昌破后，还其侵地。寻叛归西突厥，十八年，遣郭孝恪讨之，执其王，以其地为焉耆都督府。高宗时使前王归国。
（丙）龟兹初臣西突厥，焉耆之叛唐，又发兵助之。廿二年，遣阿史那社尔等讨破之，执其王归，别立王弟主国政，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兼统焉耆、于阗、疏勒，谓之四镇。
唐初舶运未盛，我对西方，凡物品运输，官私往来，都以遵陆为主道；尤其高昌至龟兹绾毂丝路，是经济大动脉所在，不能不出全力以维持。十箭雄踞西北，领导高昌三国，梗我交通，唐用兵力对付，势非得已。（《新书》二二一下称，太宗谓安国使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诸胡大悦，其重要可想。）质言之，唐太宗讨东突厥（西突厥未直接用兵），讨高昌三国，系为自卫而战，为经济争生存而战，近年来有些作者或不研讨事实，统置于侵略之列，（屡见于《历史教学》）而编纂者曾未提出讨论，岂必要唐朝束手待毙而后免于侵略之罪名耶？高昌八城皆有华人，（《北史》九七）北庭原属车师（即高昌），故平定之后，开置郡县。焉耆、龟兹之设镇，止驻兵以维交通，仍立国王主持政事，臣其人而不有其地，焉得以侵略目之？
羽田亨著《西域文明史概论》，谓大体上至唐代止，西域所住之汉人，皆以屯戍军及官吏为主，数目甚少，且不与土人杂居，故东西文明各维持其传统，无显著的融合。及唐经营西域，实际始有发展。惟是中国经营，又不彻底，都护、长史无民政关系，从属之最大目的，只在防止北方民族之占据，保护汉土与葱岭西诸国之交通，免贸易上发生障碍，初不夺取其地之统治权。西域最初对汉之文明，亦取排斥态度，如各国人因龟兹王摹仿汉天子仪节而有驴非驴、马非马之讥，是也。此一连串的批评，纯从帝国主义侵略的观点出发，不能深切认识汉、唐民族所以成其伟大。据管窥所及，汉、唐对待兄弟民族之政策，其特点有四：1.不强迫同化，只顺其自然。2.不掠取俘虏分散为奴婢。3.不使杂处通婚。4.不排斥各族不同之宗教，任其自由信奉。（如隋炀不许启民易汉族冠服，唐太不把突厥迁往江南，都是最好的例子。）唯如是，故汉文化之铺开，比较迟缓，然终不至因暴躁冒进而换取异俗之深恨。蒙古时代有回鹘“亦都护”，余证为伊兰语翻译西汉“都护”一词之遗音，伊兰语开口好用i，加于“都护”之上，遂成idiqut，及回鹘西迁，又从伊兰人转贩得来。汉化之深，经千余年而不坠，惜一般历史家之数典忘祖也！
往西南及远西，可附记者二事：
我国与印度向无直接战争，间接者惟王玄策之役。贞观十七年三月，卫尉寺丞李义表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奉命送婆罗门返国，十二月，至摩伽陀（Magadha）。十九年正月，至王舍（R.jagrǐha）城，登耆崛（Grǐdhrak.ta）山，勒铭其地。二月，又奉敕立碑于摩诃菩提（Mahabhodhi）寺。此次往返，皆经泥婆罗（Nepal，近译尼泊尔，清人称为廓尔喀“Gorxa”）国。翌年，玄策复使摩伽，从骑三十人。未至，王尸罗逸多（HarshaSil.ditya）已死，其臣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拒玄策，从骑皆没，遂剽诸国贡物。玄策奔吐蕃西鄙，召诸国兵，泥婆罗以七千骑、吐蕃弃宗弄赞赞普（KhriSrongbtsonSgam—po）以千二百人来会，玄策率之，破摩伽兵，禽阿罗那顺及其妻、子，虏男、女万二千人，杂畜三万。东天竺王尸鸠摩（Sri—Kumāra）送牛马三万犒军，迦没路（Kamarupa，地在东印度）王献上地图。廿二年五月，阿罗那顺逮至阙下。其后显庆二年，玄策三次使天竺，送佛袈裟（kasaya），亦取道泥婆罗；此行曾西至厨宾（龙朔元）。所著有《中天竺行记》十卷，今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