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师承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受到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但是，他又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有别于杜威，超越杜威，办出了中华民族自己的教育。他说：“我曾下了一个决心，凡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东洋车’的文字，一概删除不留，所留的都是我所体验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旧教育严重束缚了儿童少年的成长发展；上学受教育是少数人的权利，占中国人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被排斥在学校之外，是为两大弊端。陶行知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开愚启顽，创造“生活教育”的理论，以图解决这两大问题。他的“生活教育”否定了一切为少数人服务的旧教育，创造了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新教育。他说：“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做小众教育。大众只可以在生活里找教育。……生活教育就是大众教育，大众自己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他把旧教育比做摩登女郎的金刚钻戒指，而“生活教育”则是“冰天雪地里的穷人的窝窝头和破棉袄”。
旧中国知识分子少，文盲多，要迅速普及人民教育，必须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陶行知创造“小先生制”，即把学校里的小学生当作“小先生”，要他们回到家里教父母、姐妹或邻近的女人、小孩，这些人得了知识又去教其他人，层层扩大，“各尽所能，各学所需，各教所知，使大家各得其所”。小先生运动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在中国的农村推广开来，遍及二十多个省市，在推广大众化教育上做出了极大贡献。他在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第七届年会时做了《中国大众教育运动》的报告，“小先生制”引起了会议的热烈关注，被认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普及教育的好办法，后来在东南亚很多国家推广。
可见，陶行知是以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开创了中国大众化教育的先河，并向旧的传统教育的种种弊端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三、陶行知先生给我们的启示
(一)创新型校长必须有自己的教育思想
陶行知是本世纪中国屈指可数的伟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是我们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他有扎实的国学根底，又出洋留学，接触了西方哲学、社会学说和教育思想。中西思想碰撞、交融，结合着亲身的思考和探索，使他产生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并且自任校长进行实践，获得了很大成功。我们是90年代的校长，我们的工作环境、条件、对象乃至社会背景，同前辈教育家相比有天壤之别，但是作为一名创新型校长，必须有自己的教育思想，这是相同的。校长对一所学校的领导，本质上是教育思想的领导。唯有新的思想的引导，才会有新的实践与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取得成功。在社会教育迅速变革的时代，校长的领导已不再停留在管理程序和技术手段的改进上，它更需要对教育思想和实践发展的推进，对教育理念的深层把握。教育思想不会在实践中自发产生，而是要通过学习，建立起深厚的理论根基。对此，我们向自己提出的任务，应该首先是如列宁所说的“学习，学习，再学习”。
（二）教育思想应该符合国情，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20年代的中国亟须推广大众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和“教学做合一”，“小先生制”等教育方法正是符合了当时的国情，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三四十年代，抗战中的中国需要大批人才，育才学校又以“培养人才的幼苗”，为抗战救国，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己任，因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陶行知先生办教育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是他踏着时代的节拍，既不“沿袭陈法”，也不“仪型他国”，而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办出有时代特色的教育。
一位以“成功教育”闻名的校长说：“我们中国有悠久的教育历史，有世界上最多的学生和教师，可为什么一讲起教育，不是什么‘鲁姆’，就是什么‘斯基’呢？中国教育需要学习外国的成功经验，但并不是简单的搬用外国理论和名词所能奏效的，我们应该有所贡献，有所创造。”这些话说得好。如前所述，校长要建立起良好的理论素养，但这还远远不够，这种理论的运用又必须从本地区乃至本校的具体情况出发，从社会需要出发。我们应该反复研究的是：今天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什么？现实向我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课题？然后考虑：学校的具体情况如何？找出学校的优势；分析学校存在的缺陷；找出学校有何发展的机会和条件；研究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学校构成的威胁，从而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目标，办学成功才具备了可能。前些年，我校针对独生子女中普遍存在的对他人（父母、家庭、同学、老师）漠不关心这一社会问题，抓住学校的典型事例，进行了切合实际的持久的爱心教育活动，就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而后又升华为学生自我完善人格的教育，也很有成效。这样，学校就向前发展了一步，取得了一次成功。
(三)创新型校长必须热爱人民的教育事业
如果说，任何事业的成功都离不开献身精神的话，教育事业就更需要这种崇高的精神。因为教育是更为复杂的劳动，它需要更多的投入；因为教育是做人的工作，校长的人格力量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陶行知曾誓言：“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他所说的大事，就是人民的教育事业，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他从国外留学归来，原本可以在国民党政府里过高官厚禄的生活；他原本可以当大学校长，过优裕的大学教授的生活，可是他都放弃了，宁可去办一所乡村学校。为了办学，他卖字、卖文，还把当参政员每月360元车马费也全部献出。他个人生活非常简朴，终年穿一身蓝布料的学生装和土布鞋，平时只有一件像样的白衬衫，到了夏天换洗不及，往往一面赤膊办公写作，一面把衬衣洗了晾在一边，有事时才穿上出去。他戏称：“人人称我老夫子，生活不如老妈子。”他对学生有深沉真挚的爱。在育才学校，他常常半夜起来巡视，为学生盖被；遇到衣衫单薄的特别困难的学生，他就会脱下自己的衣服送给学生。可以说，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了他的事业上。他不媚权贵，一身正气。1930年3月的一天，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及随从十余人到晓庄参观，当时陶行知正在给全校师生作报告，值班学生告诉陶行知后，他居然让值班学生接待蒋介石，自己继续作报告。1946年，蒋介石的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他们对民主战士陶行知也恨之入骨。当翦伯赞得知黑名单上第三名便是陶行知，要他注意提防时，陶行知却说：“我等着第三枪”。还给育才师生写了最后一封信：“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正因为如此，陶行知猝然去世后，中国53个人民团体为他举行公葬。在南京，从和平门口到劳山脚下，自动来路祭和送葬的群众长达五华里；在国外，新加坡、纽约等地都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曾为他亲笔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董必武称赞陶行知为“当今一圣人”，宋庆龄题词：“万世师表”。
(四)创新型校长须有一支志同道合的教师队伍
校长的办学思想形成以后，需要被教师接受和认可，并化为日常的行为。一支志同道合的教师队伍，是校长成功的基本保证。陶行知办晓庄师范这所乡村学校，教员生活清贫自不必说，育才学校则更艰苦，教师除由学校供给食宿外，每人每月只能得到很少的零花钱，没有工资；曾一度困难到师生节衣缩食，把每日三餐干饭改成两顿稀饭，蔬菜每顿只能分到十几颗胡豆。尽管如此，仍有一批后来成为专家学者的教员，始终坚持在陶行知的周围。当年在育才任教的舞蹈组主任戴爱莲已是负有盛名的舞蹈家，为了抗日战争，她毅然放弃在英国的舞台生活，回国参加抗战。陶行知向她讲了育才的办学宗旨，并请她来校任教后，她又毅然放弃大学里的高薪职位，来和育才学校的穷孩子一同过仅能果腹的艰苦生活。这故事何等感人！陶行知的崇高的人格像磁铁一般吸引着追求救国救民之路、献身教育事业的教师，陶行知还努力使教师成为他教育理论的实践者，成为他志同道合的朋友。
现代校长也都强烈意识到教师队伍在办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一所学校，校长是可以调任的，学生是长年流动的，而教师队伍却是相对稳定的。学校文化传统的保持与传递，主要是靠教师。校长对学校的管理，要以人为本位，要发挥自己的影响力，造就一支有事业心的、能实践自己教育思想和办学目标的志同道合的教师队伍。
21世纪即将来临，中国的校长们面临着许多新课题。虽然社会背景不同，但陶行知的思想和实践，对于我们仍有很大的启迪意义。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前辈，尤其是中国的前辈们的理论和经验，创造中国教育更加美好的未来。
（潘兴富）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