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成在乔家大院里住了一辈子，从来没想过同乔家人交朋友。老了老了，竟然来了个姓乔的忘年交。
他不同乔家人结交，并不是因为两家之间那份陈年积怨。胡家买下乔家东院时，他还在襁褓之中。堂姐胡玉姗和乔乔出事那年，他也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那昝人单纯，十来岁了，什么都懵懵懂懂的。玉姗姐离家出走，一去不返，大人们只告诉他，她是交了不好的朋友。两年以后，堂兄因加入青帮被人民政府镇压，警察上门来收五百元的子弹费，给十四岁的胡玉成留下深刻印象，胡家也因此卖掉了乔家东院的房产，搬到城南鸣羊街居住。家人对堂兄吃枪子的解释，仍然是说他交了不好的朋友。甚至他的父亲胡金保，在老虎桥监狱里坐牢，家人的解释，是个文绉绉的说法，叫“遇人不淑”。所以胡玉成一生中，都没有和人交过朋友。
乔家炜初次出现在他面前时，胡玉成并没注意到他是姓乔，更没有想到他与邻院乔家会有什么关系。当其时，乔家炜只是一个责任人，一个侵害了他的权益、不得不前来商谈补偿办法的对象。胡家堂屋的铺地方砖，百年前的旧物，早已被几代人踩踏得四分五裂，一经挖开，便如拆散了七宝楼台，再也归不了原。乔老板听说后深表同情，正好他那别墅里黄沙水泥现成，情愿为胡家改铺水泥地面。可胡玉成不乐意。不速之客竟穴地而至，让他有充足理由揪住派出所不放。派出所无奈，只好请乔老板自己去同他协商。
然而这两人却偏有不打不相识的缘分。胡家的堂屋刚经过一番水来土掩，狼藉不堪落脚。乔老板进门，首先吸引他目光的，不是受损的地面，却是家堂上的布置。在通常大户人家挂中堂的地方，垂着一幅色泽昏暗的红旗，两边的对联，白纸绫边黑轴头，却不着一字。他先还疑心是墨色褪淡了，为尘灰烟迹所掩，靠近细看，依然空空如也。乔家炜心生好奇，顾不上说正事，便恭敬地向胡老先生讨教，说这样的布置，他从来没有见过，听都没听说过，不晓得有什么讲究。
胡老先生被搔到了痒处。三四十年来，不知有多少人见过这幅景象，却从来没有人正面问过他是什么意思。有的人视而不见，有的人则背地里妄加猜测，以此作为胡玉成行为怪僻的证据。他心中暗喜，却故意淡淡的，说，红旗在此，百无禁忌。说什么都可以。反过来，也可以什么也不说，留一片白茫茫大地更干净。
乔家炜心悦诚服地说，他们乡下，这几年盖房子，又兴起在大梁上贴红纸条，写的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姜太公能有红旗管用吗？现在许多人私家车上，不供菩萨不供耶稣，供一尊毛主席像，是一样的道理。他这个乡下人进城，这回是遇上高人了。
胡玉成顿生知己之感。
这家堂上，他起小看惯了的，是父亲画的一轴岁朝图：一个五彩大花瓶，瓶里插着数枝鲜花，几根芝麻秸，芝麻秸上悬一串铜钱；瓶下东倒西歪的，是笋菜果品，耍货花炮，大阿福不倒翁。听父亲解释说，花瓶取平安之意，花果取迎春之意，耍货之类取欢乐之意，芝麻秸取节节高之意。两旁对联却是大篆：“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富贵吉祥”。很少有人能认全那十六个字。认不得字的人能看得懂那幅画，认得字的人却也欣赏那幅画，赞许这大雅大俗配得好。然而到了“十年动乱”破四旧，看得懂看不懂的，就都被红卫兵扯下来，一把火烧掉了。革命不是绘画绣花，是革命者随心所欲的暴动，当然无须考虑被革命者的感受。胡玉成望着空空荡荡的家堂就伤心，便换上了这红旗白联。他很希望造反派们来质问他，怎么敢在红旗两边挂这吊孝样的白纸对联，他就可以带领他们学一段“毛主席语录”：“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遗憾的是，直到白面玉人挂成了黄脸婆子，这杀手锏也没机会使用。
乔家炜便诚恳地问胡老先生，能不能给他个机会，容他日后常来讨教。
胡玉成饱经沧桑，心里顿时有些疑问，这位乔老板，如此大方地灌他米汤，莫非是想借此让他放弃索赔。他冷冷地说，乔老板有穴地钻天的本事，要来就来，要走就走，我哪拦挡得住。
乔老板似乎这才想起了正题，只说了一句，请胡老先生放心，不出十天，定会给胡老先生一个满意的交代。他从兜里掏出卷尺，利利索索，量了胡家堂屋地面的长宽尺寸，又捡了半块旧地砖，便告辞了。
过了一个礼拜，胡玉成接到乔家炜的电话，请他下午务必在家，要送砖过来铺地。看着民工们吭唷吭唷，抬进来的一色铺地方砖，长宽厚薄，与旧砖一式无二。胡玉成不过意了，连忙洗杯子泡茶。
乔家炜笑道，胡老不用忙，这会儿民工要做活，堂屋里也站不住人。喝茶的日子多着呢，请胡老把要紧的东西拾掇了，就进房里歇着。他指挥民工把堂屋里的杂物腾开，把破碎的地砖取出来堆在天井角落，然后平地的平地，打浆的打浆，铺砖的铺砖，磨平的磨平。天黑没带晚，满地方砖铺得严丝合缝，磨得一平如砥，光可照人。正房门到堂屋门间搭了跳板，乔家炜嘱咐，这地暂时不能踩，胡老要受点憋屈，好在秋天收燥，能有两天就干透了。
胡玉成知书识礼的人，便要留乔老板和工人吃晚饭。乔家炜说，今晚里外都乱着，胡老也没法张罗，他也要跟民工结账，就不扰胡老了。胡老不嫌弃，过天他来验工，再同胡老慢慢叙话。
胡玉成在建筑公司当了一辈子会计，不难估算出，乔老板为他铺这地砖付出的代价。挖那条地道的开销自然更大，那是乔老板心甘情愿，旁人犯不着问他；这地砖，则是他胡玉成争来的。
可乔老板似乎全不以为意。他不像一个赔偿者，也不像一个商人，完全没有斤斤计较的意思。
这就让胡玉成有些感动。
隔天挨晚，乔家炜果然又来了，同胡玉成打过招呼，便如老和尚转经一样，一步一顿，将堂屋里的地砖，一块块用力踏过，不见歪斜摇晃，这才撤去跳板，宣布成功。
他帮着胡老将家堂前的长条案、八仙桌、太师椅，一一安顿妥了，又想起天井里那堆破碎地砖，问胡老是不是有用，没用他找人来处理掉。
胡玉成已泡好了茶，让乔家炜在太师椅上坐下叙话。他说这旧砖他是没什么用，但乔老板可以有用。他在河边上望见过乔老板的新别墅，一挨排家家一个样，像穿了校服的小学生站队。有的人家在外墙上贴瓷砖，花俏得很啊，就不晓得俗气。他给乔老板建议，把这旧砖拉回去，齐整些的，贴在临花园一面墙上，保准比外面卖的文化砖有味道；散碎的可以在花园里铺一条曲径，老砖色重，且易生青苔，再移栽一棵老枣树，配上几竿青竹，就有些老派人家的意思了。
乔老板本是内行，一听就明白，这绝对是个好主意，忙说过天就让人来弄回去。上回的歉意加上这回的谢意，乔家炜欠胡老的情大了，不知怎么回报才好。胡老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有什么要求，尽管吩咐，他一定尽力弥补。
胡玉成笑了。说到要求，我倒真还有个不情之请。老头儿不怕讨人嫌，冒昧地打听下，乔老板怎么会想起来挖那样一条地道？
乔家炜也笑了，说，胡老，除了警察，您可是头一个认真问起这事的人。我也是头一回认真地回答：我是为了，弄清楚、一个秘密。说话间，他伸出右手，漫空中随意画了个圈，分明是将乔家大院括在了圈内。
胡玉成不觉心中一动。他真想再追问一句，乔老板要弄清楚的，是什么秘密。
但他忍住了。
人家已经说了是个秘密，你再追问，是不是太不知趣？况且乔老板的秘密，未必是你胡老头儿该关心的。虽说不打不相识，你与人家也只是刚刚打完，勉强算是相识了吧，哪能就蹬鼻子上脸。于是他含混一笑，微微点头，算是有了一个答案。
乔老板倒不见外，眼珠一转，脸上泛着笑意，说话却是认真的：胡老不见怪的话，我也有一个不揣冒昧的问题。听人家讲，半个世纪前，胡家已经卖掉了这处房产，搬到城南去了。后来胡家却又赎回了这一进房，胡老同令尊搬过来住，直到如今，还一个人守在这里，不知是为了什么缘故？
我也是想、弄清一个秘密。胡玉成不假思索地回答，同样伸出右手，同样漫空中画了个圈。
乔家炜有些意外地看了胡玉成一眼，说，胡老真会讲笑话。
眼看到了晚饭时，胡玉成重申前诺，要留乔老板吃个便饭，他已择好了几样菜，马上下锅就成。乔家炜也是诚心结交胡玉成这个前辈，但他说，让胡老亲自下厨忙活，招待他这个小辈，实在不敢当。再说了，主要不是为吃，是为有机会聊聊天，胡老忙里忙外的，也不便说话，不如去外面简单吃一点。
主随客便，胡玉成说这样也好。
两人出了乔家东院，踱过北门桥，桥口就有家全福楼大酒店。乔家炜本想进包间，可胡玉成直接朝大堂引，他也不好说什么，就在大堂里，挑张靠边的小桌坐了。胡玉成不能喝酒，乔家炜要开车也不敢喝，便只点了两个炒菜，一条鱼，一碗汤，真正是顿便饭。大堂里热哄归热哄，却不宜说正事，两人只韶了些不相干的闲言，算是增进感情吧。吃到差不多时，乔家炜手机响了，他走到门外去接电话，回头顺便就在柜台上把账结掉了。胡玉成叫会账时才晓得，虽然急得顿足，心里却想，这个年轻人，倒是个懂道理的。
胡玉成与乔家炜分手，回家坐在堂屋里，兑上茶，消食。簇新的地砖看上去有些刺眼。与漆黑乌糟的房顶天花相比，就好像堂屋被谁颠倒了个儿，该在上面的到了下面，该在下面的到了上面。这一铺新地砖，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消尽了火气，磨弄出些古色古香呢。他只能算是有得有失。
想那乔家炜呢，在地道之外，又破费这一注小财，分明是刻意要结交他胡玉成。
而一向独来独往的胡玉成，竟会接受这个忘年交，连他自己都有些意外。
把这两天的事情重新梳理一过，胡玉成忽然心中一动：这小子，不过四十来岁年纪吧，他怎么会晓得五十年前胡家的去而复来？
人老了，脑筋慢了，转不过年轻人了。
这个乔老板肯定不会像报纸上说的，是一个笨贼。他在事前必然打听过胡家的底细；至于挖那地道，断然不是出于头脑发热，就更不用说了。
乔老板为什么要关心胡家的去而复来呢？
这事虽算不得什么秘密，然而不说外人，即便胡家，大概也就是他，还能说得出个子丑寅卯。
一九五一年春天，少年胡玉成确实随同家人，一起搬到了城南。可刚刚入夏，事情就生了变化，出乎全家人的意料，按理起码还要在老虎桥监狱蹲三年的胡金保，因身体不好，被批准保外就医。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政府的法庭上，胡金保以汉奸罪被判八年徒刑；国民党败溃台湾，共产党建立新政权，胡家老少都在担心，当年的汉奸案会不会重新审判，胡金保会不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能不能保住性命，万没想到，他竟能提前走出牢门。
胡金保被接到鸣羊街家中。这一带跟城北不同，除了败落的胡家花园，多是些连家店坊、寒门小户。即便做生意发了财的人家，怕露富，翻盖或者新造房屋也不敢张扬。胡家当时急于搬迁，买下的房子，讲起来前后四进，可墙矮院窄，与北门桥乔家大院的高堂大屋无法相比。而老城南民风愈加朴厚，邻里之间相互关心，家家户户几无隐私可言。哪家的新娘子夜间有什么响动，第二天都会传为井边笑谈。
其时离抗战结束未久，人们对汉奸的记忆犹新。不过金陵的汉奸，多在城北、城东活动，即如汪精卫住颐和路，周佛海住西流湾，陶宝庆的大民会设在宁海路，城南的平民百姓，近距离接触汉奸的机会并不多。况且当年，百姓畏汉奸如虎狼，迎面碰见也必低眉侧目，不敢细看。如今胡家既坐着个活生生的汉奸，左邻右舍，不是找娃儿，就是借东西，都寻了各式各样的借口上胡家串门子，要看胡金保是不是像电影上的鬼子翻译官那样，头戴礼帽，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穿一身夏布衫裤，手里提根文明棍，抑或是不是獐头鼠目，邪头八角。及至看到胡金保的长相，与胡家弟兄是一个模子脱出来的，而且文文弱弱，像个书生，说话温声细气，不由得有些失望。
胡金保住了没几天，就说这样人多搅杂，纷纷扬扬的，于养息大不相宜，要搬回北门桥旧宅居住，上鼓楼医院看病也近便得多。
当初胡家卖出乔家东院，经手的房牙子一转手，又卖给了南迁来的解放机械厂做宿舍。那厂里职工来自老解放区，革命觉悟都很高，自然不欢迎串进一个汉奸，所以胡家去商量赎回几间房，人家睬都不睬。胡金保不甘心，竟给市政府写了封求助信。谁都没想到，政府当真出面调解，让胡家原价赎回了最后一进楼下的七间房，给胡金保搬过来养病。
胡家人对外人、也对自己解释，胡金保最疼玉姗那个丫头，担心出走的玉姗哪天回来，找不到家里人，所以一定要住回去。其实他们肚里都明白，这只是个借口，胡金保离家独居，是为了不影响一大家子几十口人的生活；毕竟，汉奸的概念和一个活生生的汉奸，给别人的观感，是大不一样的。
住进乔家东院，他这个汉奸身份就不惹人注目了？那倒也是。因为隔院乔家，类似的人物太多，有新近被枪毙的，有关在大牢里的，有潜逃台湾的，有避居外国的，留下了一堆反革命家属，平时免不了公安巡查，碰上运动更是首当其冲。倒是胡金保这个汉奸，住在革命工厂的集体宿舍里，深居简出，渐渐地，竟被别人淡忘了。
且说当年，乔家东院既有七间房，足够胡金保全家居住，可母亲却只肯让小儿子胡玉成住过来陪父亲，把几个大儿子都留在了鸣羊街。大约有十来年的时间，母亲就两头跑，这边照顾丈夫几天，那边照顾儿子几天。这原因胡玉成是晓得的，母亲还是担心哥哥们会吃乔家的暗亏。胡、乔两家翻脸争斗之际，胡金保在监狱里，胡玉成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冤有头，债有主，乔家人该不会为难他们。母亲来来往往，宁可绕路，也从不经过乔家门前；路上迎面遇见乔家人，也只一低头一垂眼，装作没看见。
无论父亲或母亲，都没有向胡玉成灌输过对乔家的仇怨。胡金保曾惋惜，冤家亦解不亦结，胡玉姗和乔乔相恋，本来是缓和胡、乔两家矛盾的一个好机会，没想到两家长辈都那么没见识，结果闹到子弟死于非命。现在再说什么也都迟了。好在他们也用不着同乔家人打交道。胡金保平素难得出门，连医院也很少去，他养病的法子，就是在堂屋里放一张藤编躺椅，倚在上面看书，手边一杯浓茶。或者在前院里踱步，晒晒太阳。有时候，他会伏在写字台上，用工整的小楷写文章，写成封好，贴上邮票，让胡玉成上学时带着，投到邮筒里。寄出之后，短则几天，长则数月，总会有邮递员送来刊登这文章的报纸或杂志。不过，胡玉成反复翻看，也找不到父亲的名字，长大后才懂得，父亲用的是笔名，而且时常变换，用得最多的是“宗知”和“知蜕”，只有汇款通知单上，才会出现父亲的大名。邮递员总是沿火巷一直走到第五进的院门口，高叫一声：胡金保拿图章，有汇款。上邮局领汇款则是母亲的事，领来了也是母亲收着，贴补家用。父亲从来不问家务，他只经手买两样东西，一样是书，一样是茶叶。
胡玉成却没法不看见乔家人，从初中到高中，同学中都有乔家的子女，相处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那时候社会运动太多，莘莘学子的头脑里，充满了国家大事、革命情怀，已经无法再装进家事私情，更不要说上一辈的旧账。
一九五七年，胡玉成顺利考上了大学，而且学的是金融。那一年，乔家子女无论学习成绩好孬，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不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就是因为社会关系复杂，政审通不过。胡玉成只觉得命运之神给了他特别的眷顾。填高考志愿表的时候，胡玉成回家问父亲，家庭出身一栏该怎么填。那时他已经懂得，父亲长期赋闲在家，是因为戴着顶汉奸的帽子。他也意识到，逼着父亲亲口说出汉奸、反动官僚、历史反革命这样的字眼，实在太过残酷；可他又不甘心自己填上这几个字而断送一生前程。
父亲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让他填职员。
他战战兢兢地填了，居然能侥幸过关。
在大学里，胡玉成是个好学生，老师们都喜欢他。大学三年级时，有一天，政治老师神秘兮兮地把他叫到办公室，给他看一张《光明日报》。报纸上有一篇署名文章，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统战工作，说到沦陷区地下党曾委托一些非党人士，利用各种社会身份，打入日伪内部，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文章中举了几个例子，其中一个，就是出任汪伪教育部某科长的胡金保。
胡玉成满眶热泪看着政治老师。
政治老师避开他的视线，什么也没说。
他也就什么都没敢说。
但是，他想到了他的职员成分，想到了父亲的保外就医，想到了父亲发表的文章和稿费，想到了父亲被聘为省文史馆员，每个月的津贴足以养活一大家人，顿时有豁然开朗之感。星期天，他请假回家，把报纸的事悄悄讲给父亲听。
哪知父亲像没听见一样，完全没有反应。
他不甘心，又重述了一遍，问父亲，是不是真的。父亲闭上眼睛，脸上漠无表情。
尽管如此，胡玉成还是长了个心眼，留意起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胡金保的名字不时被人提起，胡金保的生平经历也渐渐明晰起来。胡玉成这才知道，父亲在民国初年曾去日本留学，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也结交了不少日本朋友。回国以后，他对家里生意的经营没少出主意，胡家果断退出钱庄业，转营机制面粉，就是他一力促成，机器设备也由他经手从日本购买。他不光具有经济头脑，还有着文学才华，时常在报纸杂志发表作品，又有财力组织文人雅集，遂成了当时颇有影响的名士。金陵虽称人文荟萃之地，但荟萃的多是外来名家，本土文人难得一见，所以金陵沦陷前，他居危城而不去，引起不少同人的惋叹，报纸上曾有文章公开吁请他早日内迁。日伪后来一定要拉他下水，也是想利用他在文化界的影响力。而正是他的那些日本旧友，一再游说，软硬兼施，终于将他拉入了汪伪政府。
争论的焦点在于，胡金保的进入伪政权，是不是曾得到地下党的授意。尽管有知情人提出足以征信的旁证，可作为当事人的胡金保面对研究者的询问，却咬紧牙关，始终不置可否。
有人便据此推测，倘若确无其事，胡金保应该会予以否认；他不否认，可见是应有此事。至于他不肯出面承认，则因为兹事重大，能不能公开不是他可以决定的。
有人则认为，因为此说并非事实，所以胡金保不予回应，人没有回应流言的义务。同流言作战的结果不过是抬高了流言的身份，弄不好还会让自己沾惹是非。
漩涡当中的胡金保，偏能置身事外，任凭风浪起，安坐北门桥。他照旧每天读书，喝茶，晒太阳，写文章。然而，胡玉成却记得，就是在那以后，父亲的阅读兴趣忽然转向了太平天国史，转向了《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研究，且热心地写文章，参加关于这份史料真伪之辨的讨论。这种不顾自身清白，却替古人担忧的态度，当时让胡玉成很不以为然。
四年大学生涯结束，幸运之神没有再度光临。成绩优秀的胡玉成没能如愿进入任何一个金融机构，而被分配到一家建筑公司去当会计。那时哥哥们都已成年，先后成了家。母亲也在乔家东院住定。胡玉成和班上的一个女同学结了婚，仍然与父母住在一起。他的大儿子出生时，母亲十分高兴，医院家里两头奔忙。可胡玉成向父亲报喜讯时，父亲却什么话也没有说，让他大感意外。
那天晚上，父亲在堂屋里直坐到夜深。
三天以后，胡玉成从医院里接回了妻子和儿子。母亲把孙子抱到父亲面前，父亲默默地看着婴儿，良久，终于露出了笑容。他伸出一根手指，拨了拨孙子的腮帮，说，你呀，你走运呀，生在太平盛世。
只有母亲听懂了这句话。
她后来悄悄告诉胡玉成，日寇侵占金陵前，父亲本是有机会随机关撤离的，可当时母亲已有八九个月的身孕，无法行动。父亲舍不得妻子和即将出世的孩子，只得留在了危城中。
这个孩子，就是一九三八年一月出生的胡玉成。
胡玉成第一次把自己的出生时间，与父亲的失足落水，联系在一起。
难怪母亲一直让他陪伴着父亲。
他这才明白，不是父亲亏欠了他，而是他拖累了父亲，致使父亲脱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断送了后半生。
那以后，他格外体谅父亲，即使没法给父亲一点补偿，也要给父亲多一点抚慰。也是在那以后，他开始有意识地回避社会活动，疏远身边的人群。他以自我放逐的方式，生活在那个放逐了父亲的社会中。
父亲应该是注意到这一点的。在母亲问起儿子为什么不参加某个活动时，父亲曾委婉地表示对儿子选择的赞同。但父亲从来不同儿子谈论为人处世的道理，也许是觉得自己没把握好人生的契机，说什么都难以令人信服。
没过几年，父亲去世了。仅相隔几个月，母亲也去世了。
然而胡玉成已经离不开这块故土。他和妻子在这里生育了两儿一女，将他们抚养成人。待到他的儿子女儿长大成家，一个个搬出去另住，待到他的妻子也先他而逝，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仍然孤零零地守着这个老窝，不肯挪动。
这就不仅仅因为乔家东院这几间老屋，是他陪伴父亲度过余生的地方，也是他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这里还关系着，父亲和他，两代人的未了心愿。这些日子，白毛反复考虑的，是太平天国藏宝——乔家大院藏宝，存在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因为他们是否要与乔家炜合作，是一般合作还是深度合作，都将取决于此。
这是白毛的一个习惯，一个使他能够保持常胜不败的好习惯。每一回在做最后的决策之前，他都会平心静气，以置身事外的眼光，对前前后后的思路，做再一次的梳理。
白毛决不会像乔家炜那样，听到一个故事，就买下幢别墅去挖地道。对于民间广为流传的各种天国藏宝图，他同样不屑一顾，既然从来没有人能看明白这些故弄玄虚的玩艺儿，就说明不必在那上面再花费脑筋。他是创意策划的行家里手，越是荒诞不经的东西越难迷惑他。他所做的，是通过严谨的分析求取结果，首先就是排除其中的无稽之谈。这有点像他小时候玩的一种拼图游戏，根据图案和颜色选择合适的拼板，一块块拼上去，在拼完之前谁也不知道那会是只什么动物。但现在的游戏是反过来的，他要把所有不相干的板块抽掉，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所幸的是，一百多年来，已经有太多的人，对太平天国藏宝大感兴趣的人，他们一回回的劳而无功，等于是为白毛抽掉了大量无用的板块。白毛很感谢这些人，在无形中帮了他的忙。这是白毛思维与众不同的地方。别人可能因为前人的屡屡失败而丧失信心，他却从中抓住了对自己有用的信息，那就是每个曾被认为可能埋藏财宝的地方，几乎都已被人挖掘过。尤其是近十来年的老城区改造，地毯式的大拆迁，金陵老城区已经消失大半，仍未见有宝藏出现。
只要这批宝藏还没被人挖走，你就还有机会。
有时候，白毛如老僧闭关一样，枯坐冥想。有时候，他又独自出门，东奔西跑，去做实地踏勘。思雨虽然欣赏他的这个好习惯，也奇怪他为什么放着捷径不走，不同熟悉金陵掌故的韩云霈商讨。
白毛耐心地对她解释，韩云霈毕竟只是个读书人，容易满足于纸上谈兵。他讲的故事，看似有根有据，实则多属前人以讹传讹。就像五十年没上过天印山一样，他的金陵掌故，缺少实地考察，更缺少思考分析。比如那天说的蒋驴子藏宝，破绽太多。头一条，藏宝是密事，天国各王断不会集体商议，更不至于合埋一处。第二，天京城中，千余夫役南来北往，何其引人注目，尤其是夜间行动，竟不被巡逻军队盘查，更不合常理。第三，太平天国灭亡后，各王先后被捕，真有埋金之事，必然会有人供出蒋驴子。最后，蒋驴子敢用天国藏宝大兴土木，也不可信。追查天国藏宝，当时是惊动清廷的大事，就算二十年后露出痕迹，官方也决不会轻易放过他。明眼人早该看出，这必是蒋家老仆出于怨恨，顺着民间的猜疑，捏造出来的谣言。
再说了，韩云霈心心念念，只在维修乔家大院，做梦也想不到这跟天国藏宝的关系，让他知道会不会节外生枝？即便他不反对，也要提防他无意间泄露给李国强。文物局一介入，那可就没我们什么事了。
思雨不以为然地说，只要跟他说明了，他肯定会帮我们的。
肯定会帮我们，你对他这么有信心？白毛取笑她，女人真是感情的动物，一个动听的故事就能让你如此迷惑。
思雨翻了他一个白眼，反唇相讥道，你不相信故事，跑到金陵来干什么？
白毛也冷笑道，我就是不相信故事，才自己到金陵来察看。
思雨听得出他话里有话，尽管心中不悦，可这在她，是个经不起深究的敏感话题，便只能装糊涂了。
白毛也就没再说下去。
他同样清楚，这不是个靠嘴皮能争出结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