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房里要暖和些。
当然，主要不是为了暖和。
书房里临天井的窗下，放着张红木写字台，台面上的笔墨砚台，还是父亲当年用的。胡玉成写不来毛笔字，当会计用惯了钢笔，父亲留下的东西，只有一副白铜框的老花镜，他现在还用着。写字台前的西式圈手转椅，是花梨木的。胡玉成还记得，与写字台配套的转椅，在父亲坐牢期间，被他们几个孩子当玩具，转来转去，摇松了转轴，坐不稳了。从鸣羊街搬回来后，一个星期天的清早，父亲领着他在莫愁路黑市上挑了这把椅子，只花了旧币一万元，也就是一块钱。
那是个天翻地覆的年代。曾经的教职员、世家子，不少成了无业游民，积蓄用完，只得靠变卖家产度日。另一面呢，只带着个身份进入城市的南下干部，在组织关怀下，娶了城里的女学生，正忙着置办家业。日用家什的生产赶不上新生活的需要，黑市上的洋货古货便成了及时的补充。父亲和穿长衫的卖主拱手作别时，喃喃了一句：旧时王谢堂前燕啊。许多年以后，胡玉成才领悟了父亲当时的心情。
父亲只有写文章的时候，才身板端正地坐在这转椅上，写出来的小楷字字工整；而看书的时候，父亲的姿态就随意得多，通常是倚在堂屋的躺椅中。所以胡玉成从小就感觉到，写文章是一桩严肃的事情。他放学回来，如果父亲在书房里写文章，母亲就会示意他悄声，他也就乖乖地回到自己房间里写作业看书。有时父亲写到很晚，母亲从不去催他。晚饭开得迟，母亲就会在胡玉成手里塞半块金刚脐，或者几根京果，让他先挡挡饥。
每次坐在这张转椅上，胡玉成便觉得，自己的思绪也跟着严谨起来。
乔家炜和曾宪章心心念念的那一份文稿，就在他身后的书橱中。
父亲是个仔细的人，发表文章的报刊都完整地保存着，且和自留的底稿夹在一起。没能发表的文章，没完成的文稿，为写文章搜集摘抄的资料，也都分门别类，放得整整齐齐。这些东西占了一层书橱。父亲的书并不多，许多书都是从图书馆借来读的，读完就还掉了；只有图书馆不方便借，或者经常要用到的，才会买一本存着。这其中就有不少与那份文稿有关，凡文稿中注明“见某书某某页”的，那本书就一定能在书橱中找到。可见父亲在撰写这篇文章时所下的功夫。
也正是依靠父亲提供的完备材料，他这个文史专业的外行，才有可能把父亲的未竟事业做完。胡玉成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开始阅读父亲作品的。
小学和初中的语文课上，课文的作者多被忽略了。可是高中的语文老师开始认真介绍这些作者，介绍他们的文学成就，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那一篇篇精短的诗文，仿佛被推上了宝塔的峰顶，而标题下陌生的署名，也化身为头戴桂冠的朦胧形象。不知有多少莘莘学子，就在这一刻，将对诗人作家的钦慕种在了心底。胡玉成由此懂得了笔名的涵义。而家里有个作家，有个时常用笔名发表文章的作家，尽管不便公开张扬，他心底的自豪却可以想见。
胡金保从未主动让儿子读自己的作品，但儿子要读，他也不反对。
身为省文史馆员，领着一份生活津贴，胡金保每年都会为省里市里的《文史资料选辑》写几篇回忆录，或是他的自身经历，或是他的所见所闻。这种文章通常写得平直干巴，很像是“坦白从宽”的自我揭发和批判，也免不了穿靴戴帽，缀以时兴的标语口号。然而胡金保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在儿子的眼中，完全可以同课本上的现代作家作品媲美。直到四十年后，周作人的著作死灰复燃，成为社会的阅读热点，胡玉成才发现，父亲在那一时期的文风，很有几分像周作人，冲淡平和，于不经意中流露出深厚的学养。他也就猜到，“宗知”和“知蜕”这两个笔名，与周作人的号“知堂”会有关系。可当时的高中生们，只知道骨头最硬的革命文豪鲁迅，做梦都想不到，鲁迅还有一个也是文豪的弟弟，而且竟是大汉奸。
在胡玉成上大学那几年里，父亲转向太平天国历史研究，文风陡然一变，那样的考辨文章，引经据典还带注释，胡玉成便只能囫囵吞枣，晓得个大概意思而已。如果不是父亲写的，他可能根本看不下去。
太平天国与金陵关系密切，可胡金保的关注点只集中在《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上。有专家认为，《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疑点甚多，很可能是曾国藩及其爪牙伪造的；胡金保旁征博引，坚信其确实出于李秀成之手。有专家因《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中充满卑躬乞降语句，且为曾国藩收服太平军余部献计献策，认为“忠王不忠”，李秀成已经投降了曾国藩；胡金保则条分缕析，坚信李秀成此举应该属于诈降、伪降，目的是借以脱离敌方牢笼，重振太平天国。
胡金保没有可能亲眼看到李秀成的手迹，他的依据主要出自几本书：《忠王李秀成自述手稿》、《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以及《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再就是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丛刊”中的一部八册《太平天国》。李秀成的自述，无论哪一种版本，都是文理不通，别字、病句充斥，加上夹杂广西方言，胡玉成读来犹如天书。而专家们的考据论辩，奇文疑义，更令他一头雾水。倒是《太平天国》中收录的清方人士记录，像《盾鼻随闻录》、《江南春梦庵笔记》、《金陵杂记》等，写得明白晓畅，读来通俗易懂。然而胡金保一发现儿子在读这些东西，当即将书收起，另挑了别的书给他看。
那是香港商务印书馆寄赠父亲的《艺林丛录》第一辑。胡玉成已经记不清，出版社是为了向父亲约稿，还是续出某辑中打算收录父亲的作品；但他清楚地记得，父亲领取这本书时费尽周折。先是邮递员送来一纸通知，告知胡金保有一件境外邮品，须按约定时间本人带户口簿去邮局办理领取手续；胡金保准时去了邮局，被引至一间没有名称的办公室，里面的人身穿警服，很负责任地提出了一连串问题，问他什么时候去过香港，与香港商务印书馆是什么关系，知不知道他们给他寄的是什么东西，他们为什么会给他寄这东西，是从哪里得到他的通信地址的，等等。胡金保最后一次去香港，还是抗战以前的事，他与香港商务印书馆从无来往，更猜不到他们会给他寄什么东西，只能一问三不知。“警服”对他的态度很不满意，不过最后还是让他填写一份表格，表格内容十分丰富，从个人履历到社会关系，从政治面貌到历次运动中的表现，从主要收入来源到家庭财产状况，无微不至。胡金保字斟句酌，足足填写了一小时。“警服”认为他填写表格的态度是认真的，但须待表格通过有关部门审核后，再通知他前来领取邮件。半个月后，胡金保第二次应召到邮局，当然不是领邮件，而是就上次所填表格中有疑问的地方，接受再次询问。又一周后，胡金保应召到邮局，这回见到了那个邮件，但必须当场拆开检查内容物。胡金保用邮局提供的剪刀拆开包封，里面是一本新出版的《艺林丛录》，扉页上盖了“赠阅”印，书里夹了一纸铅印的赠阅说明，并附有征求意见的回执，此外别无他物。然而就像青年男女相亲一样，短暂一面之后，该书与该赠阅说明都又被收走，因为有关方面须对其进行审查。不过这一回出乎意料的快，仅仅三天之后，胡金保应召到邮局，终于抱得美人归。
那位“警服”同志宽慰胡金保，说因为有关方面知道他是省文史馆员，需要这样的研究资料，所以审查工作是优先尽快安排的。父亲给香港商务印书馆复了信，用“年事已高，目力不济”的理由，婉转地谢绝了他们的要求，也谢绝了他们再赠书。
这本书的几十位作者中，胡玉成熟悉的名字只有唐圭璋和陈垣两位，此外那些两个字的署名，很可能都是笔名。他们或品评诗画，或谈论经籍，或检点书札，行云流水，随兴而至，看得出都是有学问有年纪也有闲情逸致的人。这些人的文字并不艰涩，可是引用故典太多，没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就难免弄到驴唇不对马嘴。父亲叮嘱他，不懂的地方要自己查《辞源》和《辞海》，还坠了一句：读通这书，抵得上读半年中文系。这是父亲难得的教训，胡玉成是永远牢记在心的。也亏得曾经过这样的训练，在父亲去世后，胡玉成才能够顺利地阅读父亲的遗稿和相关的书籍。
胡金保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涉及太平天国藏宝问题。《李秀成自传原稿》中，在回答曾国藩关于太平天国窖金的讯问时，他一再申述“国库无存银米”，“不得已将自己家存之米谷发救城内穷人，自辖之官兵又不均匀，再不得已，将家内母亲以及妇女首饰金银概变为军资，家内无存金银者”；而且天王曾要求他“助饷银十万”，他将“合家首饰以及银两”勉强凑出七万两上缴。在回答李鸿裔讯问“城中窖瘗金银能指出数处否”时，他更是闪烁其辞，虚与应酬。然而现存文献史料和民间传说中，却提供了不少线索，证明太平天国败亡之前，确实有为数巨大的金银财宝消失无踪；李秀成被捕之时，随身尚携带着价值数万的珍宝，可见李秀成说的不是实话。胡金保申明，关于藏金问题，他将另有文章详考，本文中不作细论。他只想借此证明，李秀成决非真心投降曾国藩。清廷最终没有得到太平天国的藏金，李秀成保存下这笔财富的目的，显然是用作太平天国东山再起的军费。
当时会有多少人关注太平天国的藏金问题，等待胡金保的下文，胡玉成不得而知。但是，胡金保的“另有文章”最终没有问世。因为，不知哪家报刊的编辑向他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毛泽东主席看了《李秀成自传原稿》的影印件，在上面批了十六个大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
“忠王不忠”遂成定论。专家学者们的所有考辨，都因此而成为废纸。
此事的余波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也被翻出来进行严厉批判，作为他叛变革命的铁证。
胡金保的文章就是写成功，也不可能再有地方发表。他叹息再三，从此封笔。胡玉成明显地感到，父亲从那以后日渐委顿，歪在躺椅上晒太阳的身躯越缩越小。
如此一年余，刚满七十岁的胡金保无疾而终。
这已是一九六六年的春天。挥手之间，“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席卷中国大地。看到无数文人学者被挖出历史旧账，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死于非命甚至尸骨无存，胡玉成不禁暗自为父亲庆幸，父亲虽然生不逢其时，却可谓死得其时。他也担心造反派什么时候想起胡金保这只“死老虎”，上门查抄，父亲留下的那些书籍文稿，弄不好会惹出灾祸，便偷偷将它们带到会计室里，藏在堆放积年旧账册的文件柜底。两三年后，红卫兵都成了知识青年，奉旨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了，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渐渐平息。可建筑公司的工程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谁都愿“抓革命”，没人敢“促生产”，上班也是无事可做。胡玉成每天到公司点个卯，混个把钟头就开溜，顺便在手提包里带点父亲的遗稿回家。
就是此时，他看到了父亲为探讨太平天国藏金问题搜集的材料和部分文稿。应该说，这些材料的前一半，论证太平天国如何积聚财富，败亡之际仍有大量财富留在天京城中，史事确凿，切实可信。然而到了关键部分，也就是太平天国藏宝地点的探寻，却令人将信将疑。其中的民间传说，不少是胡玉成早就听说过的。而且事实也证明，凡是拿着个棒槌当了真的人，无不沦为笑柄。可是，父亲的批注和分析表明，他曾仔细研究过这些材料。像父亲这样一生严谨的人，竟然如此认真地对待那些荒诞故事，甚至在临终之际托付给儿子，这种强烈的反差，给胡玉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几年以后，林副统帅事件，消息传出，震撼了每一个中国人。胡玉成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越是被人们认定不可能的事情，往往偏就有发生的可能。
那么，太平天国的藏宝之谜呢？
胡玉成重新拿起了父亲的遗稿，他决定继承父亲的未竟之业。他丢开了那些举世皆知的民间传闻，而把钻研的重点放在曾国藩幕僚们保存下来的，那个被人长期忽略了的隐语上。金陵人曾经上过“楚子埋金碣”的当，“不在山前，不在山后，不在山南，不在山北，有人获得，富了一国”，为了求取富可敌国的宝藏，一代代人在钟山上乱掘乱刨，结果挖断龙脉，白白地断送了金陵王气。胡玉成不会到处乱挖，现在的社会也不容他在城里到处开挖。他必须勘破谜底，准确地指出太平天国的藏宝之地。
这又谈何容易。
年复一年。
有一天夜里，胡玉成在梦中猛然惊醒，仿佛有什么人在冥冥之中点拨了他一下，他顿时领悟了那个隐语的所指。茅塞一破，豁然开朗。这以后他反复推敲，越来越肯定自己的结论。
他所缺少的，就是通过实地发掘，证明自己的论断。
因为没有机会。
近二十年来，他忠实地守护着这笔巨大的财富，一直在等待着一个机会，一个能够将他的理论付诸实施，能够动手挖掘出这批宝藏的机会。
如今，机会终于来了。
想到曾宪章和乔家炜，胡玉成就有些抑制不住心头的振奋。他甚至有些自责。这么多年来，他总以为自己没法实施挖掘，总是处于被动的等待中，在幻想中虚度时光，延误了父亲夙愿的实现。他竟没有想到，太平天国藏宝具有足够的吸引力，肯定可以找到适宜的合作对象。如今，几乎是同时，主动找上门来的就有两位。他们不知在文字的海洋中扑腾了多久，才侥幸地找到了胡金保的一篇文章；而无此侥幸的一定还大有人在。
就说这两个人。乔家炜的说干就干，让胡玉成欣赏。他会把地道挖进胡家堂屋，也说明他对藏宝地点的判断更接近于真相。可他也让胡玉成担心，这样的人一旦行动起来，很可能把握不住。曾宪章有着政府背景，言谈举止也显着些文气，又是乔家的女婿，似乎更可信任。乔家炜说曾宪章已经把工程交给他做，就算是真话，在得到如此重要的信息之后，未必不会发生变化。然而，曾宪章得到宝藏信息，会不会把胡家父子丢在一边，直接去向政府邀功？胡玉成又怎么能证明，是他提供了确切的藏宝地点。
各有利弊，他该选择哪一个，才更妥当一些？
苦思良久，胡玉成突然开了窍。为什么这两个人里，他只能挑一个呢？让他们两人一块来做，相互牵制，相互监督，岂不正好？尽管乔家炜声称他同曾宪章的夫人是堂姊妹，但他世居江宁东山，想来也只是远房亲戚。曾宪章来时没提到乔家炜，乔家炜也不知道曾宪章来过，可见两人之间只限于业务往来关系，在这事上并没互通声气，结为一体。那么，这个三方合作，自当由他胡玉成来主导协调，他不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么？
万事俱备，却欠东风。入冬以来，堂屋里的气温日低，坐得稍久，便生寒意，而这件事情恰恰又是需要细细磋商的。当然，不是不能另找个地方，比如上佳佳轩茶馆租个包间，但胡玉成不愿意把父亲的遗稿带到外面去。如果拖到来年开春，未免又迁延过久，乔家大院的维修工程未必会等他。他甚至都想过要不要去买一个电暖气。
没想到十号以后，天气日渐回暖，气温竟升到十度以上。胡玉成当机立断，分别给乔家炜和曾宪章打了电话，约他们前来，只说有要事相商。
次日午后，乔家炜兴冲冲地先到了，仍然没忘记提一包水果，进门就问胡老，是不是材料找着了？
找着了，找着了。胡玉成先让他吃颗定心丸，请他在桌边坐下。乔家炜才注意到，八仙桌被挪到了堂屋当心，两张太师椅东西相对，南北另添了两张方凳，似乎还另有客人。可请客是主人的自由，胡玉成不说，他也就不问，照例在西边的太师椅上，与胡老相对而坐。胡老沏上茶来，却又补了一句，只不晓得是不是乔老板想看的东西。
真人面前不说假。乔家炜暗想，有些话还是趁着没有外人在的时候，先同胡老交了底的好。待会来人如果碍口，就可以不作声。所以他爽快地告诉胡老，他挖那条地道，是听信了人家的传言，说是太平天国当年，有一笔财宝藏在了乔家大院里。胡老不要见笑，我当然是没挖到。所以就想晓得，胡老的父亲是怎么考究这事的。
胡老笑道，这可应了老话，英雄所见略同啊。
正说话间，曾宪章夫妇准时到了。
如果说，乔家炜已经有了思想准备，曾宪章夫妇对乔家炜的捷足先登显然更感意外。不过毕竟都是熟人，也谈起过太平天国藏宝这个话题，此刻相聚一堂，就是扯破了一层窗户纸而已，也算不上什么尴尬。双方更在意的其实是胡玉成。他们都曾想单独与胡玉成接触，而胡玉成作此安排，正见出他的城府，不能不另眼相看。
胡玉成掩饰起心底的得意，起身请新来二位入座。思雨便坐在了临门的下首。乔家炜也站起身，好像要把太师椅让给曾宪章，可北面又是上座，他便只做了个姿态。结果，曾宪章席次虽高，屁股底下却是张没靠背的方凳，与次席的乔家炜算是扯平。这也是胡玉成心思周到的地方。
胡老给客人奉上茶，这才转进书房，捧出厚厚一叠稿纸来。他把稿纸放在自己面前，左手压在上面，眼望着两位男客，清了清嗓子，郑重其事地开言：承蒙几位关心家父的旧作。家父虽然说到他另有专文，考证太平天国藏金之事，但这篇专文其实并未写成，还是一堆草稿。不过，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太平天国确有藏金存在，而且和乔家大院有着直接的联系。曾总和乔老板正在筹划维修乔家大院的事，所以我擅作主张，请几位一块过来，共同协商。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乔家炜笑道，我早说过，现在是个合作的时代。胡老提供信息，曾总统揽大局，粗活归我来做，资源共享，利益均沾。这正是与时俱进的办法。
乔思雨却不觉皱起了眉头。为着是不是与乔家炜合作，白毛与她商量了几回，至今未有结果；这胡玉成自作主张，如此安排，竟像是霸王硬上弓了。可她也明白，这个问题此刻不宜深论，否则节外生枝，弄不好就看不到胡金保的研究成果了，便转脸去看白毛的意思。
曾宪章倒是笑着点了点头，然而他心里另有顾虑。眼看着胡玉成捧出一叠材料来，乔家炜更是挖过一条地道，两个人似乎都掌握着乔家大院藏宝的秘钥，只有他，成了个空头指挥。两军对垒，宁可失子，不能失势。他笑容仍挂在脸上，说话就夹了骨头，乔总的意思，我们是做不来粗活咯？
乔家炜不禁一怔。
乔思雨会意，又补了一句，像这样的粗活，不晓得家炜曾做过几回？
胡玉成听出点意思来了，这曾宪章夫妇分明是横生枝节，要压乔家炜一头，便想圆个场，说，几位既都是内行，不是更好吗？
乔家炜还是不能装哑巴。确实，他做惯了的，是扒房拆屋刨墙根的粗活，虽也在人家墙基下刨到过元宝银洋，要说正经探宝，倒真是只挖过一回地道，又什么都没挖到。他机灵地把球踢了回去，诚恳地请教曾总，这挖宝的事情，不知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曾宪章道，这可不像搞拆迁，看人家墙上有个车轮大的拆字，就可以动手。东西在地下，看不见摸不着。首先一条，要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找到准确的目标。听说“文革”期间，金陵一位大员，指山为矿，画地为井，挖了十来年，山肚子都掏空了，掏出的也只是山肚子。第二，目标明确，还要能够打通关节，把这块地方控制在自己手里，否则也只能望洋兴叹。这一点，乔总好像深有体会。第三，要有相应的管理能力。这种开挖，不是盗墓。几个人偷偷摸摸去打个洞，至多算有点技术含量吧。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招聘工人的条件，工人待遇标准的设定，现场管理，技术指导，安全保卫，奖惩制度，样样都有讲究。最后，上面说的每一项都要用钱，所以还要有足够的财力支撑。
乔家炜笑道，要讲理论，打通关节呀，现场管理呀，我做了这几年，也能总结几条的。
只怕这鸭头不是那丫头。曾宪章调侃了一句，可只有思雨笑了，乔家炜和胡玉成不晓得这出典，空瞪着他没反应。
曾宪章不得不露点真章了。
在去北京做创意之前，他走南闯北，做过几年专业的觅宝人。开始很盲目，跟着人乱跑，专拣名声大的去处，比如四川彭山江口镇，张献忠的藏宝，号称世界第三大藏宝，口诀是谁都知道：“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可石龙石虎渺无踪影，就有人说，不是“石龙对石虎”，是“石牛对石鼓”。民国年间，有人连石牛、石鼓都挖出来了，还是落个空手。后来他才悟出道道，这样盛名在外的宝藏，传了几百年还是个谜，肯定不是轻易找得到的。那以后他改变方针，心不要那么大，实实在在的，抓一点是一点。
他缓缓开口道，就说景德镇那回吧。当时瓷器的价格刚朝上走，景德镇已给刨得到处是坑了。大多数人的目标是古墓，弄得江西人不得不自己去掘祖坟，把老辈人陪葬的古瓷取出来，免得被盗墓贼瞄上了，弄得尸骨不全。可就是大户人家又能有多少瓷器陪葬呢，还未见得是精品。所以我到景德镇，先去泡图书馆，找当地的老方志研究，终于发现有一处龙窑，从宋代延续到清中期，太平天国战乱停窑，后坍塌成了个小土坡，现在上面盖着个旧仓库。这就有机会了。我去动员那单位领导，对旧仓库进行改造，四面围挡严实，召了十几个农民工，前后挖了四十三天，我和两个搭档吃喝拉撒睡全在工地上。从五十厘米以下开始出瓷片，一直挖到三米八，不说机械了，连大锹都不敢用，全是小铲子，剔牙一样，一点一点剔，剔下的土都过了筛子，一丝一牙不能漏下。整个地块画格子编了号，瓷片按号装箱，每天夜里转出去，存在一个秘密的库房里。这是预防万一，什么时候被叫停，前面挖出来的可以不受损失。到最后，回填平地，翻盖仓库，只用了一个礼拜。那几百个纸箱，装了两卡车，运出景德镇，运出江西，在黟县山里租了几间房，请了专家来整理，完整的有几十件，基本完整和可以修复的，是几百件。我们只出手了一件，就收回了全部成本，照现在的价格看，还是卖贱了。
曾宪章说得神乎其技，乔家炜听得半信半疑。景德镇是景德镇，北门桥是北门桥。他无意在这上面纠缠，便嘴上表示佩服：真是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曾总如此内行，我们往后就靠曾总指导了。
胡玉成倒是犯了疑惑，认真地问，曾总这回维修乔家大院，想也是有备而来？
这倒不是。曾宪章既占了上风，也就顺势把话题推回给胡玉成：维修乔家大院，是市里布置的工作。跟天国藏宝有没有关系，可就要看胡老的了。
胡玉成放心了。从曾宪章与乔家炜的说话中，他更看到了自己的重要性。这在他的一生中，还是头一回。过去在建筑公司当会计，岗位虽然也很重要，可他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别人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直到一九九三年，新上任的公司领导考虑他年过半百，为公司操心劳神一辈子，安排他到工会福利部当主任，好歹也算提拔了个干部。然而短短几年之间，领导们轮番赴欧美考察，上日本调研，进口了一大堆洋盘建筑机械，将公司几十年的积累盈余挥霍一空，生产经营却年年亏损，直沦落到靠卖设备、卖厂房发工资。公司里上上下下这才醒过梦来，老胡那个死人头会计，是个少不得的好当家，职代会上大声疾呼，要请老胡重回会计室。他们觉悟得太迟。胡玉成已看透内情，深知回天无力，无意充挡车螳臂，索性打报告退休回家了。
可此刻，胡玉成轻挥手臂，把众人的眼光都吸引过来，在那叠材料上拍了两下，郑重其事地宣布，曾总讲得好，这个事情，首先要进行周密的研究。今天请几位来，正是为了共同研究。材料只有一份，三位客人都等着看，乔思雨自告奋勇由她来读。曾宪章说，这么一大堆，读下来也够呛。最好是提纲挈领的，把要点拎出来就行。
思雨说，我可没那个本事，要不，请胡老来讲？
胡玉成犹豫了一下。这些材料，他是没少翻过，可他关注的重点只在最后一部分。前面一大半，意思他是晓得的，还真是谈不上提纲挈领。他当然不能说，父亲的研究成果前面的都用不着看，便推说自己眼又花，口又拙，莫不要耽误了大家的工夫。
思雨把材料推到曾宪章面前，说，解铃还需系铃人。
乔家炜笑道，对了，木匠戴枷，自作自受。
曾宪章也就当仁不让了。
胡金老，曾宪章说出这三个字，就清了清嗓子，看了看乔家炜，让他明白这是对胡金保的敬称，不要开口闭口你父亲。当着胡玉成的面，自不便直呼胡金保其名，可他们已经把胡玉成敬称为胡老了，所以加这个金字以示区别。
胡金老开宗明义，指出研究太平天国藏宝问题有一个大前提，即太平天国是不是有宝可藏。
这就牵涉到几个方面：首先，太平天国有没有积敛财富的渠道，是不是曾经积聚起大量财富；在肯定这一点的基础上，还须进一步研究，上述财富的控制者与控制方式，尤其是有没有被消耗或转移等等。
曾宪章便发感慨道，不愧是专家啊！这个思路，就不像一般的寻宝人，道听途说，急功近利。只有通过这样严谨的、专业的探讨，才能……
思雨打断他说，你这样边讲边评，只怕比读还慢。我们还是看专家的研究吧。
几个人都笑起来。
曾宪章摇摇头，一目十行地翻了几页，继续往下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