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我愚昧不贤，蒙受皇恩，充任一路官员。现在又蒙受皇恩被召回朝廷，有所任用，理当把我外出任职的情况向皇上回报。不自量自己的不称职，胆敢把因任职所了解到的情况联系起来，冒昧地谈论国家大事，请求皇上详加思考，选择其中比较恰当的来实施，这就是很大的荣幸了！
我私下观察皇上有谦恭节俭的美德，又有聪明智慧的才能；起早睡晚，没有一天松懈过；对于女色歌舞游幸玩好一类事情，没有一点儿沾染；而有爱民惜物之意，得到天下人的信任；又能公正的选用天下所愿意辅佐皇上的人，给予官职、不被奸邪之徒巧言进谗所惑乱。这些就是尧、舜二帝、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的心思，也不过如此罢了。按理应该是国家富裕、人民丰足，天下大治了。但是事实上却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可是现在对内不能不为国家担忧，对外不能不害怕外族侵扰，国家的财力日益穷困，社会风气日益败坏，天下有志气的人忧心恐惧，担心国家长久不得安宁。这是什么原因呢？毛病就在于不懂得法度的缘故。
现在朝廷法令严密完备，无所不有，我却说没有法度，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当今的法度，大多不合于先王之政的缘故。孟子说：“有仁爱的心肠和仁爱的声誉，但老百姓却受不到他的恩泽，就是因为不去实行前代圣王之道的缘故。”用孟子的说法，去看当今的过失，问题正在这里。当今的时代，距先王的时代已经很远了，所遇社会的变化，所碰到的社会形势都不一样，想一一实行先王的治国主张，即使是很愚笨的人，也知道是困难的。然而我所说今天的过失，毛病在于没有效法先王的治国主张，而是说应当效法先王治国的基本精神罢了。从尧、舜到夏、商、周，相距一千多年，有治也有乱，有兴盛的时候，也有衰败的时候，各种情况都具有了。它所遇到的社会变化，所碰到的形势，也各不相同，所制订施行的方针政策也都不同，但是他们治理国家的基本精神，什么是本，什么是末，什么在前，什么在后，轻重缓急的处理，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说，应当效法先王治国的基本精神罢了。效法他们治国的基本精神，那么我们的变法革新，就不至于使全国的人骇人听闻，震动太大，为此喧哗，就已经合乎先王的治国主张了。
虽然如此，然而以当今的形势估量，皇上虽想变法革新天下的事，合符先王治国的基本精神，其形势是一定不能实现的。皇上有谦恭节俭的美德，有聪明智慧的才能，有爱民惜物的心意，如果真能尽心尽意去做，那还有什么事做不成，什么要求办不到呢？然而我却又说皇上虽然想变法革新天下之事，使它合符先王治国的基本精神，按现在的形势，一定不能实现，这是为什么呢？是因当今天下的人才很缺乏的缘故。
我曾经私下观察国家在职的人，人才的缺乏没有比现在这个时候更严重的了。在上面缺乏人才，那就有被埋没不用的人才隐藏在下层，不被当政的人所知道的了。我又到民间去寻求人才，也没有见到有多少。难道是造就人才的路子不对造成这样的吗？我认为当今在职的人才的缺乏，以我在外面工作所了解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现在在一路几千里之内，能推行朝廷的法令，知道哪些应急办，哪些可缓点办，在一切方面都能治理好百姓尽职尽责的官员是很少的，而没有才能，办事苟且，马马虎虎，贪婪卑鄙的人，却多得数也数不清。至于能讲出先王治国的基本精神，合符当时形势变化的人，全郡里面，往往一个也找不到。朝廷每一道法令下来，虽然用意是很好的，在职的官员还是不能推行，使百姓受到恩惠，官吏们却往往利用它办坏事，以骚扰百姓。所以我说：在职的官员缺少人才，在民间，也未见到多少人才。由于人才缺乏，即使皇上想变法革新天下的事，以合符先王治国的基本精神，大臣里虽有能使皇上满意的人，愿接受这项任务的，但九洲这样大，四海这样远，谁能符合皇上的旨意，一一加以推行，使人人都得到好处呢？所以我说，当前的形势是一定不能实现的。孟子说：“光是法令本身是不能推行的。”不正是说的这个意思吗？这样说来，当今的紧急任务，就在于造就人才了。如能使天下人才多起来，然后就可以在在职的人中选择到足够合用的人才了。在职的得到了合格的人才，然后看形势是否允许，考虑那些使人们忧虑痛苦的问题，据此改革国家不合理的有害的法令制度，以投合先王治国的基本精神，这就很容易了。现在的天下，也就是先王时候的天下。先王时，人才曾经是很多的，为什么到现在惟独不足了呢？这就是造就人才的路子不对的缘故。
商朝时，天下曾经大乱。在位的官员贪婪、残酷、腐败，都不是合适的人。到周文王兴起，天下的人才曾经很少了。那时候，文王能造就天下的读书的人，使他们都有卿士大夫的才能，然后随着他们才能的高低，量才委任官职。《诗经》里说：“周文王和易近人，难道还培养不出人才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等到文王成功后，连微贱的捉兔子的人，都没有不好德的。《兔置》诗里就是这样说的，更何况在位的官员呢？正因文王能这样造就人才，所以他出征能使敌人降服，守业则能治好内政。《诗经·大雅·棫朴》说：“手捧礼器圭玉的臣子们，显得十分威武端庄，这些有才学的人，都得到相宜的位置了。”又说：“周文王出巡的时候，有六师的军队跟着他。”说的是周文王所用人才，文臣武将各得其所，没有办不好的事情。到了周夷王、周厉王的时代，天下动乱，天下的人才又很少了。到周宣王兴起时，能与他图谋国家大事的人，只有仲山甫一个罢了。所以诗人叹息到：“有德行的事体，轻得像毛一样，百姓却少有能拿起来的，……只有这个仲山甫，他能做出有德行的事体。可惜我们心里很敬爱他，却没有力量去帮助他。”这是诗人惋惜人才太少，仲山甫没有助手。周宣王能用仲山甫，仲山甫推举与他同类的人才，来改善和更新天下的士人，后来人才又多起来了。于是他对内整顿政事，对外讨伐那些不来朝贡的诸侯国，才又恢复了周文王、周武王时的疆土。所以诗人赞美他说：“出兵去打荆蛮的时候，沿途采摘苦菜，采来人和马都吃，采的地方，或是在那开垦两年的田里，或是在刚开垦一年的田里。”这是说宣王能改善和更新天下的士人，使他们具有可用的才能，就如农夫改善更新他的田土，使他有可采摘的苦菜一样。从这里看来，人们的才能，没有不是君主亲自造就而成的。
所谓培养造就人才是什么意思？就是教育、培养、提拔、任用有正确的原则和方法罢了。所谓教育人才的原则和方法是什么？古时候，天子、诸侯，从国都到乡里都有学校，普遍地设置专管教导的学官，而且经过严格挑选。朝廷的礼仪、音乐、刑法、行政等事，都列在学习的课程之内，学生所看到的学习的，都是合于先王规定的礼法、说话、道德观念行为和治国的基本精神，这样的人才也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如果不是用来治理国家的东西，就不教。如果是用来治理国家的东西，学校里没有不教的。这就是教育人才的原则和方法。
所谓培养人才的原则方法是什么？就是俸禄上使他们生活宽裕，又用礼仪制度来约束他们，用刑法来制裁他们。什么叫俸禄上使他们生活宽裕？按人之常情，如果生活不宽裕，就会贪婪卑鄙，非法索取，无所不为，先王知道会发生的这些情况，所以制定了俸禄制度。从平民官府里服役的人起，他们的俸禄就足够代替他们耕作所得的收入了。从这一等以上的官吏，逐级往上增加，使他们的俸禄足够保持廉耻，不去沾染贪婪卑鄙的丑行。这样还认为不足，又把俸禄推及他们的子孙，称之为世禄。使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对于供养父母、兄弟、妻子、子女、办婚事、接待朋友，都没有遗憾；他们死后，对他们的子孙也没有生活困难的忧虑。什么是以礼仪制度来约束他们呢？按人之常情，人的生活宽裕了，如果没有礼仪制度去节制他，就会肆意作恶，违法乱纪，无所不为。先王知道这种情形，所以为他们制定了礼仪制度。结婚、丧葬、祭祀、生养、请客吃饭等事，服装、饮食、器皿、用品等物，都按官爵等级来加以限制，从礼仪、服式、饮食等方面，按照不同的等级定出统一的数量规格标准。按照规定可以享受的，但财力不够而办不到，可以不备办。但财力可以备办，而按制度规定不能享受的，不能有一铢一两的增加。什么是用刑法来制裁他们呢？先王对天下的士人，既教给他们懂得道德和技能（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如有不听从教诲的，就把他抛弃远方，给予终身不再任用的惩罚。用礼仪来约束他们，如果不遵守礼仪，就要对他们给予流放、杀头的惩罚。《王制》篇说：“不按照规定穿衣服的，就要被君主流放。”《酒诰》篇说：“周天子有通告说：‘有聚众饮酒的，你不要叫他们跑掉，全部逮捕起来，送到京城来，我要把他们杀掉。’”聚众饮酒、不按规定穿衣服，都是小的罪过；流放、杀头是重刑。对小罪加以重刑，先王所以忍心这样做而不迟疑，因他认为不这样做，就不能统一天下的风俗，完成他治理天下的大业。用礼仪来约束他们，用刑法来制裁他们，天下的士子所以能服从，没有抗拒的，这不只是依靠禁令严格而管理严密所能办到的，还要依靠先王非常真诚诚恳的心意，身体力行和大力提倡的结果。凡在皇帝身边的达官贵人，都顺从皇帝的意旨顺从的去执行，有一个不遵守的，法律制裁就从他开始。皇上诚心诚意地去推行，贵人们知道去避免皇帝所厌恶的事情，这样国家就不用惩罚而守规矩人的就多了。所以说，这是培养人才的原则方法。
所谓提拔人才的原则方法是什么？先王提拔人才，必须从乡党、从下层学校开始，由众人推荐他们认为贤能的人，向上级呈报，上级进行考察。确实很贤能，然后上面根据他品德的高低，才能的大小，任命他相应的官职。所谓考察也，不是专用耳聪目明看清听清，也不偏听一个人的话。要想详细了解他的品德，要看他的行为，要想详细了解他的才能，要问他的言论。掌握了他的言论和行为，就让他办事来试验他。所谓考察他，就是通过办事来试验他的意思。即使是尧用舜，也不过像这样考察罢了，又何况在他们以下的人呢？至于九州这样大，四海这样远。下级官吏这样多，所需有才能的官员是很多的。皇帝又不可能一一亲自考察，又不可以只依靠一个人，让他在一两天内用考试的办法来考察出他们的德行和才能来决定他们是考取或是落选。我已经考察出他德行好、才能高的，就做大官，可使他推取与他同类的人才，经过长久的试用，考察出有才能的就向上级报告，然后授予他官位和俸禄的等级。这就是提拔人才的原则方法。
所谓任用人才的原则方法是什么呢？人的才能和品德，有高有低，有深有浅，他所任用的职务有适合的有不适合的。先王知道这种情形，所以懂得农业的就做主管农业的官，懂得工艺的就做管理百工的官员，品德高尚才能高强的就做主管官员，品德才能一般的，就做助手和下属。又长久担任这项职务的人才，上面的人熟悉而且了解他办的事，下面的人驯服于他，并安定地听从他的管教，有德才的人，他们的事业可以得到成功，没有德才的人，他们的罪过就会显露，所以长久任职也是一种考核政绩的方法。像这样，有聪明的才智的人，就能充分发挥他的智慧奔向成功，不怕自己做的事情没有结果，立的功没有成就。苟且偷安的人，虽然一时能取得别人的欢喜，但以后又遭来羞辱，怎敢不自勉呢？至于没有才能的人，只好知难辞职退去了。任职的时间长了，对职务不胜任的罪过，是不可幸免的。他们尚且不敢冒险而辞退，哪里还会有植党营私、进谗巴结、争夺权势的人呢？提拔人才既已详审，使用人才既已得法，任职时间长又专一，不一一用法令制度来束缚他，使他能实现自己的主张。尧、舜所以能管理好百官，使各行各业兴盛。就是用的这个办法。《尚书·尧典》说：“每隔三年要考核一次你们的政绩，经过三次考核，凡是有功的人，使用提拔的办法来表彰他；凡是有过错的人，便用罢免的办法来惩罚他。”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尧、舜时所罢免的人，听说只有四凶，这就是浑敦、穷奇、梼杌、饕餮四个人，舜把他们流放到荒远的地方去了。升官的，有皋陶、稷和契，他们都是终身专一一职的官，职务从未调动过。所说他们的升官，只是晋升爵位、增加俸禄罢了。这就是任用人才的原则办法。
教育、培养、提拔、任用人才的原则方法就是这样，而当时的国君，又能和他的大臣们，尽心尽力，真心诚意去治理推行，这样做，臣民们没有怀疑，对于国家大事，也就没有什么想做而做不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