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历因素在一定的程度上会影响领导的有效性。一个能得到员工敬重的经理，他的言行容易在人们的心灵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位领导人的话就有人听；反之，不能得到员工敬重的领导人，他的话就没人听。这就是资历因素所以能够构成影响力的原因，由于资历主要与一个人过去所任的职务有关，因而它产生的影响力性质属于强制性影响力范围，存在于领导人实现领导行动之前。
资历因素虽然是有助于领导有效性的条件，但能否真正获得下属的敬重，还要看领导人在实际领导活动中的表现。一个资历深，但实际业绩很差的领导人，会使下属大失所望，仍然会失去下属的敬重。反之，一个资历浅，但业绩中表现非常佳的领导人，最终会得到下属的依赖与敬重。
三、非权力性领导力
非权力性领导力，指的就是领导人的品质、作风、知识、能力、业绩以及行为榜样等非权力因素对被领导者造成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更多地属于自然性影响力，其产生的基础要比权力性影响广泛得多。这种影响力表面上并没有职位权力那种明显的约束力，但在实际上它常常能发挥权力性领导力所不能发挥的约束作用。
构成非权力性领导力的要素是：品格因素、能力因素、知识因素、感情因素。
1．品格因素。
包括领导人的道德品质、人格、作风等，它反映在领导人的一切言行之中。优秀的品格会给领导人带来巨大的影响力，使人产生敬爱感，而且能吸引人，促使人去模仿。无论多么出色的领导人，倘若在品格上出了问题，那他的影响力就会荡然无存。我们反对领导人以权谋私，就是这个道理。领导人如果在公开场合讲得头头是道，而在私下却大开后门，搞不正之风，那么，下属对这样领导人往往往只是表面服从，而内心是反感的。下属最讨厌的是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领导人。为此，领导人要十分注意培养自己的优良品格。下属对于领导人缺乏某些素质因素，如能力、知识、经验等是可以原谅的，但如果领导人缺乏品格因素，则有可能彻底失去影响力。
2．能力因素。
一个有才能的领导会给工作群体带来成功的希望，使人们对他产生一种敬佩感。敬佩感是一种心理磁石，它会吸引人们自觉去接受影响。
人的才能同他的职务相称，是“人与事”的最佳匹配。但生活中的确存在一些位高才低的无能领导人。他们身居高位，但是能力不足，这种领导人处理事务慢慢腾腾，往往不能按时完成计划；由于缺乏判断能力，他们还会经常做出错误的决定，这种领导人主持的工作群体，与其他工作群体在工作上无法协调。这样，势必妨碍工作群体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
在进行提拔或晋级的人事安排时，必须依照领导人能力和贡献大小的标准来进行，以便使各级领导人都能够胜任愉快。如果让一个领导人去担任他完全力不从心的职位，这对他本人来说也是一件苦恼的事。因为在这样的职位上显示不出他的才能，就得不到下属的敬佩，最终会失去下属的信任。
3．知识因素。
知识就是一种力量，是科学所赋予的力量。一个领导人如果具有某种知识专长，他便会对别人产生更大的影响力。领导人所拥有的这种权力，即所谓的“专长权力”，也叫专家影响力。一个工作群体的领导人，还必须掌握丰富的业务知识，才能正确地处理各类问题，使下属对此感到满意，那么他在下属中便产生了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超于职权之外的。领导人在职位权力之外，充分发挥“专长权力”的作用，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果。一个没有专家影响力的领导人由于缺乏业务知识，可能在许多问题上一筹莫展。因此，领导人必须提高自己的业务知识能力。
4．感情因素。
感情是人对客观事物(包括人)好恶倾向的内在反映，人与人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感情关系，便能产生亲切感。在有了亲切感的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吸引力就大，彼此的影响力就大。领导人平时待人和蔼可亲，时时体贴关怀下属，与员工的关系十分融洽，他的影响力往往就比较大。如果领导人与下属关系比较紧张，那么就会造成双方的心理距离。心理距离是一种心理排斥力、对抗力，超过一定限度就会产生负的影响力。
一个工作群体的领导人要将他们的决策变成职工的自觉行动，单凭合法权力是不够的，因为，即使领导人是有“专长权力”、职位权力，而没有感情的影响力，仍然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领导人的作用。领导人要想使下属心悦诚服，为其所用，要使下属不仅在工作上听从领导人的指挥，更要在感情上能与领导人心心相印，忧乐与共，为此，必须发挥感情的影响。
领导人要在下属中发挥感情的影响力，就必须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起码做到从感情人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取得彼此感情上的沟通。
一般来说，品格因素和感情因素构成领导感召力，能力因素和知识因素则构成领导专家影响力。它们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发挥作用，产生影响力。
根据非权力性领导力的构成是以静态因素还是动态因素占主导，可把其划分为人格性影响力和榜样行为影响力。所谓人格性影响力就是在领导工作中，领导人通过自己的品德素质、心理素质和知识素质在被领导者的身上产生的心理和行为的一种力量。在人格性影响力的内部要素中品德素质是人格性影响力的基础。领导人良好的道德、品行、作风对下属人员起潜移默化的作用。领导人的心理素质，其中尤其是情感和能力是人格性影响力的关键。一个领导人只有具备丰富的情感，对工作满腔热忱，对员工关怀备至，才具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同时具备多种能力才有可能指挥下属，胜任工作。知识素质是领导人人格性影响力的能源。在实际工作中，知识渊博、业务素质高、在某些方面有专长的人，自然会形成一种凝聚力，加重其工作分量。这样，员工就会自然地信服，从而提高了自己的人格影响力。
榜样行为影响力也是一种非常值得重视的一种非权力性领导力。榜样行为影响力指的是在领导工作中，领导人通过自己的行为给下属提供一种可值得学习和效仿的模式，使之在被领导者身上产生同样的心理和行为的一种力量。被领导者可以通过耳闻目睹，了解、收集领导人发出的种种信息，通过内心感受和体验，内化为自己的主观意识、态度，引起思想感情的变化，再由个体的主观意识、态度、情感外化为受意志控制的实践行动，朝领导人的榜样行为所指向的目标发展。这样的领导工作会产生巨大的心理感召力量。
人格影响力和榜样行为影响力作为非权力性领导力发挥作用的两种形式，它们的作用有范围大小、强度深浅之别。一般来说，榜样行为影响力是自发实现的，影响的程度和范围相对较小。人格性影响力则是自觉实现的，影响的程度深、范围广，不仅调适个体的心态，改变个体的行为，而且对人群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整合作用。人格特征的形成是领导人在社会化过程中，以行为实践为媒介而逐渐习得的。并且，人格性影响力的产生也是通过领导人行为表现出来并对被领导者施行导向作用的。榜样行为影响力是人格性影响力的前提、基础和源泉，而人格性影响则是榜样行为影响力的发展与升华，是一种更为高级的非权力领导力的形式。
非权力领导力不仅取决于领导人个人的人格特征，而且也取决于领导人个人的行为。它应是指领导人个人在领导活动中由行为和人格特征在被领导者身上产生的心理和行为效应。非权力领导力不是人格性影响力的独立物，而是榜样行为影响力和人格性影响力的统一体。
上述权力性领导力属于强制性影响力，非权力性领导力属于自然性影响力，其构成因素的框架可用图表勾勒出来(见下图)
权力性领导力与非权力性领导力，尽管各有其特点，但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首先，领导力，是权力性领导力与非权力性领导力的有机统一。权力性领导力是领导者领导力的前提要素。领导人必须手中有实权方能支配下级，实施领导功能。
非权力性领导力是领导力的基础。要使下属自觉地、真正地服从，仅仅依靠职权是不行的。当领导人盛气凌人、颐指气使、武断专横、滥施淫威时，下属只是口服心不服，暂时敷衍屈从，心底却暗生怨恨之意。这种领导力，是表面的、虚假的，对人的影响是暂时的、极其有限的，有时甚至是事与愿违的。一位领导人，只有具备某种专门知识和才干，而且品德高尚、作风正派、处处以身作则、为人表率、坚持原则、秉公执法、办事公道、在工作中做出许多成绩，他的领导活动就容易为下属所接受，他的为人就能得到下级的钦佩，下级就越容易接受他的影响力，并且从心理上归属于他。这种归属和接受不是强制性的，而是由衷的、自觉的、心甘情愿的。崇高的威信是领导人的内在魅力，它像磁石吸铁一样，吸引着他的部下。因此，非权力性领导力是构成领导力的最坚实的基础。
其次，两种影响力相互影响，其中非权力性领导力制约着权力性影响力。威信的高低可以导致实际权力大小的变化。学者亨利·艾伯斯认为：经理的权力可能远远超过经理所具备的个人的职业上的才能，会使下属乐意接受组织上的职责。这就是说，领导人拥有的非权力性领导力可以大大加强他的权力性领导力。职权取决于职位，而威信主要与领导人个体行为与素养密切相关。从另一个角度讲，唯有权力性领导力而无非权力性领导力，权力性领导力也难以发挥功效，权力最终也会丧失。
权力性领导力也对非权力性领导力产生一定影响。一般说来，被领导者对领导人总有一种服从感、敬畏感。如果领导人有一定的职权和资历，就会对非权力性领导力起到增力作用。
非权力性领导力较之权力性领导力具有其内在的、潜在的、更大的作用，是在领导力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领导力的关键所在。
第二节 非权力领导力的心理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西汉衰败，外戚王莽建立新朝。新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角逐。后来光复汉朝的刘秀也在其中角逐，但他当时能否一统天下还很难说。刘秀的部下中有些人便暗中写了投靠其他人的密信。不料，刘秀在战争中获胜，搜获了几千封这样的信。刘秀不但没有拿着这些证据一一追查、诛杀，反而下令全部烧毁，说“令反侧子(指三心二意的人)自安”(见《后汉书·光武帝纪》)，终于消除了部属的疑虑和恐惧，团结了队伍。《三国演义》写曹操也是如此。官渡一战，曹操以弱胜强，击败袁绍，也于战利品中检出书信一束，皆许都及曹军中诸人暗通之书。谋士苟攸建议，“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说，当时袁绍势力强大，连我都不能自谋安身之处，何况别人了。言外之意，可以原谅。于是，把书信投火一焚了之。部下个个心下感激，更愿为曹操出力了。
刘秀与曹操，一个中兴汉朝，一个统一北方，可以认为都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他们成就大业，当然不仅在于对属下二心的宽容，更在于对属下心理的理解。因此，毛伦、毛宗岗父子对《三国演义》写曹操的这段文字批注道：“此言曹公能聚拢天下之人，因此而得天下也。”
因此，古代政治家、军事家的成功，都是寄托在对属下和民众需求心理的理解和谅解上的。当然，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宽阔的胸怀，一种克敌制胜的谋略，但归根结底，还是对属下心理的理解和生存需求的重视。
非权力领导力，尽管本质上是社会的、物质的，但直接表现的，却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双向的心理联系。因此，无论是领导者的心理状况，还是被领导者的心理状况，都会影响到非权力领导力的能量增衰。
英国思想家伯特兰·罗素认为：“人与其他动物之间存在着许多区别，有些是智力上的，有些是情感上的。情感上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人类的某些欲望与动物的不同，是漫无边际的，而且不能获得完全的满足。”人的基本欲求，如生理的欲求(饥、渴、呼吸、性等)、避险的欲求(对有害物体的躲避)，和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派生的社会性欲求，如趋群、亲和、依存、支配等和自我实现欲求，如理解、创造、完成以及被重视等，则对人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尤其是自我实现欲求，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明显标志。社会性欲求促成了人的社会动机。在社会动机中比较重要的是成就动机。成就动机驱使人们克服困难，努力完成艰巨的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在竞争中获得比别人更优异的成就。
人类的心理特点使得领导者会努力追求自己和被领导之间建立一种融洽的关系。领导者希望在这种关系中被领导者以及更高级的领导者称赞他是一个能胜任本职工作的、深孚众望的、有政绩的和有前途的人（或集团），他(们)不愿意在执掌权柄的同时，受到来自下属的轻视、怨恨、反抗甚至伤害。
人类的心理特点使得被领导者希望自己在自己活动的群体中是一个被同伴和上级尊重的人。每一个被领导者都希望自己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而克服自己的弱点。假如领导者能够注意被领导者之间的这些心理特点，顺应人们的心理规律进行领导，那么，领导者对被领导者产生非权力领导力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