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领导者知道怎样才能有好的“口碑”。他们工作勤恳，作风正派，关心群众，以实际行动赢得了人们的赞美，如周恩来、孔繁森等等。可也有一些领导者虽关心自己在群众中的“口碑”，却很少做对人民有利的事。一旦发现群众中有异议，立即大动干戈，大会威胁，小会追查，谈话挑拨，恨不得把对自己有意见的部下整得臭臭的。这样狭隘的胸襟，这样恶劣的态度，怎可能在群众中有好“口碑”呢？
还有个别的领导者根本不在乎群众在怎么想、怎么做，干脆就不要什么“口碑”，只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从心理学上讲，这种人是缺乏知耻感的性格异常者。这种人作为普通人尚且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作为某一层次的领导者又怎能不使民情怨愤，给国家、集体带来耻辱和灾难呢？
第三节 非权力领导力的演化
非权力领导力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一个形成、发展与衰亡的演化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和个体生命的节律相合拍。
一、生长期
中国古代儒家的政治思想认为：“生而知之者圣”，即伟大领导者的品德才智是与生俱来的。现代医学、心理学、人才学的研究也表明，人类中某些优秀分子的素养之所以超群，和他们先天的遗传因素是分不开的。当然，先天禀赋不能决定一切，必须和后天的学习、锻炼相结合，才能真正体现出禀赋的价值。
有益于非权力领导力形成的首要禀赋是心理素质。性格沉稳、器量大度、承受能力强是出色领导者必备的心理条件。而这些，和遗传的关系很大。后天努力与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充分发掘或压抑这些先天禀赋的价值实现。但缺乏这些禀赋的人，诸如严重的神经质、弱智者是不可能成为具有非权力领导力的优秀领导者的。
人类中具有合格、正常禀赋的潜领导人才是很多的。因而他们的禀赋必须和后天的学习努力、环境锻炼等情况相融合，在社会的竞争活动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开发与价值体现。对于这些众多的潜领导人才而言，“学而知之者贤”的说法，是极为恰当的。
有益于非权力领导力形成的另一禀赋是生理素质。如果身体极为孱弱，四肢不全，相貌丑陋到人见人畏、人见人恶、不能与人交际的程度，那么，即使心理素质再好，也无济于事。因为，心理素质的载体是生理素质。更何况心理与生理因素有时是相互影响的。婴幼年时期外界的影响对个体领导的成长，具有极大作用。微小的浸污，可能会改变一个潜在领导者的毕生行为。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胎儿期与出生后两三年内，小儿的大脑生理发育迅猛。此期的营养不良与外界的不良刺激，将贻误该小儿的终身。美国心理学家伊·马维克在《童年历史与国家决策》一文中，通过对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剖析，说明了路易十三的残暴行为，源自幼年时的被虐待。伊·马维克写道：“路易两周岁时，第一次受体罚后的一天夜里，他在噩梦中惊醒，梦见一只野兽在咬他的屁股。三岁的路易每次挨打后——一般是用一束细树枝条抽打他的屁股，有时穿着裤子，有时光屁股——他越发不听话，脾气也变得更坏。挨打后，路易把他的愤怒转移到别人身上。他常说：‘我要把世界上的人都杀死，我要把上帝杀死！’果然，成年后，他获得了这种施虐欲望的无数机会。他习惯于将他人当作可消耗的无生命物体，残忍地加以凌辱和摈弃。他统帅军队围攻一个城堡时，曾以残酷打死农民为乐。甚至他在判处自己的兄弟死刑时，还要亲自点滴不漏地安排死刑细节。”
二、学习期
学习期是指潜在领导人才在正式参加社会实践前的有意识的学习阶段。在这个阶段，先天素质将得到比较明显的表现，并基本定性。由于有意识地自学和灌输式的教育，以及无意识地受到环境的熏陶，各种影响领导行为与效果的大量知识和潜在领导者的禀赋相结合，形成了正式参与社会活动的准领导人才的基本形象。
在这个时期，一种被称为“抱负”或“志向”的行为目标从模糊到清晰地被基本确定。这种“抱负”形成的制约因素很多，主要取决于下列诸因素的综合影响：
1．家庭生活状况。
家庭生活状况大多对这一时期潜在领导者的性格、抱负，具有决定性的顺向影响。许多领导者的领导志向与才干，得益于家庭的渊源。受到诸葛亮膜拜的战国中期燕国的著名将领乐毅，就出生于一个富有武学渊源的贵族家庭。他的先祖是魏国名将乐羊，魏文侯四十年(公元前406年)，乐羊曾统帅魏国大军攻灭中山国，因功被封于灵寿。后来，灵寿被纳入赵国的版图，乐毅家族便成了赵国的臣民。
乐毅受家庭影响，自小聪颖好学，嗜好兵法，为其日后走上戎马征战的道路，笃行“明先王之迹”的抱负，奠定了发展基础。
我国人所皆知的西楚霸王项羽，是战国末期楚军名将项燕之孙，自小受同是杰出将领的叔父项梁的抚养、教育。立下了“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即兵法)”的志趣。
2．社会状况。
社会状况是潜领导人才得以成长乃至发展的关键。
优裕的家庭环境，假如不与国家、社会的复杂矛盾发生联系，那么，往往只能养成纨绔式的庸人甚至恶少。上述几位的成长，大都与剧烈的社会动荡有关。民族英雄文天祥、史可法在年轻时，由于家庭条件优裕，所以宝马轻裘，轻歌曼舞，灯红酒绿，一掷千金，及至到了国家危亡的关头，才焕发了幼时所受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染的激情，结果，一个是“留取丹心照汗青”，一个是“二分明月故臣心”。
宏大、正确的志向、抱负，是潜领导人才向显领导人才发展的动力。但社会的激荡和需求，人民的痛苦和需求，又是志向与抱负形成的原动力。诸葛亮3岁丧母，8岁丧父，后来随在外做官的叔父诸葛玄辗转南北，在荆州、襄州一带生活10多年。少年时代的诸葛亮，既受到家庭困苦的磨难，又经受了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人民流离的时代艰辛。广大农民形同蝼蚁般地挣扎、逃亡、被屠杀的惨景，促使少年诸葛亮经常思索天下大事，寻求治国安邦之策。
略早于诸葛亮的曹操，生长在汉王朝大厦颓倾、皇权委地、战乱四起、人民流离失所、暴骨于野的社会大动荡时期。对统治集团腐败无能的鄙视和愤慨，对人民大众深重苦难的深切同情，促使曹操从地主阶级的政治立场出发，树立了重整社会政治秩序、恢复国家统一的远大抱负。
3．个人的特殊境遇。
历史上出身于类似家庭，同处于相似的社会环境中的人有很多，而能成为合格的领导者，尤其是卓越领导者的又一条件是个人的特殊境遇。
特殊境遇可分幸遇和厄运两种情况。
（1）幸遇。幸遇是一种幸运的机遇。但完全为素怀大志、富于知识积累和才能磨砺的人所拥有。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生下来就失去父亲，从童年时代起，就白天从事劳动，夜间读书。年龄渐长后，兴趣集中到对兵法韬略的钻研上，最爱读的是《左氏春秋》、《孙子》、《吴子》等。后来因禀赋出众，幸遇当时武术家周同的特殊教育，为岳飞日后成为文武兼备的抗战名将、民族英雄创造了条件。
三国时期魏国名将邓艾，出身贫寒，幼年丧父，曾为人放牧牛羊糊口谋生，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但亦在艰难的准备期，学习了必要的政治、军事知识。他虽患有口吃，后幸遇太尉司马懿的赏识，历任尚书郎、汝南太守、征西将军等职，在对吴蜀的斗争中，屡建功绩，尤在魏元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魏国大举伐蜀战争中，独率偏师，偷渡阴平，攻克绵竹，直下成都，迫使蜀刘禅束手就降，夺得灭蜀第一大功。
（2）厄运。厄运使先天遗传的心理因素健全的潜领导人才产生了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愿望。这种愿望，是个人志向与抱负的雏形。“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训，正是对这种情况的概括。
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正是因为遭受了亡国与贵族家庭败落的厄运，才走上了推翻暴秦的道路。
韩信的自幼孤苦，屈受“胯下之辱”，却使自己改变现状与命运的意志变得更为坚强。
在一些有坎坷经历与卓越功勋的领导人才的命途中，幸遇和厄运总是或先或后，接踵而来的。世界上有幸运儿，但从没有仅凭幸遇的领导人才。真正的领导人才都是和厄运结伴而行，最终把厄运转化为幸运的人。有经天纬地的学问，匡济天下的雄心，做生意却回回遭灾赔本的姜子牙，可说是厄运不断。但正是由厄运的磨砺和奋发，迎来了为周文王的推车拉缰，留下了一段“姜太公八十三岁遇文王”的佳话。
只有把厄运看得如同幸遇一样珍贵的人，才是经得起大灾大难，做得出大功大业的卓越领导人才。
三、创业期
潜领导人才一进入正式的社会活动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等，便开始了蓬勃向上的创业时期。进入创业期后，领导者把准备期的经验与知识积累，开始转化为一种实现抱负的真实能力，并在不断地实践探索中接受新的知识，总结出新的教训或经验，在新的层面上发展为更高一层的能力。
在具体过程中，创业有时也出现挫折、失败与下降。只有有坚韧不拔意志的个体领导者才有可能达到外界需要、理想目标、行为能力与行为结果的最高程度的统一。
刘邦则在百经挫败之后，其刚毅坚韧的意志和正确的政策策略，适应了国家需要统一的社会需要，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目标。如果刘邦在创业过程中经受不住失败的压力或舒适生活享受的诱惑，沉溺于酒色的话，那么，统一大业就会半途而废。
西汉末年王莽的篡汉，多少有些社会需要变革振兴的因素。但王莽的实际能力之弱与他的政治野心之大之间，表现了极大的志高才疏的矛盾。其篡位前后的非权力领导力也判若两人。因此，结果是身败名裂、人民涂炭。
创业，对于具体的个体领导者来说，并不是都应有硕大的抱负和最高等级(如全国性首脑一类)的行为结果。而是每个个体领导者能够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确立与自己知识、能力相符的行为目标，创下恰如其分的业绩便可。
四、守成期
一般指在个体领导者蓬勃发展的创业期后，达到理想、能力、业绩相对平衡后的漫长阶段。在守成期，个体领导者的抱负、行为、业绩都在发生变化，有的时起时伏，有的呈下降状态，有的呈上升状态。但一般都比较平缓，没有质的变化。从大的趋势来看，总是在出现一个高峰之后向下回落，直至走向衰退期。
守成期的长短取决于个体领导者的健康状况及对社会需要、个人抱负、行为能力与结果的相对平衡状态的巩固与维持，取决于非权力领导力的稳定。
五、衰亡期
一般来说，出于自然规律，个体领导者也必然会经历生老病死的生命过程。任何伟大的领导者，当他的生理与心理机能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现象的时候，他的意志、体力、智力也随之出现衰退，其非权力领导力也会大大减弱。
有的衰退，并不是因为身体与年龄，而是高度集中的权力机制造成的反馈不畅，以及个体领导者在功成名就之后的陶醉与妄自尊大。
项羽的“霸王别姬”，正是政治独断与妄自尊大导致的非权力领导力提前的衰败。拿破仑在取得了惊骇人世的政治与军事胜利之后，也出现了类似的失误。在政治方面，拿破仑树敌过多，其勃勃雄心，超越了他实际拥有的力量，使自己陷于孤立无助的境地；穷兵黩武的军事政策，导致了他的兵员、财力和物力的不断枯竭；轻敌思想与刚愎自用的决策方式，加速了他失败的过程。他们的非权力领导力都迅速地衰退下去。
第四节 非权力领导
一、非权力领导是领导艺术的最高境界
领导的最佳状态是领导者受到被领导者的自觉的愉悦性拥护。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愉悦性拥护，是领导者运用非权力领导力的结果。对这种情况，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家孟子早有论及，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这里的“力”，便是强力、暴力的意思，用强力或暴力去支配别人，别人也会服从，但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其力量不足以反抗，不得不服从罢了。而以“德”，即说服、教育、严以律己、以身作则的方式去支配别人，就能得到被领导者由衷的愉快的支持与服从。因此，孟子的治政思想首先注重被领导者“心”的作用。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他认为以强制与暴力统治下的夏桀、商纣，之所以会失去天下，是因为先失去了人民的服从，之所以失去人民的服从，是因为先失去了人民的愉悦性的衷心支持与拥护。
领导的最高境界是顺从民心，引导他们去做其愿意做的事，这便是“德”的服人方式。只有“德”的方式，才能实现使人民“中心悦而诚服”的最佳效果。
一般来说，在越先进、文明的社会时代，越追求于“中心诚服”，而在越愚昧、落后的时代，则越侧重于“以力服人”。
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早就提出：“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领导者的领导，只有建立在全心全意、诚心诚意为被领导者服务的基础上，才能使被领导者以及人民“中心悦而诚服”。
顺从民心、发扬民意而使大多数人民不屈从于权力的强制，甚至暴力的威逼，这就是领导艺术的极致，就是领导艺术的最高与最佳境界。
领导艺术的最高与最佳境界被称之为非权力领导艺术。
二、非权力领导力与权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