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由于上级部门事先未广泛征求A工厂广大职工的意见，否定了民选的厂长。一位派进这家工厂的新厂长虽然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有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气概，但部下猜忌、群众侧目，在这种境地里，个人素养再好，也不具备非权力领导力。这无疑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作用。
可见，非权力领导的本质，并不仅仅与领导者个性素养有关，而是社会关系的综合体现。
五、非权力领导力的认识价值
（一）非权力领导力的现实认识价值
非权力领导力的研究主要是探索领导者如何适合被领导者，以被被领导者拥护而具备和保持实际上的领导能力与权限。
针对20世纪初泰罗等人的“古典管理理论”忽视人的性格、尊严和精神需求的缺陷，从20世纪20年代起，澳裔美籍学者梅奥等人开始吸取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人际关系理论”。他们认为，组织成员不只是为了经济利益，更为了个人目标、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工作。因而需要被尊重、理解、关心和需要友谊。管理者必须满足被管理者的心理和社交等方面的需求才可能保持威信，提高生产率。巴纳德和西蒙等人不仅纠正了“古典管理理论”只重“制度”的偏颇，也弥补了“人际关系理论”只重“人情”的不足。形成了“巴纳德——西蒙决策论”。在对人的认识上，巴纳德强调，人既不是机器的附属品，也不是感情的“俘虏”，他们具有创造性和能动性，因而具有选择的自由和决策能力。在对管理权限的认识上，巴纳德反对传统的上级委任说，而认为权限的实质不在于上级发布命令的人，而在于被命令的部下，只有命令被部下接受时，发布命令的人才具有权限。命令是否被接受，取决于两个原因，一是由于上级具有某种职位，二是被命令者对命令者的信任。
人际关系理论以及巴纳德——西蒙决策论等，对于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关系的重视和研究，与非权力领导力的研究有交叉吻合之处，有相辅相成之宜，对于社会管理有着极其密切和重要的实践参考价值。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著名的企业管理家汤姆·波特斯应邀到我国广东省为15家企业的厂长经理讲授管理之道，当他讲述“应当让第一线的工人及时了解厂长的意愿”，“只要经理尊重自己的工人，他们的潜力就会释放出来”等管理思想时，有的厂长经理们不但不予理解，反而报以讥笑。于是，这位《追求卓越》的作者不得不发出感慨：“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有些厂长们总去寻找一些过时的生硬的工作方法？他们为什么总借口工人素质低下而只把他们当工具？”这种情况，令人惊愕。如果简单地以社会制度的不同来推论，那么表现应该是相反。再联想到某些国有企业中，干群关系紧张、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状况，人们不能不承认，这些企业领导者，不仅没把工人当“主人翁”看待，而且也没有把工人当“工人”看待，他们在这点上不但称不上是合格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者，甚至还不如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者。因此，加强对非权力领导力的研究，对于改善国有企业领导者与工人的关系，提高他们的领导水平是十分有益的。
当前，中国共产党能否保持以往那种对人民的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继续受到人民的由衷拥护和不懈支持，这是关系到中国是否会改变颜色，中国近百年来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否会中途夭折的头号大问题。为了使各级领导者，都能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真正做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保持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也必须进行非权力领导力的研究。通过对历史上和现实中各类非权力领导力得失增减的探索、总结，把握保持非权力领导力的规律，从而使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
（二）非权力领导力的历史认识价值
人类的整部文明史，总是贯穿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基本关系。而非权力领导力，则是这种关系的必然表现。因此，通过非权力领导力这根线索，可以找到任何历史变动的真正原因；通过非权力领导力这个焦点，可以观察任何社会势力集团兴亡的前提。
非权力领导力主要表现为人民群众对领导者的拥护和趋同这种力量。诚如列宁所说：“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适应群众，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很明显，不被群众拥护的领导者，即使本身具有优秀的品质，也谈不上具有非权力领导力，而历史上的成功结局，必须是少一领导者适应群众尔后被群众拥护的结果。
（三）非权力领导力的科学预测价值
《荀子·致士》说：“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仪备而君子归之”，“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这些论断都说明，某个政体、个人的成败，都是以对士民的感召力、吸引力的得失为前提的。
夏被商汤王灭掉之前，人们就已经在咒骂它“你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才能落山。我们宁愿与你一起死去”。以赢得民心战胜夏而建起来的商朝，也以几乎同样的原因和方式灭亡。商朝的最后一个君主纣王荒淫无道、残害忠良、丧尽民心，终于导致了周武王的灭商建周。当然，一个政体丧失民心和丧失政权直至真正泯灭，是有一段或长或短的距离的。并且，民心的丧失是日积月累由微而著的。如果当时的统治者能审时度势，体察民情，及时采取补救政弊、挽救民心的措施，那么，只要不属于新旧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转换，政体的灭亡是可以延长的。
领导个人的非权力领导力高低，对预测的意义，在正常情况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认识：一是从属下的拥护程度观测其能否胜任现职工作；二是从获取部下拥护的原因，预测其能否胜任更重要的工作；三是从缺乏非权力领导力的现象中，考察其是否不能胜任现有岗位的工作。假如不能胜任，那么其原因是什么？是大材小用了还是小材大用了？是无能还是缺德？由此可以预测不胜任者将来是否可以胜任，是否还可以胜任更重要的工作，或者以后也不能胜任，甚至还可能再堕落下去。
综上可见，一个政体、一个集团或某个个人，他们在社会活动中的兴亡成败无不是以非权力领导力的有无强弱为表征的。非权力领导力的研究将会告诉我们，怎样的政治立场、决策举措和道德修养会使一个集团或一个人可能具有或不具有领导条件，从而科学地预测他(们)将来的兴亡成败、发达程度；进而准确地预测他(们)或兴或亡、或成或败后形成的新的格局，这有利于人们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采取正确的行动。
第五节 非权力领导力的两面性和局限性
一、非权力领导力的性质
非权力领导力具有下列一些性质：
1．双向性。
任何一种领导关系中的影响力都既有施力者，又有受力者，而且任何一个人在施力的同时也在受力，受力的同时也在施力。这就是所谓影响力的双向性。
2．差异性。影响力是双向的，但领导者和追随者所施加影响力的方式不同，力度不同，比如追随者更喜欢用“结盟”的方式去影响领导者，而领导者则更喜欢用“指示”的方式去影响追随者。
3．断续性。领导者的影响力不是连续的、恒定的，而是断续的、可变的。一个企业领导者今年廉洁奉公，苦心经营企业，他的影响力很大。到了明年，他以权谋私，企业经营不好，很可能他的影响力就要减少，甚至丧失。
4．重叠性。不论是领导者对追随者，还是追随者对领导者，相互之间存在的都不是一种影响力，而是多种影响力的叠加。这既有几种非权力领导力的叠加，又有非权力领导力和权力性领导力的叠加。影响力的重叠可以数倍地放大效果。
5．一致性。
领导者对追随者有影响力，追随者对领导者有影响力。二者的影响力都与领导者活动的目的和目标一致。这一点其实是领导活动的本质之一。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及管理工作的权力都不具备这一特点。
这些性质决定了非权力领导力具有两面性，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
二、非权力领导力的积极形态
所谓积极的非权力领导力形态，是指非权力领导力作为一种顺应历史发展规律，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文明进步的健康力量而出现时的形态。
(一)积极的非权力领导力形态特征
1．稳定性。
积极的非权力领导力形态是真实的、自然的，因此，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与步调一致，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因而具有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但过于长久与稳定的非权力领导力有可能走向积极的反面，对社会发展反而造成阻碍。
积极的非权力领导力的稳定性特征，主要有两种意义：其一，非权力领导力的增长是因实绩的增长而稳步增长的，不是人为宣传后的爆炸性增长。其二，权力的削弱或丧失虽然也会引起非权力领导力的衰退，但不会引起急剧的、大幅度的衰退。
非权力领导力的稳步增长，是相对于在某种权力影响下的大肆宣传后的迅速增长而言的。积极的非权力领导力的稳步增长，是随着领导活动的扎实开展，领导目的逐渐被群众理解、接受的过程。因此，它的增长必定是稳步的。
孙中山在领导资产阶级和人民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强大的非权力领导力。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尽管没有在孙中山及其同盟会直接领导布置的情况下爆发，但起义一打响，旬日之间全国响应，清朝统治土崩瓦解。在12月下旬，宣告独立的17省代表会集南京，却仍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是孙中山通过多年革命实践后，非权力领导力稳步增长，在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必然结果。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使他的一些实际权力接近了原先超前很多的非权力领导力。
积极的非权力领导力的稳定性特征，还表现为，一旦领导者在各种变故中失去政治权力，其非权力领导力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依然具有顽强的稳定性，不会随着权力的丧失而丧失。
毛泽东在领导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取得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和游击战的丰富战绩和经验，在根据地党政军民中享有崇高的非权力领导力。当他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剥夺了对根据地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力后，他的非权力领导力并没有随着权力的被剥夺而消失。相反，由于“左”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的失败，使得毛泽东的非权力领导力反而得到增强。广大军队指战员加深了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的认识和思念。于是，在遵义会议上，恢复并加强了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地位。这是毛泽东的非权力领导力稳定性的体现，是他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
2．真实性。
积极的非权力领导力形态的真实性特征，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这种非权力领导力是建立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利益、目标一致的基础上的。其次，这种非权力领导力是真实地存在于被领导者与民众的态度中，而非存在于官方或领导者的自我宣传之中的。
在历史上，代表新兴社会生产力的阶级阵营内部的领导阶级与被领导阶级的利益、目标通常是一致的。比如，反抗奴隶制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制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但是，当新的剥削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原有的革命阵营会因经济、政治权力与利益的实际占有不同而发生分化，甚至分化为敌对的阶级，如奴隶与奴隶主、农民与地主、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于是，建立在利益、目标一致基础上的真实性就逐渐失去。领导者的感召力逐渐被强制力所代替，非权力领导力的积极形态逐渐蜕变为消极形态。
当然，在一种剥削制度尚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时期内，剥削的统治阶级和被剥削的被统治阶级之间仍有一定程度的利益的一致性。在封建社会时期，开明皇帝以及某些清官之所以对当时的民众具有非权力领导力，这是因为他们在维护国泰民安以及自身利益的同时，民众也需要在稳定的中央专制下安定地生活。在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对利润的追逐，形成了对“生产的推动因素”。工人阶级一方面在受剥削，另一方面也成了这种生产发展的受益者。因此，无论是封建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被统治阶级保持某种利益、目标的一致性。地主或资本家的政治代表对一般民众也会产生真实的非权力领导力。
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他们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利益，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因此，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利益、目标的一致性是毫无疑问的。这种一致性，使得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可以对人民产生巨大的真实的非权力领导力，得到人民的由衷拥护。当然，官僚主义者与人民之间根本没有利益、目标的一致性可言。因此，也绝无建立在人民衷心拥护、愉悦服从基础上的非权力领导力可言。如果让这类领导者的作风持续和蔓延下去，势必影响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非权力领导力。
积极的非权力领导力形态的真实性在心理上表现为民众对领导者的认可与赞赏态度。民众对领导者自觉自愿地拥护，愉悦地服从，是非权力领导力的心理基础，是利益、目标一致的心理反映。可见，非权力领导力的形态是否积极，是以民众态度为指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