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即位，迁给事中，改翰林侍读学士。神宗朝，迁礼部侍郎，召还，复为翰林学士兼侍读、群牧使、勾当三班院、知通进银台司，纠察在京刑狱。王安石为政，行青苗法，取息低于高利贷者。镇上疏谓“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与五十步之间耳。今有二人坐市贸易，一人下其值以相倾夺，则人皆知恶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恶乎！”韩琦上疏论新法之害。送条例司疏驳；李常乞罢青苗，安石令常分析；司马光除枢密副使，以所言不行辞免，诏许辞免，镇皆封还其诏。时诏举谏官，镇举苏轼、孔文仲，因苏、孔反新法，皆不报。遂上言：“臣言不行，无颜复立于朝，请致仕。”疏五上，最后直指王安石：“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遂落翰林学士，以本官致仕。王安石自草制词诋镇，镇笑诵其词曰：“材无称职之能”，某披襟当之矣；“内有怀利之实”，则夫子自道也。”其《谢致仕表》仍云：“望陛下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天下闻而壮之，范镇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皆以言事罢，至废黜不用，天下翕然尊之，无论贵贱贤愚，皆谓之景仁而不敢名。
自熙宁三年（１０７０）六十岁致仕至元佑三年（１０８８）去世，是范镇闲居时期。镇既退居，专以读书赋诗自娱。客至，辄饮酒尽欢。熙宁八年（１０７６），苏轼兄弟自外任归京，曾寓居范镇东园。
苏辙《雪中呈范景仁》（卷六）云：“羁游亦云尔，幸此贤主人。东斋暖且深，高眠不知晨。”元丰二年（１０７９），苏轼因作诗讥刺新法，被捕入狱，索苏轼与镇往来文字甚急，镇乃上书救轼，后移居许昌，于所居造大堂，并以“长啸”名其堂。堂前有荼蘼架，每春季花盛时，宴客于其下，相约有花酒者饮一大杯，时号飞英会。
哲宗立，镇已年近八十，犹拜镇端明殿学士兼侍读，镇坚辞不就。
元佑三年卒，年八十一。谥忠文。着有文集一百卷、《谏垣集》十卷、《内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书》三卷、《乐书》三卷、《国朝韵对》三卷、《国朝事始》一卷、《东斋记事》十卷、《刀笔》八卷（韩维《范公神道碑》）。其集北宋时即有遗佚，后汪应辰搜罗遗文，编为《范蜀公集》六十二卷，亦佚。今存《东斋纪事》六卷，《两宋名贤小集》收有《范蜀公集》一卷。事迹见韩维《忠文范公神道碑》、司马光《范景仁传》、《宋史》卷三三七本传。
苏辙《范蜀公挽词》（卷一六）云：
能言人尽尔，有立世终稀。
忧国常先众，谋身亦勇归。
见奇初或笑，要极未应非。
仅似西山老，终身止食薇。
“忧国”一联，准确概括了范的一生。人人都能言，但言要有所立，却不是人人都能办到的。仁、英、神三朝的一些重大问题，往往都是他首先提出，常常被人笑为怪论，而最终却证明他是对的。敢于提出不同意见需要勇气，言而不行即退出官场，则更需要勇气。司马光作《范景仁传》，非常推崇范镇之勇，谓仁宗无嗣，“景仁首冒不测之渊，无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与执政？亲爱之至隆者，孰若父子？执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义以争之，无勇者能之乎？禄与位皆人所贪，或老且病，前无可冀，犹恋恋不忍舍去。况景仁身已通显，有声望，视公相无跬步之远，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归，终身不复起，无勇者能之乎？”
《新唐书》人们都知道为欧阳修所撰，或欧阳修与宋祁合撰，而知道范镇之功仅次于宋祁的就不多了。欧阳修只是《新唐书》
的总其成者，参加这一工作较晚。庆历四年（１０４１），宰相贾昌朝建议重修《唐书》，五年（１０４２）五月诏开局，以贾昌朝充提举官，以王尧臣、宋祁、张方平、杨察、余靖为刊修官，以曾公亮、赵师民、何中立、范镇、邵必、宋敏求为编修官。提举官、刊修官、编修官，其后屡有变动，而宋祁、范镇却自始至终参加这一工作。初命时编修官为六人，次年就只有范镇、宋敏求，新增王畴，仅三人了。编修《新唐书》，前后花了十七年（吴镇谓二十年，包括“印行”的时间），欧阳修主要参加了后半段（１０５４-１０６０）的工作。
因欧阳修政治地位比宋祁高，而最后完成阶段实际是欧阳修在主持工作，故此书以欧阳修领衔。但正如嘉佑五年七月欧阳修《辞转礼部侍郎札子》（卷九一）所说：“检会宋祁、范镇到局各及一十七年，王畴一十五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并从初置局便编纂故事，分成卷草，用功最多。如臣者，盖自置局十年后，书欲有成，始差入局，接续残零，刊撰纪、志六十卷。是臣到局日月不多，用功最少。今来一例受赏，臣实愧心。”这虽是谦语，但也大体符合事实，除欧阳修外，宋祁、范镇等用力最多。范镇为编修官，主要从事编纂资料、分卷起草的工作，宋祁则在此基础上作“刊修”工作。
范镇在史学上的又一贡献，是撰成《东斋记事》十卷。他在《自序》中说：“予尝与修唐史，见唐之士人着书以述当时之事，后数百年有可考证者甚多。而近代以来盖希矣，惟杨文公《谈苑》、欧阳永叔《归田录》，然各记所闻而尚有漏略者。予既谢事，日于所居之东斋燕坐多暇，追忆馆阁中及在侍从时交游语言，与夫里俗传说，因纂集之，目为《东斋记事》。其蜀之人士与其风物为最详者，亦耳目之所熟也。至若鬼神梦卜，率收录而不遗之者，盖取其有戒于人耳。”这里概括了本书的写作目的和主要内容。此书久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分为五卷；又从《事实类苑》、《类说》等书中辑为《补遗》一卷。１９８０年中华书局出有校点本，校点者又辑得佚文二十三条，附载于后，这是目前最完整的版本，因此书兼记“鬼神梦卜”之事，很多目录书都把它归入小说家。但正如《四库全书总目·东斋记事》提要所云：“核其大纲，终非《碧云》、《东轩笔录》诸书所能并论也。”意谓全书主体是记北宋政事，非小说家者流。辑本第一卷记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帝之事，第二卷主要记他在论乐时与司马光的争论，第三卷记大臣事迹，第四卷记“蜀之人事及其风物”，第五卷为杂记，其中含有“鬼神梦卜”之事。由此可见，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严肃的政事，因此，为南宋史家所重视，被广泛采录入史书。全书文笔简洁，亦为史家特点。但也有少数条目比较风趣，富有文学色彩，如：
太祖一日御殿虑囚，内有一囚告：“念臣是官家邻人。”
太祖以为燕蓟邻人，遣问之，乃云：“臣住东华门外。”
太祖笑而宥之。（卷一）
囚犯以家居皇宫外，就自称是天子邻居，并因此获得宽宥。
这既可看出囚犯的机智，亦可看出宋太祖确实不愧为大度之君，不但未加罪，反“笑而宥之”。
范镇的《国朝事始》以及他参与修撰的《仁宗实录》、《玉牒》、《日历类编》也属史书。因原书失传，这里就略而不论了。
范镇少以赋名，今存赋仅两篇，其《长啸却胡骑赋》即在其中，可以窥见一斑。据《晋书》卷六二《刘琨传》载，琨在晋阳，尝被胡骑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琨乘月登楼清啸，胡人皆凄然长叹，弃围而去。赋即咏此，开头就点明了全赋主旨：“制动者以静，善胜者不争。伊刘氏之长啸，却胡人之乱兵。初历历以传闻，合围风靡；遂稍稍而引退，一境尘清。”接着写当时形势的严峻：“边寇众至，虏战数挑，胜不可以进决，敌不可以前料。”在这一严峻关头，刘琨却能以静镇敌：“终夜长吟，故异鸡鸣之客；远人咸听，遂收乌合之群。”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说：“安可破危，利能图害”；“深谋者为众归，尚力者必自溃。”只要能静以镇敌，“有天下之君，曷为西北之虑”。结句表明，此赋不是单纯咏史，而是在借史为抗辽和西夏的侵扰出谋。这是一篇律赋，句式整齐，音调铿锵，主旨鲜明，具有针对性，故在当时影响甚大。除前已提及的二宋不敢出己作外，还传到了契丹，得到了“长啸公”的美名。
苏轼《范景仁墓志铭》云：“契丹、高丽知诵公文、赋。少时尝赋《长啸却胡骑》，及奉使契丹，虏相目曰：“此长啸公也”。兄子百禄亦使虏，虏首问公安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