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的文章结构严谨，条理分明，有一种纵横开阖的法度。
《与孙司封书》（卷一五）是一篇为孔宗旦鸣不平的书信。孔宗旦（？-１０５２）字公韩，曲阜（今山东曲阜）人。为邕州司户参军，屡告知州陈拱，谓侬智高必反，不听。皇佑四年，依智高攻邕州，力守南门，州破被俘，欲任以事，宗旦叱骂之，遂被害。《宋史》卷四四六有传。此信首言孔宗旦在事变前能预测祸患：“窃闻侬智高未反时，已夺邕邑地而有之，为吏者不能御，因不以告。皇佑三年，邕有白气起廷中，江水横溢，司户孔宗旦以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书告其将陈拱。拱不听，宗旦言不已。拱怒，诋之曰：“司户狂邪？”四年，智高出横山，略其寨人，因其仓库而大赈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从。凡宗旦之于拱，以书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数。度拱终不可得意，即载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亲毋为与死此。”次言侬智高反，孔宗旦能死节：“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应之。宗旦犹力守南门，为书召邻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欲用之。宗旦怒曰：“贼！汝今立死，吾岂可污邪！”骂不绝口。智高度终不可下，乃杀之。”而事变后，孔宗旦不受褒赠，反与当时不御贼者同受责罚：“当其初，使宗旦言不废，则邕之祸必不发。发而吾有以待之，则必无事。使独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况其死节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于天下。比见朝廷所宠赠南兵以来伏节死难之臣，宗旦乃独不与，此非所谓“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邪？使宗旦初无一言，但贼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无赏。
盖先事以为备，全城而保民者，宜责之陈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与陈拱同戮，既遗其言，又负其节。为天下者，赏善而罚恶；为君子者，乐道人之善，乐成人之美。岂当如是邪？凡南方之事，卒至于破十余州，覆军杀将，丧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财者，非其变发于隐伏，而起于仓卒也。内外上下有职事者，初莫不知，或隐而不言，或忽而不备，苟且偷托，以至于不可御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为世所侵蔽，令与罪人同罚，则天下之事，其谁复言耶？”
之所以不褒反罚，是因为各级官员怕为“己累”：“闻宗旦非独以书告陈拱，当时为使者于广东西者，宗旦皆历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惧重为己累，必不肯复言宗旦尝告我也。为天下者，使万事已理，天下已安，犹须力开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况天下之事，其可忧者甚众，而当世之患，莫大于人不能言与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则宗旦之事，岂可不汲汲载之天下视听，显扬褒大其人，以惊动当世耶？”“当世之患，莫大于人不能言与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古往今来俱如此”，这不仅是当时之患，也可说是历代之患。文章就先告、死节及隐瞒其言展开，结构严谨，条理分明，有一种纵横开阖的法度。前人对此文评价甚高，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九称此书“字字句句，呜咽涕洟”，何焯云：“反复驰骤，于作者为最有光焰之文，殆不减退之《张中丞传后叙》也。”清浦起龙云：“当日同官因讳言酿乱，遂深没其言以避责，言没而并其死不敢白矣。……推见隐微，有功信史，韩之《张》（《张中丞传后叙》），柳（宗元）之《段》（《段太尉逸事状》），曾之《孔》，参三而立。”
致谢是宋人书信的重要内容。曾巩《答范资政书》（卷一六）是为感谢范仲淹“赐手书及绢等”而作。先说自己无以致范之知：“巩学不足以明先圣之意，识古今之变，材不足以任中人之事，行不足以无愧悔于心。而流落寄寓，无田畴屋庐匹夫之业，有奉养嫁送百事之役，非可以责思虑之精，诏道德之进也。是皆无以致阁下之知者。”次谢范之知：“而拜别期年之间，相去数千里之远，不意阁下犹记其人，而不为年辈爵德之间有以存之。此盖阁下乐得天下之英材，异于世俗之常见，而如巩者亦不欲弃之，故以及此，幸甚幸甚。”末又推而论王公下贫士古有今无，是对范的进一步称颂：“夫古之人，以王公之势而下贫贱之士者，盖惟其常。而今之布衣之交及其穷达毫发之殊，然相弃者有之。
则士之愚且贱，无积素之义，而为当世有大贤德、大名位君子先之以礼，是岂不于衰薄之中，为有激于天下哉？则其感服，固宜如何？”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九称其“颂而不谄，伉而不骄”，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二称其“虽寻常报书，然自无秋毫流俗”，确实是此书特点。
曾巩《寄欧阳舍人书》（卷一六）是为谢欧阳修“撰先大父墓碑铭”而作，被过珙誉为“千年绝调”，“实为南丰集中有数文字”。首言墓志铭与史之异同：“夫铭志之着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史书善恶尽书，较客观，墓志铭旨在旌善，此与史异；但墓志铭也有警劝之道，又与史同。次言后世墓志铭之不实，皆由托之非人，书之非公：“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
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再论撰写墓志铭要求很高，非道德高尚的能文之士不能写出好的墓志铭：“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何）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而欧阳修正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故以谢作结：“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记传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由，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蹷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
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九评云：“此书纡徐百折，而感慨呜咽之气，博大幽深之识，溢于言外。较之苏长公所谢张公为其父墓铭书（指苏轼《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特胜。”
过珙评云：“将道德文章特地抬高，欧公正足以信今传后，卓然归美祖先，其立言品地，便加人一等。而感慨真挚中，更郑重有体，在南丰集中应推为千年绝调。”浦起龙《古文眉诠》卷七一评云：
“南丰第一得意书，乞言者、立言者皆当三复。”林纾对此书更作了详尽的评论，因涉及墓志铭写法，故不避其繁而引述如下：
此书起伏伸缩，全学昌黎。妙在欲即仍离，将吐故茹。
通篇着意在“蓄道德”、“能文章”六字，偏不作一串说，把道德抬高，言有道德之人，方别得公与是；别得公与是矣，又须用文章以传之。精神一副，全注在欧公身上。然而说近欧公时，忽又缩转，如此者再，真有力量，方能吞咽。入手把史体与铭墓之体对举而互较，立将“史”字撇去，归到铭文之有关系于死者，亦以劝戒乎生人；然劝戒之道，又近于史，又将吏体与铭体纽紧，作一收束，以下专论铭体矣。顾铭一不实，则背公与是，故人人虽皆有铭，作者非人，传者亦非人，有铭与无铭等，渐渐近到欧公及其先大夫之可传可托者，非时流之比。高高揭出“人”字，其下系以道德文章，郑重之极。在俗眼观之，似其下即当疾入欧公矣，顾乃不然，仍将“道德”二字抬高说，惟有道德者方能传信，传信于人方为公且是。说得万种难觅，又跌到文章不工亦不足传，是难上增难，专为欧公身分蓄势。至此似其下断无余语，必直捷扑到欧公身上矣，中间又说成兼此二美者，当世决无其人。果并世不能有者，又将如何？蓄势愈厚，则跌落本位，乃愈有力。
此时始清出先生之道德文章，盖亘古难遇者也，得公与是，又能传后，则愿望之美满，至于极处。文到正面，只此数语，然不能动人，则正面之精神，亦形萧索。妙在连用两“况”字。上“况”字是述感激之意，下“况”字是隐言己亦蓄道德、能文章者，其感激当倍于常人。道出“巩”字于感激中，却带出抱负，以下自谦，兼述祖德，把以上善人见传、恶人知愧意作一复述，又述到子孙感激之意，此是应有之言。至结构之精严，实为南丰集中有数文字。
以上是书信，曾巩的赠序文也很有名，其《赠黎安二生序》（卷一三），先写闻其人：“赵郡苏轼，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继写见其人与文：“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余。读其文，诚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才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再写黎生求序：“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
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然后就“迂阔”二字大发牢骚，大抒感慨，此为全文重点：
余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余之于生，将何言哉？
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全文围绕“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发议论，“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只能二者择一。赠序贵婉转，此序之妙就在于变忠告为请对方自择。正如朱宗洛所评：“行文之法，意以尽为佳，而味又以不尽为佳。盖意尽则理足，味不尽则神足。如此文，只是欲坚二生信道之意耳，文却就自己作无穷扼腕，见信道者之必困于今，然后转入二生，见欲求免困者，必违乎道，而得失之间，令其自为去取。令阅者自得其意于语言之外，故能言尽而意不尽，意尽而味不尽。”或如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一所云：
“曾公本欲规而进之正言，若反使自求诸言外。此文最善学韩，结处暗用范滂语翻案，文势抑扬反覆，可谓关键。”
曾巩《送周屯田序》（卷一四）写对致仕退休的应有态度。前写古今对致仕者的不同态度：“古之士大夫倦而归者，安车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今一日辞事还其庐，徒御散矣，宾客去矣，百物之顺其欲者不足，人之群嬉属好之交不与，约居而独游，散弃乎山墟林莽陋巷穷闾之间，如此，其于长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欿然于心邪？”后写即使在世态如此炎凉的今天，也要善于对待：“虽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闲；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烦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长谷，岂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荣，岂有患乎其辱哉？然则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为，于士之倦而归者，顾为烦且劳也。今之置古事者，顾有司为少耳。士之老于其家者，独得其自肆也，然则何为动其意邪？”今天有大量的退休者，正可以此文为鉴戒。即使“不居其荣”，亦可“益闲”，“益安”而“自肆”，不因“不及乎尊事”，“不享乎珍好”而“动其意”。
范师道字贯之，曾巩《范贯之奏议集序》（卷一二）是序跋之序，赞其直言敢谏云：“自至和已后十余年间，公常以言事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