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天子、大臣至于群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隐，一有得失善恶，关于政理，公无不极意反复，为上力言。或矫拂情欲，或切劘计虑，或辨别忠佞而处其进退。章有一再或至于十余上，事有阴争独陈，或悉引谏官御史合议肆言。”范之所以敢于直谏，在于仁宗的听谏：“仁宗常虚心采纳，为之变命令，更废举，近或立从，远或越月逾时，或至于其后，卒皆听用。盖当是的，仁宗在位岁久，熟于人事之情伪与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静休养元元，至于是非与夺，则一归之公议，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为职者，如公皆一时之选。而公与同时之士，亦皆乐得其言，不曲从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毕闻于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于享国四十余年，能承太平之业者，由是而已。”
此序作于神宗元丰中，所谓“一归之公议，而不自用”，“天下之情因得毕闻于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等语，都是有感而发，是富有针对性的。王遵岩评云：“沉着顿挫，光彩自露。且序人奏议，发明直气切谏，而能形容圣朝之气象，治世之精华，真大家数手段。”吴闿生对此序评价尤高：“曲折顿挫，而一气舒卷，驱迈淋漓之气勃郁纸上。……（“仁宗在位久”至“而不自用也”）极言仁宗之德化，以其适与当时（熙宁、元丰）相反，故津津言之，以为借鉴。……句句转换，盘旋曲至，悱恻缠绵，使人反覆咏叹，自不能已；而于讥切当时之旨，始终含蓄茹咽，未尝稍露，文情高逊轩翥，敻不可及。”
《李白诗集序》（卷一二）首叙宋敏求所编《李白诗集》二十卷是分类编排，“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后。余得其书，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而序的主体是记述李白一生的曲折经历，短短的三百字，翔实可信：“其始终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诗书所自叙可考者也。范传正为白墓志，称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胜景，终年不移”，则见于白之自叙者，盖亦其略也。《旧史》称白山东人，为翰林待诏，又称永王璘节度扬州，白在宣城谒见，遂辟为从事。
而《新书》又称白流夜郎，还浔阳，坐事下狱，宋若思释之者，皆不合于白之自叙。盖史误也。”末评其诗云：“白之诗连类引义，虽中于法度者寡，然其辞闳肆隽伟，殆骚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
《旧史》称白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余以为实录。
而《新书》不着其语，故录之，使览者得详焉。”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一云：“文甚严洁，为考白诗之先后而次第之，故于白始终所更涉特详，而并辨《新》《旧》二书（指《旧唐书》、《新唐书》）之误。”
曾巩一生整理了大量典籍，每整理一部书，他都要写一篇目录序，如《战国策目录序》、《南齐书目录序》、《梁书目录序》、《陈书目录序》、《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说苑目录序》，其中有不少名篇。《战国策目录序》（卷一一）首先反驳刘向之叙：
“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
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这是全文主旨。
次论战国游说之士恰恰与此相反，结果是身死国灭：“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
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末论不可灭其书，只可明其非，明其说之不可从，不可为：“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
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着而非之。”《崇古文诀》卷二七云：“议论正，关键密，质而不俚，太史公之流亚也。咀嚼愈有味。”方苞评云：“南丰之文长于道古，故序古书尤佳。此篇及《列女传》、《新序》目录序尤胜。淳古明洁，所以能与欧、王并驱，而争先于苏氏也。”
《南齐书》，梁萧子显所撰。曾巩《南齐书目录序》（卷一一）首论作史目的云：“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而重点是论对史家的应有要求：“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并举《尧典》、《舜典》以为例，认为二《典》“所记者岂独其迹也？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大小精粗无不尽也，本末先后无不白也。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之所以能如此，就是因为史官得其人：“则方是之时，岂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盖执简操笔而随者，亦皆圣人之徒也。”浦起龙《古文眉诠》卷七一对这段史论评价甚高：“数语通论史学，洵名言也，且不独史法然也。”
接着曾巩批评“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包括司马迁在内：
“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没数千载之后，秦火之余，因散绝残脱之经，以及传记百家之说，区区掇拾，以集着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传之文，斯亦可谓奇矣。
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亦岂少哉？”至于《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后周书》更不值一谈。对《南齐书》的批评只有最后一段：“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绘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岂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数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礼反义之人，亦幸而不暴着于世，岂非所托不得其人故也？可不惜哉！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岂可忽哉！
岂可忽哉！”但正如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南丰先生全集录》卷一所云：“以二《典》责萧子显，虽至迂至愚，亦不出此，要以发其胸中史学而已，读者不可不知。”此文重点确实是在发其史论，评史家得失如指诸掌，这也是此序价值之所在，而不在对《南齐书》的具体评论。
曾巩的题跋也写得很好，其《读贾谊传》（卷五一）先总论三代两汉之文的特色：“余读三代两汉之书，至于奇辞奥旨，光辉渊澄，洞达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长江之活流，而恍然骇其气之壮也。
故诡辞诱之而不能动，淫辞迫之而不能顾，考是与非若别白黑而不能惑，浩浩洋洋，波彻际涯，虽千万年之远，而若会于吾心，盖自喜其资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辄发，足以自壮其气，觉其辞源源来而不杂，剔吾粗以迎其真，植吾本以质其华。其高足以凌青云，抗太虚，而不入于诡诞；其下足以尽山川草木之理，形状变化之情，而不入于卑污。及其事多，而忧深虑远之激扞有触于吾心，而干于吾气，故其言多而出于无聊，读之有忧愁不忍之态，然其气要以为无伤也，于是又自喜其无入而不宜矣。使予位之朝廷，视天子所以措置指画号令天下之意，作之训辞，镂之金石，以传太平无穷之业，盖未必不有可观者。遇其所感，寓其所志，则自以为皆无伤也。”中为贾谊一不遇而忧死辩护：“余悲贾生之不遇，观其为文，经画天下之便宜，足以见其康天下之心。
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足以见其悯时忧国，而有触于其气。后之人责其一不遇而为是忧怨之言，乃不知古诗之作，皆古穷人之辞，要之不悖于道义者，皆可取也。贾生少年多才，见文帝极陈天下之事，毅然无所阿避。而绛、灌之武夫相遭于朝，譬之投规于矩，虽强之不合，故斥去，不得与闻朝廷之事，以奋其中之所欲言。
彼其不发于一时，犹可托文以摅其蕴，则夫贾生之志，其亦可罪耶？”末谓悲贾谊实自悲：“故予之穷饿，足以知人之穷者亦必若此。又尝学文章，而知穷人之辞自古皆然，是以于贾生少进焉。
呜呼！使贾生卒其所施，为其功业，宜有可述者，又岂空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然世之知者其谁欤？虽不吾知，谁患耶？”论三代两汉之文气势磅礴，妙喻连篇；“古诗之作，皆古穷人之辞”，悲贾谊实以自悲，感情真切，是一篇十分优美的题跋。
曾巩《书魏郑公传》（卷五一）是一篇辨是非的题跋，辨魏徵“以谏诤事付史官”之是，孔光焚谏稿以掩君过之非。文谓魏徵能谏，唐太宗能纳谏：“余观太宗常屈己以从群臣之议，而魏郑公（徵）之徒，喜遭其时，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谏诤，虽其忠诚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则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渊源皆出于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书存也。”此为人所共知的史实，此跋之可贵在于就魏徵“以谏诤事付史官”一节反复论之：“及观郑公以谏诤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礼，失终始之义，则未尝不反复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郑公之贤焉。”因为不当“灭人言以掩己过”，并以太宗末年之悔过，以伊尹、周公的谏语皆存于书以证其说，而历代暴君无谏词存世是“天下不敢言”的表现：“桀、纣、幽、厉、始皇之亡，则其臣之谏词无见焉，非其史之遗，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则谏诤之无传，乃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而已矣。”接着又反驳主张掩过的种种借口，一是“《春秋》之法，为尊亲贤者讳”是讳恶不是讳谏：“夫《春秋》之所讳者，恶也，纳谏诤岂恶乎？”二是孔光焚谏稿以掩君过：“以焚其稿为掩君之过，而使后世传之，则是使后世不见稿之是非，而必其过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己也，岂爱其君之谓欤？孔光之去其稿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后世，庸讵知非谋己之奸计乎？……君臣之间，议论之际，不欲漏其言于一时之人耳，岂杜其告万世也？”末仍归结到颂魏徵之贤：“以诚信持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万世者，郑公也。”浦起龙《古文眉诠》卷七三论此文主旨说：“读《魏公传》，见“谏草付史官”一语，特地拈出，为其足以破孔光焚草之奸，而窒后世诸臣之借口，乃着此篇。彼泛谓表直节云者，未辨眉宇。”确实“表直节”不是此文主旨，“破孔光焚草之奸”才是此文主旨。前人对此文的反复论难颇多好评，《崇古文诀》卷二七云：“专是论后世削稿之失，反复攻击，宛转发明。后面三转论难，每转愈佳。此等议论，有益于世，足以破千载之惑。”蔡世远评云：“南丰此论，屈折尽透，比《范贯之奏议序》更曲畅。”姚鼐《古文辞类纂》卷九评云：“其言深切，足以感动人主，又繁复曲尽而不厌。”
曾巩杂记文往往夹叙夹议，引人入胜，如《墨池记》（卷一七）不着笔墨于景物，而是借王羲之勤学苦练来抒发议论。首写墨池：“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由王羲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提出种种疑问和推论，得出学不可少、道德更需深造的结论。次写学舍：“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