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如何哉。”同样提出种种疑问和推论，得出一能之迹尚不可废，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更不可废的结论。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四评云：“看他小小题，结构却远而正。”浦起龙《古文眉诠》卷七二认为，这一评语还只是“扪钥揣形”，未中肯綮：“池为绩学之证，学舍为聚学之地，教授为董学之人，面面关通，故切。
徒曰小中见大，直扪钥揣形耳。”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二：
“能”与“学”，两层到底，因其地为州学舍而求文记之者即教授，故推而论之，非若今人腔子之文也。……此篇如放笔数千言，即无味矣。词高旨远，后人无此雄厚。”
武陵柳侯归老桥，桥上建庐，求曾巩为记。曾巩《归老桥记》（卷一八）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内容引其求记的书信，首写桥之位置，次写其家乡之可爱：“维吾先人之遗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莲。弋于高而追凫雁之下上，缗于深而逐鳢鲔之潜泳。此吾所以衣食其力，而无愧于心也。息有乔木之繁阴，借有丰草之幽香。登山而凌云，览天地之奇变；弄泉而乘月，遗氛埃之溷浊。此吾所以处其怠倦，而乐于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壮而从事于四方，累乎万物之自外至者，未尝不思休于此也。
今又获位于朝，而荣于宠禄，以为观游于此，而吾亦将老矣，得无志于归哉？”又曰：“世之老于官者，或不乐于归，幸而乐之者，或无以为归。今吾有是以成吾乐也，其为我记之，使吾后之人有考，以承吾志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四谓此文“有古诗人风刺之义”，主要指“不乐于归”，“或无以为归”两句。末为曾巩的感慨，也是围绕以上二语展开的：“余以谓先王之养老者备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烦以政”，盖尊之也。而士亦皆明于进退之节，无留禄之人，可谓两得之也。后世养老之具既不备，士大夫之老于位者，或摈而去之也，然士犹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谓两失之也。”古代“两得之”，朝廷养老之具备，士大夫“明于进退之节”，即时致仕；后世“两失之”，朝廷“养老之具既不备”，士大夫“冒而不知止”，此亦“有古诗人风刺之义”。末以“柳侯年六十，齿发未衰”而有“从湖山之乐，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结，抒发了对柳的仰慕之情。
道山在福建侯官（今福州）东南，曾巩《道山亭记》（卷一九）首写闽之开郡及其总的地理特征，所谓“四顾皆山”，次写其“水陆之险”：“其途或逆坂如缘，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上，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这是陆路之险，接着写水路之险：“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上下，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揉，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辄破溺。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陆之险如此。”次写侯官：“其地于闽为最平以广，四出之山皆远，而长江（闽江）在其南，大海在其东，其城之内外皆途涂，旁有沟，沟通潮汐，舟载者昼夜属于门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巨丽相矜，虽下贫必丰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宫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闽山，东曰九仙山，北曰粤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盖佛、老子之宫以数十百，其瑰诡殊绝之状，盖已尽人力。”末以程辟建此亭作结：“光禄卿，直昭文馆程公为是州，得闽山嵚崟之际，为亭于其处，其山川之胜，城邑之大，宫室之荣，不下簟席而尽于四瞩。程公以谓在江海之上，为登览之观，可比于道家所谓蓬莱、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柳宗元的柳州诸记以写景胜，此文亦以写景胜，故林纾《古文辞类纂选本》卷九谓此文“颇有柳州风骨”。宋人以论为记，此文在宋人杂记文中是不多见的。
曾巩所作学记较多，有《宜黄县学记》、《筠州学记》、《学舍记》等。其《宜黄县学记》（卷一七）首论“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自幼至于长，未尝去于学之中”。学的内容有《诗》、《书》、六艺、弦歌、祭祀、乡射、养老之礼，进材、论狱、出兵授捷之法，“而其大要，则务使人人学其性，不独防其邪僻放肆也。虽有刚柔缓急之异，皆可以进之于中，而无过不及。……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次论“及三代衰，圣人之制作尽坏，千余年之间，学有存者，亦非古法。……盖以不学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后，而治不教之民。呜呼！仁政之所以不行，贼盗刑罚之所以积，其不以此也欤！”三论宋兴以来，特别是庆历三年以来，“天子图当世之务，而以学为先”，而“抚州之宜黄犹不能有学”。“皇佑元年，会令李君详至，始议立学”。“观此学之作，在其废学数年之后，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内响应而图之，如恐不及。则夫言人之情不乐于学者，其果然也与？”末以对李详的期勉作结：“若夫正心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务，则在其进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邻族党，则一县之风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归，非远人也，可不勉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三认为：“子固记学，所论学之制与其所以成就人材处，非深于经术者不能，韩、欧、三苏所不及处。”蔡世远《古文雅正》卷一一评云：“比《吉州》（欧阳修撰）、《慈溪学记》（王安石撰）更说得详明亲切，有学识，有笔力。
此种文，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堪与《原道》（韩愈撰）并传。曾文多本经术，议论亦平实，故朱子喜读之。”林纾《古文辞类纂选本》
卷六评云：“宜黄一小邑，李令一小官，忽然兴学于邑中，其作用甚伟，其思力甚高，其措施甚正，然成效又甚不可知。若把昌明圣学之责任加诸李君之身，言之太过，又属不伦。顾题目如此之大，若不自冠冕堂皇出之，则起至“素所学问然也”止，将学之关系说得极恳切，要语在“使人人学其性”及“皆可以进于中”二语，则大纲已揽，自有极大之效验。”
治平三年（１０６６），曾巩又撰《筠州学记》（卷一八）。此记的价值在论汉学、宋学之利弊：“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而已。而雄之书，世未知好也。”而“魏晋以来，其风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他认为直至宋代，其学始正：“论道德之旨，而知应务之非近；议从政之体，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乱于百家，不蔽于传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汉之士所不能及。”但宋代“俗化之美”反“未及于汉”，原因就在于“今之士选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笃于所学。……由是观之，则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岂非信欤！
令汉与今有教化开导之方，有庠序养成之法，则士于学行，岂有彼此之偏，先后之过乎？”黄庭坚《书筠州学记后》（卷二六）云：
“中书曾舍人作高安（筠）《学记》，极道世之所由废兴，论士大夫之师友渊源，常出于一世豪杰之士，至于长育人材而成就之，则在当途之君子。其言有开塞，世可以为法戒。”姚鼐《古文辞类纂》卷五六云：“《宜黄》、《筠州》二记，论学之旨皆精甚。然《宜黄记》随笔曲注，而浑雄博厚之气郁然纸上，故最为曾文之盛者。
《筠州记》体势方幅，而气脉亦稍弱矣。”
徐稚字孺子，南昌人，东汉高士，家贫，躬耕而食，终身不应征召。曾巩《徐孺子祠堂记》（卷一九）首写党锢之祸及东汉士风：“汉元兴（１０５）以后，政出宦者，小人挟其威福，相煽为恶，中材顾望，不知所为。汉既失其操柄，纪纲大坏。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杰特起之士，相与发愤同心，直道正言，分别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于不容。而织罗钩党之狱起，其执弥坚，而其行弥励，志虽不就而忠有余。故及其既殁，而汉亦以亡。当是之时，天下闻其风、慕其义者，人人感慨奋激，至于解印绶，弃家族，骨肉相勉，趋死而不避。百余年间，擅强大，觊非望者相属，皆逡巡而不敢发。汉能以亡为存，盖其力也。”次颂徐孺子独处隐约，代表了东汉士人另一种处世态度：“孺子于时，豫章太守陈蕃、太尉黄琼辟，皆不就，举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车备礼召，皆不至。
盖忘己以为人，与独善于隐约，其操虽殊，其志于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节于乱世，不以死生动其心，异于怀禄之臣远矣，然而不屑去者，义在于济物故也。孺子尝谓郭林宗曰：“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皇宁处？”此其意亦非自足于丘壑，遗世而不顾者也。孔子称颜回：“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孟子亦称孔子：“可以进则进，可以止则止”，“乃所愿则学孔子”。而《易》于君子小人消长进退，择所宜处，未尝不惟其时则见，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末叙自己为建徐孺子祠堂：“予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处，结茅为堂，图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宾属拜焉。”并感慨道：“汉至今且千岁，富贵堙灭者不可称数。孺子不出闾巷，独称思至今。则世之欲以智力取胜者，非惑欤？”徐稚认为东汉王朝有如“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故隐居不仕。陈蕃虽豪杰特起之士，欲挽狂澜于既倒，直言敢谏，反对宦官专权，结果被宦官所杀。他的处世态度与徐根本不同，苏辙在《徐孺亭》（卷一三）诗中比较了他们两人不同的立场和结局，他说：“徐君郁郁涧底松，陈君落落堂上栋。涧深松茂不遭伐，堂毁栋折伤其躬。”两人性格如此不同，似乎无法相处。但君子正是和而不同，与逐利小人有根本区别：“二人出处势不合，譬如日月行西东。朝为宾主两相好，一榻挂壁吹清风。
人生遇合何必同，一朝利尽更相攻。”苏辙认为直言敢谏与高蹈远隐这两种人都值得尊敬，而徐孺亭却只有徐稚画像而无陈蕃画像，他认为应该合祀：“比干谏死微子去，自古不辨污与隆。……二人皆合配社稷，胡不相对祠堂中？”苏辙因自身教训，对徐稚、微子的洁身自好是理解的；但在他内心深处，却对陈蕃、比干的杀身成仁充满了尊敬。苏辙之诗有助于我们理解曾巩此记的主旨。
曾巩的记叙文文笔洗练，如《秃秃记》（卷一七）仅五百字，就生动记述了秃秃被人遗弃的悲惨命运，此记或为纪实，但其故事的曲折几与小说无异。秃秃是高密孙齐与周氏之子。孙齐先娶杜氏，留高密。又以欺骗手段娶周氏，携之赴嘉州司法任。罢归后，周氏因恨孙齐欺骗自己，告了他，齐靠贿赂获释。后为歙州休宁县尉，他把周氏、杜氏俱迎之官。后周氏要求与孙齐断绝关系，齐发誓要为她逐杜氏。但齐到休宁后，又纳娼女陈氏。齐为抚州司法，不再与周氏见面，只载杜氏、陈氏到抚州。周氏与其弟来到抚州，想入据府署。署吏挡住他们，并告知孙齐。孙齐回来后，出伪券称周氏只是他的佣人。周氏辨于州，诉于江西转运使，都不听其申诉。萧贯守饶州，周氏行乞到饶州上诉。饶州属江东，不当受理。但萧贯受理了，遣吏祝应言复核。周氏以所产子秃秃为据，孙齐就把秃秃藏起来，又扼其咽，不死。陈氏从旁提秃秃足，抑其首于瓮水中淹死。又叫仆役邓旺，挖后墙下为坎，深四尺，埋秃秃尸体。后司法张彦博改作寝庐，得坎中死儿，验问知状，小吏熊简说出真情。又召邓旺诘问，所说一致。作者感慨道：“人固择于禽兽、夷狄也。禽兽、夷狄于其配合孕养，知不相祸也，相祸则其类绝也久矣。如齐何议焉！买石刻其事，纳之圹中，以慰秃秃，且有警也。”刘埙《隐居通议》卷一四云：“公之文源流经术，议论正大，然《秃秃记》则实自《史》、《汉》中来也。
此记笔力高妙，文有法度，而世之知者盖鲜。予独喜之不厌。昔尝交蜀中士大夫，其论与予合。一日，与范忠文家子弟评文，诵此记甚习，且云蜀文士多诵之。余因叹西州之士犹能知曾文之所以妙，而生南丰之乡者口耳乃未尝及，可不愧邪。读书无眼目，何名为士？”曾巩文章多数都“源流经术”，此记却“自《史》、《汉》中来”，像《史记》之传一样曲折生动，故刘埙对此记“喜之不厌”。
宝佑四年正月十五日陈宗礼《南丰先贤祠记》比较三苏与曾巩之文说：“眉山父子兄弟，文之奇；南丰先生，文之正。奇者如天马，如云龙，恍忽变态；而正者金之精、玉之良，凡物莫能加也。
帛之暖、粟之饱，不可一日而无，人莫知其功也。”这一论断应该说是较为切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