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诗以议论见长，如五古《游子篇》（卷一）以富家游子与遐方寒士的遭际作对比：“游子朱门儿，行乐畏不足。遐方寒苦士，自赞乞随逐。”富家子十分豪侈：“朝驰锦鞯末，夕燕凤屏曲。雄豪弃残剩，声色化耳目。”寒苦士自家来京，前后发生了很大变化：“来时布素衣，羞耻见罗縠。几许膏粱味，嗜好讳水菽。”对家也不再关心，甚至以家为辱：“劳劳车马尘，苒苒岁月速。家书懒拆封，旧业废编牍。间尝梦故国，惊觉如被辱。”最后才发现京城非其久居之地：“安知惬快余，穷愁入皮肉。趋承偶逾节，况味稍蜷局。长年倚恩辉，积渐致轻。因逢故人语，始叹误程躅。都城名利场，岂不多所欲。从前入关客，无虑共贫毒。商廛聚珍赀，科举仰廪禄。神乎夺我魄，而独迷所属。何人不谋身，计虑自不淑。寄声风尘子，哀恨吾已酷。当知帝里游，有祸亦有福。”
全诗夹叙夹议，末二句实为全篇主旨所在。
《中山感怀》（卷二）是长篇五古，可谓是他的自传。前写其奔走半生：“西村灌园生，好尚只坟史。偶为冻馁驱，放浪离桑梓。”或“城西谒郎官”，或“却治举场文”，或归乡教书：“归来坐高馆，两见柳垂蕊。出有冯讙车，居多穆生醴。为文万许卷，共学十余第。放论逼玄虚，摛辞谢狂斐。邦君颇投分，巨室能更视。
师友足成名，贫穷岂常耻。虽怀招隐咏，敢废事君礼。况乏一廛家，宁忘抱关仕。”但“时命固当俟”，他并未绝意于功名：“神锋正轩揭，贤诏已蒙被。辞学属吾徒，天衢合伊迩。败军犹鼓勇，韬略助轻恃。自负七札豪，旌麾必摩垒。”但仍事与愿违：“高心不虞祸，群吠忽满耳。……时情看成败，自昔有冰毁。”最后只好以灌园、教书、事毛锥为乐：“春官未相识，退作暴腮鲤”，“赍咨灌园业，早晚工力庀。譬彼蒙笼枝，初培就根柢。求田阔陂侧，问舍长林尾。……比邻旧时叟，相见意不菲。儿孙喜诗书，扬簸借糠粃。潭潭翠冈下，其屋亦佌佌。虚徐事毛锥，脱略辍金耜。盘飱得笋蕨，满腹餍青紫。或酌山泉醪，醇香溢吟觜。逍遥度晨夕，次第遗轩陛。只欲养疏慵，谁能论钦企。柴薪渐营度，且阅灌园技。必可了余生，功名付尘滓。”全诗隐含着为自己遭际鸣不平的郁懑之情。
七律如《百年》（卷五）：“百年长短有愁兼，世味如今岂足沾。
客路无聊贫苒苒，春风相值病厌厌。辞章漫与前贤并，气调终遭俗士嫌。安得一廛闲散去，耕桑吟醉似陶潜。”“辞章漫与前贤并”，可见是颇为自负的；“气调终遭俗士嫌”，这正是他一生不得志的原因。其《出都》（卷五）也是一篇充满牢骚的七律：“霜风吹背出皇都，大笑回头谢酒垆。楚国但闻悲弃璞，鲁门那复辨真儒。百年风概文终在，一世光荣意已无。乞得耕桑了疏野，太平何害有潜夫。”而七律《稚女》（卷五）却寓牢骚于风趣幽默之中：
“衣无罗绮且贫清，口有诗书亦性灵。论客须多如反寇，笑爷帽破似穷伶。园中果熟心先动，案上杯传眼更青。钗拟荆枝裙拟布，暮年吾活正凋零。”此诗通过稚女的穿戴（“钗拟荆枝裙拟布”）、笑语（“笑爷帽破似穷伶”），活脱脱描绘出一个天真烂漫的贫家小女形象。
七言绝句《戏题妙灵观怪松》（卷六）也是借怪松的鳞鬐磨尽自喻：“二十年前看怒龙，鳞鬐半已召雷风。至今未拂层霄去，可是怀文与我同。”《咏白发》（卷六）咏愁与不愁头发都会白也颇有趣：“人言华发是愁功，不分悲伤得老翁。亦有不愁头自白，可怜功过略相同。”《杨朱》（卷六）是对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上利欲熏心的伪儒学的辛辣讽刺：“战国功名尺寸劳，先生持论异吾曹。
孟轲解辩承三圣（《孟子·滕文公》指夏禹、周公、孔子），后世谁曾拔一毛。”孟轲批评杨朱主张“为我”，“持论异吾曹”；但后世儒者谁实行过孔、孟之说，谁实行的不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杨朱之说？
吕南公存词二首，皆为效韦应物的《调笑令》（卷二）：“行客，行客，身世东西南北。家林迢递不归，岁时悲盛泪垂。垂泪，垂泪，两鬓与霜相似。”又一首云：“华草，华草，秀发乘春更好。深心密叶纷纷，妖韶随处动人。人动，人动，公子王孙情重。”没有太多特点，兹不赘述。
唐宋八大家提法有利有弊，其利在于能把握唐宋文学的重点，其弊则往往因此而忽略其他一些重要作家。吕南公的文学成就就未必低于曾巩，但各种文学史、文学作品选几乎无人提及就是明证。
四、“以子固为师”的陈师道
陈师道（１０５３-１１０１）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年十六，以文谒曾巩，巩大器之，遂留受业。
熙宁中，王安石经学盛行，师道心非其说，不复仕进。元丰四年，曾巩奉诏修五朝史，荐入史馆为属，以无官职未果。元佑二年，以苏轼等举荐，起为徐州教授。未几除太学博士，言者劾其在官乞假私出南京会见苏轼，复罢为徐州教授。五年，改颍州教授，又论其进非科第，罢归。绍圣元年，坐苏轼党，谪监海陵酒税。
调彭泽令，不赴，家居六年。元符三年，召为秘书省正字。建中靖国元年扈从南郊，受寒疾而卒，年四十九。着有《后山集》二十卷，含诗六卷、文十四卷，政和年间由其门人魏衍编纂成集（魏衍《后山陈先生集记》）。宋代已有单刻本《后山词》一卷行世。
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本传。宋任渊编有《后山诗注目录年谱》一卷。
苏轼《与李昭玘书》（卷四九）云，自己处世穷困，无一遂者，“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无知，而轼独先知之”。于是世有“苏门四学士”之说。苏轼《与李方叔书》（同上）又云：“顷年于稠人中骤得张、秦、黄、晁及方叔（李廌）、履常。”于是又有“苏门六君子”之说。因此，一般都以陈师道为苏轼门人，宋人邵浩《坡门酬唱集引》云：“取两苏公兄唱弟和及门下六君子平日属和两公之诗，摭而录之，曰《苏门酬唱》。”宋人（传为陈亮）还编有《苏门六君子文粹》。两书均把陈师道列入“苏门”。今更有人称陈师道“出自苏轼门下”，为苏轼“门生”者。虽事出有因，奈何陈师道本人不承认，他认为自己文师曾巩，诗师黄庭坚，而与苏轼只是主客关系，不是“师弟子”关系。我们似应尊重他自己的意见。
苏轼与陈师道的交游前后有四次。第一次是在熙宁末、元丰初苏轼知徐州时，时黄河泛滥，苏轼组织徐州军民抗洪有功，受到朝廷嘉奖，遂建黄楼以刻奖谕敕诏，“使其客陈师道以为之铭”，这就是《黄楼铭》（卷一七）。
第二次是元丰末、元佑初，苏轼被召还朝，时陈师道寓居京师陈州门，为苏还朝深感兴奋，其《秋怀十首》（卷四）云：“翼翼陈州门，万里迁人道。雨泪落成血，着木木立槁。今年苏礼部，马迹犹未扫。昔人死别处，一笑欲绝倒。”前四句悲苏轼昔日之贬，后四句喜苏轼今日之还，欣喜之情，跃然纸上。元佑二年四月，苏轼与傅尧俞、孙觉同上《荐布衣陈师道状》（卷二七），称其“文词高古，度越流辈，安贫守道，若将终身，苟非其人，义不往见。
过壮未仕（时陈三十五岁），实为遗才。欲望圣慈，特赐录用，以奖士类”。这里并论陈的文才和人品。据《长编》卷二九九载，元佑二年四月陈被朝廷任命为亳州司户参军、充徐州州学教授。
第三次是在元佑四年五月，只有几天时间。当时朝廷内部党争激烈，苏轼不安于朝，乞外任，被命出知杭州。途经宋州，陈师道时任徐州教授，越境来见。孙觉不让他去，他不听。刘安世上《论陈师道不合擅去官守游宴事》，谓其“擅去官次，凌蔑郡将，……循情乱法，莫此为甚。”但他毫不后悔，其《送苏公知杭州》（卷一）诗云：“一代不数人，百年能几见？”充满对苏轼的仰慕之情。
第四次是在元佑六年八月至次年三月苏轼知颍州时，这是苏、陈关系最为密切的半年，两人的唱和诗主要集中在这段时间，分别载于《苏轼诗集》卷三四，《后山诗注》卷三。同与游者还有赵令畤及欧阳修的二子欧阳棐、欧阳辨，凡“四君子”。他们常在一起饮酒赋诗，苏轼不能饮，也舍命陪君子，以换取他们的诗作：“我本畏酒人，临觞未尝诉。平生坐诗穷，得句忍不吐？二欧非无诗，恨子不饮故。强为嚼一酌，将非作愁句。”
以后苏、陈未再见过面，但诗文往还是有的。苏轼离颍后陈师道仍在颍州，有《寄侍读苏尚书》（卷二）、《寄送定州苏尚书》（卷三）诗，有“一时宾客余枚叟”之句，以枚乘自喻，仍自称“宾客”而非“门生”。两首诗都劝苏轼早退，前首有“解记清波没白鸥”句，后一首有“海道无违具一舟”句，关切之情颇殷。绍圣初，苏轼贬官岭南，陈师道也以“进非科第罢归”。其间，陈有《送吴先生（子野）谒惠州苏副使》（卷三）诗：“闻名欣识面，异好有同功。我亦惭吾子，人谁恕此公？百年双白鬓，万里一秋风。为说任安在，依然一秃翁。”汉代卫青的势力衰落而霍去病日益显贵，卫青故人多去事霍，辄得美官，只有任安不去。秃翁指无官位者。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四论此诗说：“任安、秃翁事，后山自以不负东坡，自颍教既罢之后，绍圣中不求仕也。”后闻苏轼将北归，又在《次韵无斁偶作二首》（卷四）诗中为之高兴：“已传乌鹊喜，欲听鹡鸰声”；“此老三年别，何时万里回。更无南去雁，犹见北枝梅。……圣朝无弃物，与子赋归哉。”
从苏、陈交往过程不难看出，他们都十分推崇看重对方。苏轼有把陈“参诸门弟子间”（《宋史·陈师道传》）的想法。而陈师道却反复强调他不是苏轼的“门弟子”。他在《秦少游字序》（卷一六）中说：“熙宁、元丰之间，眉山苏公之守徐，余以民事太守，间见如客。扬（州）秦子过焉，丰醴备乐，如师弟子。”这里说得很清楚，秦观对苏轼是执“师弟子”礼，而自己只是“以民事太守”，他们间的关系只是民与父母官、主与客的关系。这里讲的虽是“熙宁、元丰之间”第一次交游时的事，但文章是写于“元佑元年二月一日”，可见他在元佑初仍然认为自己与苏只是官民关系、主客关系，否则就不必特别提及此事。甚至可以认为，他之所以特别提及此事，正是为了纠正苏轼“顷年于稠人中骤得张、秦、黄、晁及方叔、履常”，把自己与前五人并提的说法。为什么陈师道既敬重苏轼，认定他是“一代不数人”的“异人”，却要郑重声明自己同苏轼仅仅是主客关系，而不是“师弟子”关系呢？这是因为在他认识苏轼以前，早就以曾巩为师了。陈师道《送邢居实序》（卷一一）云：“吾年如生时，见子曾子于江汉之间，献其说余十万言，高自誉道。子曾子不以为狂，而报书曰：“持之以厚。”吾之不失其身，子曾子之赐也。”又云：“吾始得生，年十五六，识度气志，已如成人。”陈的门人魏衍（“衍从先生学者七年”）在《彭城陈先生集记》中说：“幼好学，行其所知，慕古作者，不为进取计也。年十六，谒南丰先生曾公巩，曾大器之，遂业于门。”陈师道生于宋仁宗皇佑五年（１０５３），年十六谒曾巩，当在熙宁元年（１０６８），时曾巩五十岁，在京编校史馆书籍。陈鹄《耆旧续闻》卷二记载较详：“陈无己少有誉，曾子固过徐，徐守孙莘老荐无己往见，投贽甚富，子固无一语，无己甚惭，诉于莘老。子固云：“且读《史记》数年。”子固自明守亳，无己走泗州，间携文谒之，甚欢，曰：“读《史记》有味乎？”故无己文以子固为师。”
元丰六年曾巩病逝。陈师道作《曾南丰挽词二首》，仍以弟子自处，其一云：“早弃人间世，真从地下游。丘原无起日，江汉有东流。身世从违里，功名取次休。不应须礼乐，始怍后程仇。”
首联着一“真”字，抒发出对曾巩之死不敢相信而又不得不信的心情。颔联写不能起巩于地下，而其声名将如江汉永远东流。
《许彦周诗话》谓这两句“近世诗人莫及”。颈联叹其一生并不顺意（从违，偏义词，即事与愿违），功名事业就这样轻易了结了。
“程仇”指王通门人程元、仇璋，王通得到他们而经益明。末联是自谦之词，说自己有愧于王通门人，不能使巩之道益明。第二首的末联也以曾巩门弟子自处：“侯芭才一足，白首《太玄经》。”侯芭，扬雄弟子，习雄《太玄》，雄死，为起坟，守丧三年。这是表示自己要像侯芭忠于扬雄那样忠于曾巩。王炎《与杜仲高书》：“后山自谓其文得之曾南丰，其诗得之黄豫章，……后山论诗则为豫章之徒，论文则为南丰之徒，诗文既成而后见苏公，则为东坡之客。今置陈无己于鲁直之上，而以为子瞻之徒，恐未甚安。”这是一篇论宋诗师承关系的书信，很有见地，可惜王炎当年“未安”的观点，至今仍为文学史家所沿袭，陈师道至今被认为是苏轼门人，实际当为曾巩、黄庭坚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