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陈师道传》云：“官颍时（指陈任颍州教授时），苏轼知州事，待之绝席，欲参诸门弟子间，而师道赋诗有“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之语，其自守如是。”所引诗句为陈师道《观兖国文忠公家六一堂图书》（卷一）诗。兖国文忠公指欧阳修。诗的开头写欧阳修“二子”欧阳棐、欧阳辨邀他到家中观书：“出世何用早，我已后此翁。颇识门下士，略已闻其风。中年见二子，已复岁一终。呼我过其庐，所得非所蒙。”欧阳修死于熙宁五年（１０７２），时陈不足二十岁，没有见过欧阳修。首二句谓既“后此翁”，生得再早也没用了，极言未见修为憾事。“颇识”二句谓同曾巩、苏轼很熟悉，通过他们已略知修。诗的中间部分写观书，诗末特别申明自己的师承关系：“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世虽嫡孙行，名在恶子中。斯人日已远，千载幸一逢。
吾老不可待，草露湿寒蛩。”曾巩为欧阳修的门生，自己是曾巩的门生，故自称行辈属“嫡孙”；“名在恶子中”是自谦之词。任渊《后山诗注》卷三云：“后山以东坡荐得官，作此诗时，东坡为郡守，终无少贬阿附之意，可谓特立之士也；然亦知东坡之大，必能受之也。”
陈师道谓“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不承认同苏轼是“师弟子”关系，除不忍背师外，还因为陈确实是“文师曾巩”，他的文风类似曾巩，而与苏轼文风颇不同。今人不甚看重陈文，宋人却很看重。黄庭坚《答王子飞书》（卷一九）云，陈“作文深知古人之关键，其论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时辈未见其比”。魏衍《彭城陈先生集记》云：“先生之文，简重典雅，法度谨严。”朱熹尤喜陈文，谓“陈后山之文有法度，如《黄楼铭》，当时诸公都敛衽”；“馆职策，陈无己底好”；“某旧最爱看陈无己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若散文，则山谷大不及后山。”南宋楼昉编《崇古文诀》，收载其序、记、书、启多篇，给予很高的评介。如评《上林秀州书》云“非特议论好，读其文，气正词严，凛然有自重难进，不可回挠之势”；《与秦少游书》“委曲而不失正，严厉而不伤和，深得不恶而严之道”；《送参寥序》“首尾仅二百余字，而抑扬开阖，变态不一，最可贵也”；《思亭记》“节奏相生，血脉相续，无穷之意，见于言外”。元人王义山《陈国录庚辰以后诗集序》云：“世但知后山工于诗，不知后山尤工于文。”明人王文禄认为，“古文之妙者”宋有六人，其一即为陈无己。清人纪昀《后山集抄题记》云：“其古文之在当时，殊不擅名。然简严密栗，可参置于昌黎、半山之间，虽师子固，友子瞻，而面目精神迥不相袭，似较其诗为过之。顾此不甚传，则为诸钜公盛名所掩耳。余雅爱其文，谓不在李翱、孙樵下。”以上所说的知关键、有法度、多曲折、简重典雅、法度谨严、简严密栗，都与曾巩文风相类，既可说是得之于曾巩，也可说是他愿以曾巩为师的原因。苏轼为文直抒胸臆，自由驰骋，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与陈师道的文风是大异其趣的。
其《上林秀州书》（一○）先总论周代“士见于大夫卿公”之制：“介以厚其别，词以正其名，贽以效其情，仪以致其敬。”接着分论以上四点：“士之相见如女之从人，有愿见之心而无自行之义，必有绍介为之前焉，所以别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别”；“名以举事，词以导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则词不悖，分定则民不犯。故曰词以正其名”；“言不足以尽意，名不可以过情，又为之贽以成其终，……礼莫重于自尽，故祭主于盥，婚主于迎，宾主于贽，故曰贽以效其情”；“诚发于心而谕于身，达于容色，故又有仪焉。词以三请，贽以三献，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礼烦则泰，简则野。三者，礼之中也，故曰仪以致其敬。”然后总括说：“是以贵不陵贱，下不援上，谨其分守，顺于时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当是之世，岂特士之自贤，盖亦有礼为之节也。”后一部分感叹周礼之衰：
“夫周之制礼，其所为防至矣。及其晚世，礼存而俗变，犹自市而失身，况于礼之亡乎？自周之礼亡，士知免者寡矣。”末以求见之意结。《崇古文诀》卷三一评此文文云：“必是读《仪礼》熟，故其区别精。非特议论好，读其文，气正词严，凛然有自重难进，不可回挠之势。”《康熙御制文第三集》卷四二云：“以礼自重，嶷然有品。”陈师道能言而又能行，他正是这样一位“以礼自重”、“自重难进”的人物。
苏轼《与李方叔书》（卷四九）：“陈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章子厚欲一见，终不可得。”此指章惇通过秦观，表示愿见陈师道。陈却在《与少游书》（卷一○）中婉拒，先表示不敢相信：“辱书，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礼见招。不佞何以得此，岂侯尝欺之邪？”次言以“见招”为幸：“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见于今而亲于其身，幸孰大焉！”表示愿随秦后以成章惇礼贤下士名：“愚虽不足以齿士，犹当从侯之后，顺下风以成公之名。”但主旨却在“然”后，以不合先王之制为拒：
然先王之制，士不传贽为臣，则不见于王公。夫相见所以成礼，而其弊必至于自鬻，故先王谨其始以为之防，而为士者世守焉。某于公，前有贵贱之嫌，后无平生之旧，公虽可见，礼可去乎？且公之见招，岂以能守区区之礼乎？若昧冒法义，闻命走门，则失其所以见招，公又何取焉？虽然，有一于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谢事，幅巾东归，某当驭款段、乘下泽，候公于上东门外，尚未晚也。拳拳之怀，愿因侯以闻焉。
他表示不肯“自鬻”，要“谨其始以为之防”；他与章“有贵贱之嫌，后无平生之旧”，不愿“闻命走门”，只愿在章“成功谢事”之后，将“候公于上东门外”。正如《崇古文诀》卷三一所说，此信的特点是“委曲而不失正，严厉而不伤和，深得不恶而严之道”。
元佑六年，苏轼知颍州，陈师道为颍州教授，相得甚欢。七年，轼改知扬州，陈师道作《上苏公书》（卷一○），首道离别之意：
“惟方托芘赖，复尔违阔，不能不动念耳。盖士方相从时莫知其乐，及相别亦不为难，至其离居穷独，默默自守，然后知相从之乐，相别之难也。士方少时，未来之日长，视天下事，意颇轻之，亦易为别。至其迟暮，数更离合，又以为难。此盖志与年衰，顾影惜日，畏死而然耳。谢太傅尝谓中年以来，一与亲友别，数日作恶。谢公，江海之士，违世绝俗乃其常耳，顾以别为难者，岂酣于富贵而习于违顺也耶！由是观之，以别为难，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免此，当以老为戒，以富贵为畏耳。”次论知人之难：
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难。范文正谓王荆公长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由今观之，岂特所短，正以反置之耳。古之所谓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而荆公以巧智之士为腹心，故王氏之得祸大也。闻狙诈咸作使矣，未闻托之心腹也。夫君子无弃人，巧智之士亦非可弃，以为手足可也；耳目且不可，况腹心乎？盖势在则欺之以为功，势同则夺之以自利，势去则背之以违害。使之且难，况同之乎？无德而智，以智营身，而不及事，智之所后，不得不欺以卫身也。天下之事，又岂巧者之所能乎？士终始不相负，非由义则畏义耳。势在而不负，岂真不负耶？
这里强调士要“终始不相负”，认为王安石所用多小人，“势在则欺之以为功，势同则夺之以自利，势去则背之以违害”，“用士当以王公为戒”，都是为诫苏轼而言，故末云：“窃谓阁下必不出此，而愚虑所及，亦不能忍也。君子之于事，以位为限，居位而不言则不可，去位而言则又不可。其言之者，义也；其不言者，亦义也。阁下前为颍州，言之可也。今为扬守，而与颍事，其亦可乎？……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岂此一事，阁下岂能尽争之耶？争之岂能尽如人意耶？”《崇古文诀》卷三一评此书云：“读此书则知前辈师友间相切磋正救如此，自是一等忠厚气象。”此信正是陈师道对苏轼“终始不相负”的表现，是他为人“忠厚”的表现。
元佑四年，陈无己本已除太学博士，言者劾其擅去官守会苏轼，复除为徐州教授。他在《谢再授徐州教授启》（卷一二）中说：“昨缘知旧，出守东南。念一代之数人，而百年之几见。间以重江之阻，莫期再岁之逢。使一有于先颠，为两途之后悔。又谓中山之相，仁于放麑；乱世之雄，疑于食子。惟其信之既笃，所以行之不疑。岂意喧传，遂烦公议。方众言之成市，虽百虎而可疑。
赖日月之并明，而仁人之在上，深知曲折，公赐保全。怜其母子之穷，还以斗升之禄。原恩有自，揽涕无从。愿为执鞭，喜有逢于晏子；期之异日，报不后于奇章。”张侃《跋陈后山再任校官谢启》对陈之为人很推崇：“骈四俪六，特应用文耳，前辈直曰世间一种苛礼，过为谨细。陈无己任徐州校官日，出境送东坡知杭州诗云：“一代不数人，百年能几见。”好事者造谤，无己处之如平时，略无诎色，而声名行乎天下，此岂视得失而为变动耶？至其再任，又曰（所引即上文）。此尤见无己之终不渝其守也。噫，今岂有是事耶？”
其《送参寥序》（卷一六）是一篇赠序文。释道潜字参寥，俗姓何，杭州于潜（今浙江杭州）人。幼试《法华经》得度为僧，与苏轼、秦观为方外友。能文章，喜为诗，尤长于绝句，着有《参寥集》十二卷。此序首论其人：“妙总师参寥，大觉老之嗣，眉山公之客，而少游氏之友也。释门之表，士林之秀，而诗苑之英也。游卿大夫之门，名于四海三十年余矣。”次论其诗文：“其议古今张弛，人之情貌肖否，言之从违，诗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鸷鸟举而风迫之也；若升高视下，爬痒而鉴貌也。”末论“余之所贵，乃其弃余”：“元符之冬，去鲁还吴，道徐而来见。余与之别，余二十年，复见于此，爱其诗，读不舍手，属其谈，挽不听去。
夜相语，及唐诗僧，参寥子曰：“贯休、齐己，世薄其语，然以旷荡逸群之气，高世之志，天下之誉，王侯将相之奉，而为石霜老师之役，终其身不去，此岂用意于诗者？工拙不足病也。”由是而知余之所贵，乃其弃余，所谓浅为丈夫者乎！于其行，叙以谢之。”全序语言简洁，行文多变，就是此序特点。《崇古文诀》卷三一云：
“首尾仅二百余字，而抑扬开阖，变态不一，最可贵也。”《王平甫（安国）文集后序》（卷一六）是一篇题跋，首从梅尧臣说起：“欧阳永叔谓梅圣俞曰：“世谓诗能穷人，非诗之穷，穷则工也。”圣俞以诗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后人，可谓穷矣。”再论王安国诗亦穷而工：“其同时有王平甫，临川人也，年过四十始名，荐书群下士。
历年未几，复解章绶归田里。其穷甚矣，而文义蔚然，又能于诗。
惟其穷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谓人穷而后工也。”再论富贵与诗文不可兼美乃物理之自然：“虽然，天之命物，用而不全，实者不华，渊者不陆。物之不全，物之理也。尽天下之美，则于贵富不得兼而有也。诗之穷人，又可信矣。”再进一步翻案，不是诗穷人，而是达人：“方平甫之时，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积而不发，其号位势力不足动人，而人闻其声，家有其书，旁行于一时而下达于千世，虽其怨敌不敢议也，则诗能达人矣，未见其穷也。”再进一步论不当论穷达而当论所传：“夫士之行世，穷达不足论，论其所传而已。平甫孝悌于家，信于友，勇于义而好仁，不特文之可传也。”末以假设之论结：“向使平甫用力于世，荐声诗于郊庙，施典策于朝廷，而事负其言，后戾其前，则并其可传而弃之。平生之学可谓勤矣，天下之誉可谓盛矣，一朝而失之，岂不哀哉！”全文层层推论，步步深入，实借论王安国以抒发自己的处世态度。正如《崇古文诀》卷三一所评：“此篇岂特文字之妙，其发明平甫生平所以自守与其所以可传者可以励后之人，后山亦因以自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