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赋是兴起于唐、而成熟于宋的新兴赋体，它是对骈赋、律赋的反动，是对秦汉古赋的复归，但又不同于秦汉古赋。文赋既为赋，它就具有赋的共同特点，多用对话的形式结构全篇，虽押韵不严而一般仍押韵。既称文赋，它又具有不同于其他赋体的特点，这就是尚于理而略于辞，骚、骈、散句式并用而多单行散句，句式参差，具有散文之风。本此以衡量文赋，这种赋体并未成为宋代及宋以后赋的主体。宋代现存辞赋约一千四百余篇，堪称文赋者不足百篇。就宋代文学的发展过程看，北宋初年很少有人作文赋，文赋的出现主要是在北宋古文运动兴起以后，但存世文赋也远较其他赋体为少。欧阳修、苏轼皆以文赋名世，欧阳修现存赋十九篇，真正可算文赋者只有《秋声赋》一篇。苏轼现存赋二十五篇，只有前后《赤壁赋》、《黠鼠赋》、《天庆观乳泉赋》四篇文赋。苏轼贬官黄州，政治处境极为不利，心情非常苦闷。《赤壁》二赋都力图用老庄的听任自然、随缘自适、超然达观的处世哲学来解脱自己的痛苦。前赋从泛舟大江有羽化登仙之乐，转入“侣鱼虾而友麋鹿”的现实苦闷，最后又以“清风”、“明月”之乐作自我安慰，写得波澜起伏，曲折多姿。对江上秋夜美景，小舟自由荡漾和箫声如泣如诉的描写，形象生动，文笔精练。
主客对话，说理谈玄，议论风生。最后以主客狂饮，酣睡达旦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以杯浇愁愁更愁”，结尾处的“喜而笑”，实际上掩藏着难以排遣的苦闷。后赋记叙了同年十月十五日夜游赤壁的经过。初冬的赤壁比起三个月前的赤壁来，又是一番景色，已从“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变成了清丽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苏轼不禁感慨道：“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全赋给人一种清冷的感觉，表现了作者贬官黄州期间孤寂悲凉的心情。《赤壁》二赋堪称“文章绝唱”，正如唐庚所说：“东坡《赤壁》二赋，一洗万古，欲仿佛其一语，毕世不可得也。”二赋相较，有人更喜欢后赋，袁宏道《识雪照澄卷末》评云：“《前赤壁赋》为禅法道理所障，如老学究着深衣，遍体是板；后赋平叙中有无限光景，至末一段，即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苏长公合作》卷一引李贽评云：“前赋说道理，时有头巾气。此则空灵奇幻，笔笔欲仙。”苏轼赤壁之游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模仿之作、赞美之词不胜枚举，而且中、日、韩的文人往往还在苏轼游赤壁的日子举行赤壁会，留下了大量的纪念诗文。
四六文是骈文的一种，骈文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句式更加整齐的四字六字句式，被称为四六文。中国文学史上有所谓骈散之争。在不同的时期，其势力互有消长，但谁也未能取代谁。经过北宋古文运动，骈文、散文形成了分疆而治的局面，说理记事多用散体，制诏表启应用文多用四六。骈文受古文运动的影响而散文化，形成所谓新式四六。唐宋散文八大家中的宋六家，四六文成就最高、最能代表宋四六文革新特色的，应算苏轼。欧阳修《苏氏四六》（卷一三○）云：“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炫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自学者变格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迟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者尔。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
苏轼曾多次任词臣，故所拟制诏较多。元佑元年（１０８６）四月王安石去世，其《王安石赠太傅制》（卷三九）：
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彩。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
胡不百年，为之一涕。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
这是一篇褒词，先赞王安石为“希世之异人”，次论其进退皆“雍容可观”，再哀这位三朝元老继神宗而弃世，末以赠太傅（“宠以师臣之位”）结。这篇制词很值得咀嚼。苏轼对王安石一生的主要事业变法，仅用寥寥数语如“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一笔带过，而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却称颂备至。郎晔云：“安石薨背，时温公（司马光）方在病告中，折柬谓吕申公（公着）曰：“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褒恤之典，不可不厚。”故有此赠。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览者当自得之。”“少学孔、孟，晚师瞿、聃”以下数句，恐怕就是郎晔所说的“微意”吧。
《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制》（卷三九）是一篇贬词，以泛论起：“元凶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异论。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制词重点是历数吕惠卿过恶：
具官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指王安石），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先皇帝求贤若不及，从善如转圜。始以帝尧之心，姑试伯鲧；终然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尚疑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砀山之贬。反复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连起大狱，发其私书。党与交攻，几半天下。奸赃狼藉，横被江东。至其复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变乱旧章。力引狂生之谋，驯至永洛之祸。兴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践祚之初，首发安边之诏。假我号令，成汝诈谋。不图涣汗之文，止为款贼之具。迷国不道，从古罕闻。
储欣《东坡先生全集录》卷七称美苏轼所撰王、吕二制云：
“传神，传神！安石、惠卿，一赠一责，俱使有识旁观代其人地。”
两制皆情文并茂，完全堪称文学作品。朱弁《曲洧旧闻》卷七云：
“吕惠卿之谪也，词头始下，刘贡父当草制，东坡呼曰：“贡父平生作刽子，今日才斩人也。”贡父引疾，谒急而出。东坡一挥而就，不日传都下，纸为之贵。”又云：“食肉寝皮，未若此制之快。”
苏轼所草制词历来十分为人推崇，王世贞称其《范忠宣公诰敕》：“深醇恳切，自是四六西京，亦唯忠宣公当之。”康熙《御制文第三集》卷四○称其《太常少卿赵瞻可户部侍郎制》“屏功利而用老成，王言甚大”；《杨绘可知徐州》“简净朴直，立意自厚”；《扬王子孝骞等二人、荆王子孝治等七人并诸州团练使》“言极斐亹，恩谊深笃”；《李承之知青州》“意宽裕而言典切”，《韩维父亿赠冀国公》“辞制入古，最饶风韵”。
苏轼幼年，苏洵觉得欧阳修的《谢宣诏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及马表》写得很好，就叫苏轼拟作。苏洵看了苏轼的拟作很满意，高兴地说：“此子他日当自用之。”苏洵说准了，后来苏轼曾多次入学士院，并多次得到皇帝赏赐的对衣、金带及马。苏轼之表很多。中国是封建君主专制国家，欲置政敌于死地，最厉害的武器就是诬其讪谤皇帝，无人臣之礼。受诬者往往有口难辩，还得感谢皇恩浩荡。苏轼的《到黄州谢表》就是如此：“伏念臣早缘科第，误忝缙绅。亲逢睿哲之兴，遂有功名之意。亦尝召对便殿，考其所学之言；试守三州，观其所行之实。而臣用意过当，日趋于迷；赋命衰穷，天夺其魄。叛违义理，辜负恩私。茫如醉梦之中，不知言语之出。虽至仁屡赦，而众议不容。案罪责情，固宜伏斧锧于两观；推恩屈法，犹当御魑魅于三危。岂谓尚玷散员，更叨善地。投畀麏鼯之野，保全樗栎之生。臣虽至愚，岂不知幸？……天地能复载之，而不能容之于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死中。伏惟此恩，何以为报！惟当蔬食没齿，杜门思愆。深悟积年之非，永为多士之戒。贪恋圣世，不敢杀身；庶几余生，未为弃物。若获尽力鞭棰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间。指天誓心，有死无易。”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云：“东坡《黄州谢表》云：“天地能复载之，而不能容之于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死中。”至今脍炙人口。”袁桷《跋东坡黄州谢表》云：“昌黎公《潮州谢表》，识者谓不免哀矜悔艾之意。坡翁《黄州谢表》，悔而不屈，哀而不怨，过昌黎矣。”储欣《东坡先生全集录》卷五：“此表是公着意之作，字筋句骨，语语圆成，学者所当潜心玩味也。”
苏轼晚年贬官海南，其《昌化军谢表》云：“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臣轼中谢。伏念臣顷缘际会，偶窃宠荣。曾无毫发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万里以独来。恩重命轻，咎深责浅。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尧文炳焕，汤德宽仁，赫日月之照临，廓天地之复育。譬之蠕动，稍赐矜怜；俾就穷途，以安余命。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已。”元陶宗仪《说郛》卷二十四下引巩丰《后耳目志》云：“《过海谢表》云：“臣无毫发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万里以独来。”盖萧然出四六畦轸之外。”袁桷《跋东坡黄州谢表》：“然余尝读岭海表，有云：“人皆相传其已死，臣亦自厌其余生。”言至于此，章、蔡之罪，可胜数哉！”王志坚《四六法海》卷四：“苏公诸表言迁谪处，泪与声下，然到底忠鲠，无一乞怜语，可谓百折不回者矣。洪景庐因论昌黎《潮州表》而轩轾二公，实为确论。”储欣《东坡先生全集录》卷五：“人非木石，读此谁不废书而泣。”
苏轼之启更突出地表现了宋代新式四六的特点，其《谢制科启》（卷四六）有“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平生，而论其一日；通变者恐人才之未尽，故详于采听，而略于平时”一联，达长达三十八字；“一之于考试，而掩之于仓卒，所以为无私也，然而才行之迹，无由而深知；委之于察举，而要之于久长，所以为无失也，然而请属之风，或因而滋长”一联，竟长达五十六字，这确实是此前的四六文所很少见的。邵博《闻见后录》卷一六云：“苏东坡于四六曰：“禹治兖州之野，十有三载乃同；汉筑宣防之宫，三十余年而定。方其决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复也，盖天助有德，而非人功。”其力挽天河而涤之，偶俪甚恶之气一除，而四六之法亡矣。”原有四六之法确实“亡”了，而新式四六产生了。
欧阳修未到致仕之年就提前致仕，颇受时人好评。苏轼《贺欧阳少师致仕启》（卷四七）称其急流勇退云：“伏以怀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难。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胜欲，私于为身。君臣之恩，系縻之于前；妻子之计，推挽之于后。至于山林之士，犹有降志于垂老；而况庙堂之旧，欲使辞禄于当年。
有其言而无其心，有其心而无其决。愚智共蔽，古今一途。是以用舍行藏，仲尼独许于颜子；存亡进退，《周易》不及于贤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爱，道足以忘物之得丧，志足以一气之盛衰，则孰能见几祸福之先，脱屣尘垢之外？常恐兹世，不见其人。”《苏文忠公文钞》卷八茅坤谓此启“内多名言”，特别是“有其言而无其心，有其心而无其决”二语，刻画官场世态可谓入木三分。末以称美欧的功业、道德、文章作结：“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艰难而节乃见。纵使耄期笃老，犹当就见质疑。而乃力辞于未及之年，退托以不能而止。
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贵无轩冕而荣，至仁不导引而寿。较其所得，孰与昔多？轼受知最深，闻道有自。虽外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全文确实是“一气浑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