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苏轼同时的司马光在《答孔文仲司户书》（卷六○）中也说：“今之所谓文者，古之辞也。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明其足以达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也。”苏轼却对这句话作了新的解释，他把这句话与孔子另一句话“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联系起来，认为孔子的辞达说是重视文辞的表现。他在《与谢民师书》（卷四九）中说：“孔子曰：“言之不（无）文，行之（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这显然更符合孔子的原意，因为孔子还说过“情欲信，辞欲巧”的话，把孔子的辞达说看作忽视辞章是不符合孔子的原意的。有趣的是王安石论文从重功利轻辞章出发，对“言之不文，行而不远”这一明白无误地强调文辞重要性的话也解为轻视辞章。他在《上人书》（卷七七）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由此可看出苏、王在文艺思想上的分歧：苏轼把历来解作轻文辞的话解释为重文辞，王安石则把明明是重文辞的话解释为轻文辞，以论证各自的观点。苏轼在《答虔倅俞括书》（卷五九）中，对孔子的辞达说作了更深刻的解释。他说：“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于口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理”是“物”所“固有”的，“知”是对客观事物之“理”的主观认识，“达”就是要准确地表达主观的“知”，而归根结蒂要准确地表达客观事物固有之“理”。如果说苏轼给谢民师的信强调了辞达说的重要性，那么，给俞括的信则对辞达说作了科学的解释，即“辞达”不仅是“达意”，而且是达客观事物之“理”。
从辞贵达意出发，苏轼反对艰涩，提倡平易。苏轼《与黄鲁直书》（卷五二）说：“凡人文字，当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怪奇，盖出于不得已。”在《与谢民师书》（卷四九）中，他指责“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在《评柳子厚诗》（卷六七）中也说：“好新务奇，乃诗之病。”新奇险怪是宋代诗文革新中的一股逆流，苏轼以上这些话很明显是针对文坛的不良倾向而发的。
他反对雕琢，提倡自然，苏轼评诗僧辩才的诗说：“辩才诗，如风吹水，自成文理；吾辈与参寥（另一诗僧），如巧妇织锦耳。”“巧妇织锦”，再巧都有织绣痕迹，缺乏风水相遭自成文理的自然美。苏轼论画也反对雕琢而贵自然，他在《书韩干牧马图》（卷一五）中说：“金羁玉勒绣罗鞍，鞭棰刻烙伤天全。……不如此图近自然。”在《李潭六马图赞》（卷二一）中说：“络以金玉，非马所便。乌乎，各适其适，以全吾天。”苏轼《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卷二四）说：“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传神记》（卷一二）说：“欲得其人之天（天然神态），法当于众中阴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视一切，彼方敛容自持，岂复见其天乎？”画雁贵“无人态”，这才是雁的自然本色；画人贵“阴察之”，这才能得人的自然本色。
反对雕琢，并非意味着不需要文字加工，相反，要做到辞能达意，就需要审慎地选用词语。苏轼在《书子由〈超然台赋〉后》（卷六六）中曾说：“子由之文，词理精确有不及余。”可见他对“词理精确”的重视。张端义《贵耳集》卷中载：“东坡作《病鹤》诗，尝写“三尺长胫瘦躯”，缺其一字，使任德翁辈下之，凡数字。东坡徐出其稿，乃“阁”字也。此字既出，俨然如见病鹤也。”从这一趣闻可看出苏轼对炼字的重视，他强调要选用最恰当、最准确的词来表现客观事物的特征。苏轼曾向幼子苏过讲“写物之功”，其《付过》（卷六○）说，《诗经》写桑树有“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之句，认为“他木殆不可以当此”，因为“沃若”二字，写出了桑叶繁茂润泽之状，颇能传桑叶之神；林逋写梅花，有“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认为“决非桃李诗也”，因为“疏影”、“暗香”颇能传梅之神，桃李不可能具有这一特征。可见“写物之功”，就在善于选词炼字，准确表达客观事物的特征。
苏轼论文论艺，特别强调风格的多样化，反对单一化。他在《书唐氏六家书后》（卷六九）中说永禅师的书法“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欧阳询的书法“妍紧拔群”，“劲崄刻厉”；褚遂良的书法“清远萧散，微杂隶体”；张旭的草书“颓然天放”，“号称神逸”；颜真卿的书法“雄秀独出，一变古法”；柳公权的书法“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所用“拔群”、“独出”、“自出新意”等语，表明苏轼特别强调风格新颖。苏轼《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卷八）说：“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瘠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杨玉环长得丰满，赵飞燕“身轻不胜风”，但她们都不失为美女，这证明“长短肥瘠”各有妙处，不能只承认一种美而否定另一种美。“瘦硬”只是书法上的一种风格，从苏轼对各个书法家的评价看，他也并不反对“瘦硬”，但他反对只贵瘦硬而否定别的风格。不同流派的作家应有不同的风格，同一流派的作家也应有各自不同的风格。苏轼《次韵子由题憩寂图后》（卷四七）自称：“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
在绘画上，他与文与可均属湖州画派，但他们所画竹石也各有各的“风流”。关于文章，他强调“一家之言”。他在《答张嘉父书》
（卷五三）中说：“凡人为文，至老多有所悔，仆尝悔其少作矣。然着成一家之言，则不容有所悔。”人们为什么悔其少作？因为少作往往还没有形成独特风格，还没有“成一家之言”。苏轼作词也自觉地在婉约词外另辟蹊径，创立豪放词。他在《与鲜于子骏书》（卷五三）中说：“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永）风味，亦自是一家。”
四、文“如万斛泉源”
苏轼兄弟皆受学于苏洵，但三苏父子的文风却迥然不同：
明允之文雄，子瞻之文奇，子由之文稳。
赋经先秦的骚体赋、汉代的大赋、六朝的骈赋、唐宋用以取士的律赋，晚唐、宋代又形成一种新式文赋。除汉式大赋外，现存苏赋可谓诸体皆备。楚辞是战国时楚国出现的一种新兴文体，因以屈原《离骚》为代表，又称骚体辞（词）。苏轼的《黄泥坂词》（卷四八）是苏轼谪居黄州期间所作的骚体辞，全文分三层，首写途经黄泥坂所见之景：“出临皋而东骛兮，并丛祠而北转。
走雪堂之坡陀兮，历黄泥之长坂。大江汹以左缭兮，渺云涛之舒卷。草木层累而右附兮，蔚柯丘之葱茜。余旦往而夕还兮，步徙倚而盘桓。虽信美而不可居兮，苟娱余于一盼。”次写自己的谪居原因及处境：“余幼好此奇服兮，袭前人之诡幻。老更变而自哂兮，悟惊俗之来患。释宝璐而被缯絮兮，杂市人而无辨。路悠悠其莫往来兮，守一席而穷年。时游步而远览兮，路穷尽而旋反。朝嬉黄泥之白云兮，暮宿雪堂之青烟。喜鱼鸟之莫余惊兮，幸樵苏之我嫚。”最后写自己的大醉：“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草为茵而块为枕兮，穆华堂之清宴。纷坠露之湿衣兮，升素月之团团。感父老之呼觉兮，恐牛羊之予践。于是蹶然而起，起而歌曰：月明兮星稀，迎余往兮饯余归。岁既宴兮草木腓，归来归来兮，黄泥不可以久嬉。”全词极写自己无所事事的谪居生活，朝嬉黄泥之白云，暮宿雪堂之青烟，以草为茵，以块为枕，坠露湿衣，而酣卧不醒。苏籀《东坡三绝句》（卷三）称此词为“奇韵”：“为文《赤壁》并《黄坂》，奇韵平生想象中。延目练江嗟逝水，举头碧落看飞鸿。”此外，苏轼的《太白词五首》、《上清辞》、《归来引送王子立归筠州》、《清溪词》、《李仲蒙哀词》、《钱君倚哀词》、《苏世美哀词》、《王大年哀词》、《钟子翼哀词》、《伤春词》、《和归去来兮辞》等均属骚体辞。
苏轼的《滟滪堆赋》、《屈原庙赋》、《服胡麻赋》、《酒子赋》四篇属骚体赋。其《滟滪堆赋》（卷一）叙云：“世以瞿塘峡口滟滪堆为天下之至险，凡覆舟者，皆归咎于此石。以余观之，盖有功于斯人者。夫蜀江会百水而至于夔，沵漫浩汗，横放于大野，而峡之大小，曾不及其十一。苟先无以龃龉于其间，则江之远来，奔腾迅快，尽锐于瞿塘之口，则其险悍可畏，当不啻于今耳。因为之赋，以待好事者试观而思之。”滟滪堆的功罪，就是此赋主旨，这正是苏洵《忆山送人》（卷一六）诗的观点：“长江浑浑流，触啮不可拦。苟非峡山壮，浩浩无隅边。恐是造物意，特使险且坚。
江山两相值，后世无水患。”此赋是骚、散并用的骚体赋，散句多用于叙事，骚体句多用于描写：“掀腾勃怒，万夫不敢前兮；宛然听命，惟圣人之所使。……蜀江远来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尝龃龉兮，其意骄逞而不可摧。忽峡口之逼窄兮，纳万顷于一杯。……忽孤城之当道，钩援临冲，毕于其下兮，城坚而不可取。矢尽剑折兮，迤逦循城而东去。”或用于抒发感慨：“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变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说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唐宋科举，考试律赋。律赋就是骈赋，只是限制更严，不仅限骈偶，而且限韵数，故历来为文学史家所不取，认为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其实对律赋不可一概否定。正如刘克庄《李耘子诗卷》（卷九八）云：“唐世以赋诗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诗，故唐人诗工而赋拙。……本朝亦以诗赋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赋，故本朝赋工而诗拙。今之律赋，往往造微入神，温飞卿、李义山之徒未必能仿佛也。”因此，宋代不仅律赋多，而且质量高。
苏轼现存律赋六篇（《浊醪有妙理赋》、《延和殿奏新乐赋》、《明君可与为忠言赋》、《通其变使民不倦赋》、《三法求民情赋》、《六事廉为本赋》），均以议论胜。以“神圣功用，无捷于酒”为韵的《浊醪有妙理赋》（卷一），赋题为杜甫《晦日寻崔戢、李封》诗成句：“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这正是此赋主旨，赋一开头即予点明：“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卧梦，信妙理之疑神。浑盎盎以无声，始从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径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全赋围绕这一主旨，驱使与酒有关的典故几乎句句用典，而所有典故都在借“外寓于酒”以说明“内全其天”，以抒发他贬官海南时的心境。李调元《赋话》卷三《新话》三云：“宋苏轼《浊醪有妙理赋》云：“得时行道，我则师齐相之饮醇；远害全身，我则学徐公之中圣。”穷通皆宜，才是妙理。通篇豪爽，而有隽致，真率而能细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通物之变，民用无倦”为韵的《通其变使民不倦赋》（卷一），表现了他一贯的变革主张：“物不可久，势将自穷。
欲民生而无倦，在世变以能通。器当极弊之时，因而改作；众得日新之用，乐以移风。”然后他历举各种变革，表现出他特有的雄辩之风：“下迄尧舜，上从轩羲。作网罟以绝禽兽之害，服牛马以纾手足之疲。田焉而尽百谷之利，市焉而交四方之宜。神农既没，而舟楫以济也；后圣有作，而弧矢以威之。至贵也，而衣裳之有法；至贱也，而臼杵之不遗。居穴告劳，易以屋庐之美；结绳既厌，改从书契之为。……以瓦屋则无茅茨之敝漏，以骑战则无车徒之错综。更皮弁以圜法，周世所宜；易古篆以隶书，秦民咸共。”他反对骤变，主张渐变，在此赋中也有反映：“如地也，草木之有盛衰；如天也，日星之有晦见。皆利也，孰识其所以为利；皆变也，孰诘其所以制变？五材天生而并用，或革或因；百姓日用而不知，以歌以拚。岂不以俗狃其事，化难以神。疾从古之多弊，俾由吾而一新。观《易》之卦，则圣人之时可以见；观卦之象，则君子之动可以循。”李调元《赋话》卷五评此赋云：“宋苏轼《通其变使民不倦赋》云：“制器者皆出于先圣，泥古者盖生于俗儒。
昔之然今或以否，昔之有今或以无。将何以鼓舞民志，周流化区？王莽之复井田，世滋以惑；房琯之用车战，众病其拘。”以策论手段施之贴括，纵横排戛，仍以议论胜人，然才气豪上，而率易处亦多，鲜有通篇完善者。”“寓议论于排偶之中”，“偶语而有单行之势”，这是苏轼律赋的特点，他比欧阳修更加才气纵横，更加不为律赋之律所拘，纵横排戛，随心所欲，句式尤为灵活多变，大量使用之乎者也之类的虚词，有些律句几与散文无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