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少数民族问题上，苏过的《论海南黎事书》颇有见地。他首先指出要重“民言”，要使下情上达：“国家之善恶，法令之得失，官吏之贤不肖，未尝不窃议于下也。……古之君子建一事，出一令，未尝不参之于民言。”他指责当时的官吏根本不重视民言，不了解下情：“今天下号称能吏者，直以簿书期会洁身奉己而已；尤异者，使民尊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可谓能矣！然上之情不可知，下之情不能达，所谓利害之实，从何而得之哉！”在处理海南黎人的问题上，就暴露出各级官吏根本不了解民情，有人主张“覆其巢而夷其地”，即用武力镇压；有人主张“羁役其人，而改其俗”，即按治理汉人之法治理黎人，强迫其同化；有人主张“绝其通市以困其力”，即断绝同黎人的贸易。苏过以自己“侍亲海南，实编于民”所了解到的详情，一一驳斥了上述主张。他认为要治黎，首先要搞好吏治：“饬有司，严约束，市黎人物而不与其值者，岁倍偿之，且籍其家而刑其人”，“又为之赏典以侍能吏”。
其次，主张选黎人作吏：“朝廷若捐数官以使人，则贤于用师矣。”
“今朱崖屯师之千人，岁不下万缗，若取十一以为黎人之禄，可以罢千师屯矣。”再次，主张用民兵代替戍卒。他说，当时的戍卒，“多出无赖，所过聚落，鸡犬一空。来则捶暴其家人，去则坏弃其器具。”这种扰民之卒不如不要好。他说：“仆以为戍卒可省，民兵可用。何则？编户之家，家有武备，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而又习其山川险阻，耐其风土瘴疠。吏若拊循其民，岁有以赏之，则吾藩篱不可窥矣。”苏过这些主张是比较切实可行的。赵怀玉《斜川集序》说：“东坡善言兵，而叔党有论黎事之书，出处进退，未忘国家。”确实如此，苏过虽然长期闲居，身处下僚，却同他父亲一样，“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
苏轼三子“俱善为文”，而以苏过的文学成就最高。苏轼《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卷三八）说：“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近者戏作凌云赋，笔势仿佛《离骚》经。”《和陶游斜川，正月五日与儿子过出游作》（卷四二）又说：“过子诗似翁，我唱儿辄酬。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不？”又海南《与刘沔都漕书》（卷四九）云：“幼子过文益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苏辙也赞其“能文”（《宋史·苏过传》）。后人常称赞“其诗文具有家法”；“笔下诗文嗣乃公”；“零章断句，等诸笠屐（苏轼）之遗”。苏过的文学成就当然不可能同苏轼相比，但说他的诗文具有苏轼之遗风，确实并非夸张。
苏轼的文章纵横恣肆，气势磅礴，情致绵密，苏过的诗赋和部分散文，如《书〈张骞传〉后》、《伏波将军庙碑》、《志隐》、《论海南黎事书》以及《飓风赋》、《思子台赋》等，也具有这种特点。前面已经谈到《飓风赋》的寓意，这里我们再来看看他对飓风的描写吧。首先，他通过客人之口写飓风之征兆：“仲秋之夕，客有叩门指云物而告予曰：“海氛甚恶，非祲（妖氛）非祥。断霓饮海而北指，赤云夹日而南翔。此飓之渐也；子盍（何不）备之？”接着写飓风初来之情景：“语未卒，蓬户肃然，槁叶蔌蔌，惊鸟疾呼，怖兽辟易，忽野马（云气）之决骤（急奔），矫退飞之六鹢。袭土囊之暴露，持众窍之叱吸。”特别精彩的是对飓风盛时恐怖景象的描写：
少焉，排户破牖，陨瓦擗屋。礧击巨石，揉拔乔木。势翻渤澥，响震坤轴。疑屏翳（风神）之赫怒，执阳侯（波涛之神）之将戮。鼓千尺之涛澜，襄（上）百仞之陵谷。吞泥沙于一卷，落崩崖于再触。列万马而并骛，溃千里而争逐。虎豹慑骇，鲸鲲奔蹙。类钜鹿之战，殷声呼而动地；似昆阳之役，举百万于一覆。予亦为之股栗毛耸，索气侧足。夜拊榻而九徙，昼命龟而三卜。
这里，既有对飓风的正面描写：房屋被撕裂，巨石相撞击，树木连根拔，倒海翻江，声震乾坤；又有侧面烘托：虎豹惊骇，鲸鲲奔蹴，自己也“股栗毛耸，索气侧足”；既用神话传说作形容，屏翳赫怒戮阳侯；又以着名恶战相比拟，有如钜鹿、昆阳之役，真是极尽夸张之能事。而风过浪平之后又是一番景象：“已而山林寂然，水波不兴。动者自止，鸣者自停。湛天宇之苍苍，流孤月之荧荧。”读了苏过的《飓风赋》，我们好像经历了飓风的全过程一样，开头越来越声势逼人，最后却寂然清明。全文都写得有声有色，使人有亲临其境之感。《宋史·苏过传》说：“其《思子台赋》、《飓风赋》早行于世。”可见在当时就是他的名篇。
明人袁宏道说：“坡公之可爱，多其小文小说。”《斜川集》中也有一些脍炙人口的小品，如《记交趾进异兽》（卷七）：“麒麟凤凰，天所生也；虎豹蛇蝎，亦天所生也。生麟凤也，必复生虎豹蛇蝎，苍苍者或自有说。然天之生麟凤也不数，而虎豹蛇蝎害人之物往往蕃衍于深山大泽。眈眈焉，逐逐焉，肆其爪牙之利，以逞其口腹之欲。宜乎麒麟凤凰高飞远引，不一游于世也。”短短一百字，可谓寄慨万端！老天爷既生麒麟凤凰，又生虎豹蛇蝎；麟凤生得不多，而虎豹蛇蝎却比比皆是；正因为虎豹蛇蝎横行，麒麟凤凰就只好高飞远引！杜甫《恶树》云：“幽阴成颇杂，恶木翦还多！”真是千古同慨！虎豹蛇蝎之“眈眈焉，逐逐焉，肆其爪牙之利，以逞其口腹之欲”，这不是对当时时局的逼真写照吗？
苏轼说：“过子诗似翁。”苏过的诗更似苏轼晚年和陶诗。苏过青年时代随父南迁，就深受其父的影响，爱上了陶诗；其后长期闲居，沉沦下僚，更使他同陶诗结下了不解之缘。因陶潜曾游斜川，他就把自己卜居之地命名小斜川。他在《次韵姚美叔约寻春之什》（卷六）表示“斜川终拟学渊明”。苏过所谓“学渊明”，主要是指要学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其《次韵孙海若见赠》（卷四）云：“折腰为五斗，强颜管库职。……坐吟渊明篇，令人有愧色。”但是，读读《斜川集》就不难看出，他把陶潜“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特有诗风也学到了。今存《斜川集》，以五言古诗为最多，大都写得表面质朴而实际绮丽，表面清瘦而实际丰腴。前面所举的苏过诗往往具有这一特点，这里我们再来读读他的《和叔宽田园六首》中的第六首吧：“十年资章甫，人弃我亦闲。得从长沮游，时把严陵竿。本非厌作吏，未忍违故山。朝来行西畴，果腹惟三餐。信哉负郭美，五斗何足干。长为田舍翁，所乐非所叹。”章甫，宋人的礼帽。《庄子·逍遥游》云：“宋人资（卖）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前六句大意是说，他像宋人卖章甫到越国一样，干着无用的事，朝廷对他弃而不用，他也乐得清闲，像古代隐士长沮、严子陵一样隐居故山。后六句具体描写隐居之乐，“信哉负郭美”，表现了他对田园风光的热爱；“五斗何足干”，表现了他对仕途的蔑视。这首诗从内容到风格都酷似陶诗，平淡的话语中有着丰富的内涵。
苏轼之孙、苏迈之子苏符（１０８６-１１５６）字仲虎，自幼力学有大志，为苏轼所赏，称为“作”。苏轼《庚辰岁人日作》（卷四三）说：“老去仍栖海南村，梦中时见。”刘辰翁认为：“此句为仲虎发也。”陆游《老学庵笔记》说：“在蜀见苏山（苏符之子）藏公墨迹，叠韵《竹》诗，后题云：“寄作诗孙符。”以元佑党人之后不予录用，益闭户读书。苏辙殁，以遗恩授假将仕郎，调随州司刑曹事，绍兴中官至中书舍人、礼部侍郎，权礼部尚书兼侍读，赐三品服，是朝廷大臣，官位几与其祖苏轼相近，《宋史》却无传。好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川眉山城南四十里的东坡山挖掘出“苏山泣书”
的《苏符行状》，除提供了详尽的苏符生平事迹外，还为考察南北宋之际苏氏之升沉提供了颇为珍贵的材料。“党祸再起，摈元佑公卿之后不用”，这与苏过闲居颍昌达十年之久是一致的。“叔祖黄门公没”，“以遗恩授（符）假将仕郎”，这与朱弁《曲洧旧闻》的下述记载是一致的：“子由讣闻，赠宣奉大夫，仍与三子恩泽。
王辅道为余言，（蔡）京以子由长厚，故恤典独厚。”王巩《苏黄门挽词》也有“优典恤皇情”语。《行状》表明，苏辙死，不仅“与三子恩泽”，而且泽及其侄孙。“遇靖康兵祸，夫人与七子俱没虏中”，这与《周省斋集·乾道丁亥泛舟游山录》所载也是一致的：“大府寺丞苏岘叔子，东坡曾孙，而过之子，陷金。尚书（苏）符奉使时挈以归。”据《行状》，苏符曾三次受召，这正反映了南宋初年鉴于北宋灭亡的教训，十分重视苏轼的忠言谠论，故恩及其后代。苏符亦能文，周麟之《敷文阁直学士致仕苏符赠官制》称其“擅雕龙之文，蕴凌云之气，善继厥祖，不陨其声”。苏籀《奠亡兄尚书龙学文》云：“公弱敦敏，耽玩经旨。康成、王弼，《风》、《雅》、《彖》、《系》，《语》、《孟》、《檀弓》，发微究体。斟酌心精，应用词绮。炯然独识，洒落清制。缊袍颜巷，淹此国器。伟欤东坡，百代之师。公其元孙，家学在兹。”
第三节 “齿爵皆优于兄”的苏辙
一、“齿爵皆优于兄”
苏辙（１０３９-１１１２）字子由，一字同叔，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苏轼弟。自幼深静好学，博览群书，抱负宏远，以治国安邦为己任。嘉佑二年，与兄轼同榜进士及第，一时名动京师。同年四月因母丧返蜀。嘉佑六年，兄弟二人同举制科，在御试制科策中极言朝政得失，胡宿以为不恭，力请黜之，仁宗仍诏以四等及第。除商州军事推官，奏请在京侍父，未赴任。治平二年，出任大名府推官。次年，苏洵病逝于京，与兄扶丧返蜀。熙宁二年还朝，任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议事每与王安石不合，又上书批评新法，且请去职。次年春张方平知陈州，辟辙为陈州教授。六年，为齐州掌书记。九年，罢任还京，上书要求废除新法，出为南京签判。元丰二年苏轼以谤讪新政罪名入御史台狱，苏辙乞纳在身官以赎兄罪，谪监筠州盐酒税。七年，移绩溪令。哲宗继位，高太后听政，起用司马光为相，苏辙被召还朝任校书郎，未至都门擢为右司谏。元佑元年二月到任，九月，拜起居郎，十一月，擢为中书舍人。历任户部侍郎、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御史中丞、尚书右丞、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在朝期间，力主废弃新法，但又主张区别对待，慎重从事，在处置西夏、治理黄河等问题上，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主张。哲宗亲政，起用新党。
绍圣元年三月，落职知汝州。六月，降三官，知袁州。九月，降授朝议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绍圣四年，再谪化州别驾，雷州安置。次年，移居循州。元符三年，遇赦北归，寓居许昌颍水之滨，自号颍滨遗老，杜门谢客十二年，直至政和二年病逝。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苏辙一生着述丰富，特别是在其两次贬官和晚年谪居期间，更加致力于着述。他于元佑六年编定《栾城集》五十卷，崇宁五年编定《后集》二十四卷，政和初又编《栾城第三集》十卷，凡八十四卷，又着有《栾城应诏集》十二卷，合称《栾城》四集。除此之外，苏辙的学术着作有《诗集传》十九卷、《春秋传》十二卷、《论语拾遗》一卷、《孟子解》一卷、《古史》六十卷、《老子解》四卷，均存于世。苏辙元符二年谪居循州时撰笔记《龙川略志》六卷、《龙川别志》四卷，事迹见苏辙《颍滨遗老传》（《栾城后集》卷一二、一三）、《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一一《苏辙传》、《宋史》卷三三九本传。
《宋史·苏辙传》说：“辙与兄（轼）进退出处，无不相同。”的确如此，苏轼兄弟确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从小共同受着良好的家庭教育；在仁宗朝，他们兄弟同科进士及第，同应制科试入等；在神宗朝，他们同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先后离开朝廷，同因乌台诗案而遭贬谪；元佑年间二人同被起用而青云直上，哲宗亲政后同被远谪岭南。但是，世间的任何人和事的“相同”都是相对的，不可能“无不相同”，他们兄弟的性格差异甚大，并影响到他们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及文学风格。
二、“少者谨重”
苏轼爱好书画，喜欢收藏书画，每有所获快乐到极点；苏辙对此不感兴趣，苏轼《子由幼达》（卷七二）称其“观之漠然，不甚经意”。苏轼爱游山玩水，苏辙《武昌九曲亭记》（卷二四）说：“有山可登，有水可涉，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苏辙对此也有兴趣，常“从之游”，但远没有苏轼那么浓厚的兴趣，以致苏轼常常“翩然独往”。苏轼是一位外向型人物，敢想敢说敢做，爽朗豪放，很像他的祖父苏序；苏辙却是内向型的人物，思想活跃却沉默寡言，很像他的父亲苏洵。他们这种性格差异，从小就表现得很明显，苏洵在《名二子说》就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而“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苏轼性格豪放不羁，锋芒毕露，确实“不外饰”。结果一生屡遭贬斥，差点被杀头。苏辙性格冲和淡泊，深沉不露，在以后激烈的党争中，虽然也屡遭贬斥，但多因兄连累，并终能免祸，悠闲地度过了晚年。
张方平与苏轼兄弟初次交谈，就发现他们性格的很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