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早年曾作《老聃论》，公开反对以周公、孔子之言定佛、老的是非，认为儒、释、道可相通。在对佛、道的态度问题上，苏轼偏重于从政治上反对佛、道，他的《子思论》、《荀卿论》、《韩非论》、《韩愈论》都对所谓异端思想持批判态度。他说：“圣人之所为恶乎异端，尽力而排之者，非异端之能乱天下，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他认为正是老、庄的“轻天下万物之术”，造成了法家的“敢于残忍而无疑”，结果“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韩非论》）。这都是从异端可导致亡国的角度讲的。苏辙在儒、释、道问题上大胆提出了很多重要观点。他认为儒、释、道可以合一。
老、庄反对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主张“无所是非”的观点符合孔子的“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的主张；老子既讲“常欲无，以观其妙”，又讲“常欲有，以观其徼”；既讲“无之以为用”，又讲“有之以为利”；佛家既讲断灭，又讲“无断无灭”。他认为这些主张“亦近于中庸”。苏辙晚年作《老子解》，主张儒、释、道合一，实际上在他青年时代所作的《老聃论》中已经提出来了。他公开反对以周、孔之言定佛、老之非。他说：“昔者天下之士，其论老聃、庄周与夫佛之道者皆未尝得其要也。”因为他们都以周、孔之言去驳佛、老之言，而佛、老之徒根本就不相信周、孔之言，因此，他认为“老聃、庄周之言不可以周、孔辩”。这就像与邻里辩论，“而曰吾父以为不然”，谁会以你父亲的话为是非标准？
那么要怎样才算“得其要”呢？苏辙认为只能“平心而观焉，而不牵乎仲尼、老聃之名，而后可与语此”。只能就观点本身的“是非利害”进行辩论，只有那些“辩之而无穷，攻之而无间”的观点才是“天下之道”。早在宋代，苏辙就这样明确地反对以周、孔之言为是非标准，是大胆的、深刻的。第三，经过苏辙的“平心而观”，他认为老、庄学说比杨朱、墨翟之言深刻得多、全面得多。杨朱主张为我，墨翟主张兼爱，“天下之事，安可以一说治也？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爱，断之以为我，故其说有时焉而遂穷。”老、庄就不是这样：“今夫老、庄无所是非，而其终归于无有，此其思之亦曰详矣”；“老聃、庄周，其思之不可谓不深矣”；“其论纵横坚固而不可破也。”（均见《老聃论》）这简直是公开为老、庄思想唱赞歌。第四，即使儒与道相较，他认为亦各有得失，其《御试制科策》说：
“老子之所以为得者，清净寡欲；而其失也弃仁义，绝礼乐。儒之得也尊君抑臣；而其失也，崇虚文而无实用。……汉文取老子之所长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丰；汉武取儒者之所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弊。此儒、老得失之辨也。”苏轼多批评佛、老对治国的危害，苏辙则认为即使在治国上，儒、道两家亦各有所失，各有所得。由此可见，在对佛、道的态度上，苏轼兄弟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苏辙不仅政治观点比苏轼尖锐激烈，而且他的学术思想也比苏轼更加复杂和大胆。
五、“子由之文畅而平”
宋人对苏轼兄弟的文学成就的评价分歧颇大，但客观地说，苏辙仍逊于苏轼。他的文艺思想就远没有苏轼丰富，仅《上枢密韩太尉书》、《王维吴道子画》、《墨竹赋》、《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诗病五事》等诗文，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如重视生活阅历、艺术实践、艺术构思对创作的作用之类，但并未超出苏轼论及的范围，也远没有苏轼深刻。苏轼论文重艺，而苏辙论文却颇有道学气，这集中表现在他去世前不久所作的《诗病五事》中。他批评李白说：“李白诗类其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唐诗人李、杜称首，今其诗皆在，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扬杜抑李是宋人的普遍倾向，这段话就很典型。苏轼有时也更推崇杜甫，如《王定国诗集叙》（卷一○）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但他并没有像苏辙那样反对李、杜并称，他在《次韵张安道读杜诗》（卷六）中说：“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苏辙指责李白“不知义理”的根据之一是：“永王将窃据江陵，白起而从之不疑。”而苏轼对李白参与永王李璘幕府却持辩护态度，他在《李太白碑阴记》（卷一一）中说：“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痈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胁迫。”可见，苏轼兄弟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苏辙对孟郊的评价也集中表现了他以道论诗的观点。《诗病五事》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孟郊尝有诗曰：“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郊，耿介之士，虽天地之大，无以安其身，起居饮食有戚戚之忧。……孔子称颜子“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虽穷困早卒，而非其处身之非，可以言命，与孟郊异也。”苏轼兄弟都不满孟郊，但苏轼《读孟郊诗》（卷一六）主要是不满孟郊诗的苦涩，而对其“诗从肺腑出，出则感肺腑”的真情实感称颂备至。苏辙以道衡诗，指责孟郊啼饥号寒，连“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这样出自肺腑的名句都一概否定。
苏辙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他的文风与苏轼有很大不同，轼文信笔抒意，千变万化，有一泻千里之势、牢笼万物之态。辙文却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苏轼《书子由〈超然台赋〉后》（卷六六）说：“子由之文，词理精确不及吾，而体气高妙，吾所不及。”苏辙说：“子瞻之文奇，余文但稳耳。”（《栾城遗言》）朱熹《朱子语录》一三九说：“东坡文字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晓。”所谓“不甚分晓”，正由于“体气高妙”，不是一望所能明白。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说：“明允之文浑而劲，子瞻之文爽而俊，……子由之文畅而平。于鳞（李攀龙）云：“惮于修词，理胜相掩。”诚然哉。”刘熙载《艺概·文概》说：“大苏文一泻千里，小苏文一波三折。”又说：“子由称欧阳公“雍容俯仰，不动声色，而义理自胜。”认为子由之文“有得于欧公”。茅坤《苏文定公文钞》卷八说：“子由之文，其奇峭处不如父，其雄伟处不如兄，而其疏宕嫋娜处，亦自有一片烟波，似非诸家所及。”这些话都相当准确地概括了苏轼兄弟的不同文风。
与苏轼那种纵横恣肆、一泻千里的文风比较，苏辙文具有以下特点：一、旨意深微，其正意不肯一口道破，往往纡徐百折而后出之。例如，他的《民政策二》，本来是一篇论宋代科举之弊的文章，但却从周、秦民风之异讲起。文章的后半部分才讲到“民昏而不知教”，“其罪不在于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朝廷一面想“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一面又仅仅以科举取士。他说：“士大夫为声病剽掠之文，而治苟且记问之学，曳裾束带，俯仰周旋，而皆有意于天子之爵禄。”文章至此，主旨才完全显露。他的《唐论》（同上卷三）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来论述一般历史现象，而无只字及唐，却为后面的论唐作好了铺垫；无只字及宋，但他对历代君主顾此失彼的分析，显然是为宋而发。如果说前半论历代君主顾此失彼是为宋王朝的衰弱寻找病因，那么后半论唐制之得则是为宋王朝开的药方。寓意深微，多题外之旨，弦外之音，言在此而意在彼；行文曲折，纡徐平缓，落笔远而又扣题紧，这是苏辙特有的文风。
二、抑扬顿挫，有从容不迫之态。如他的《君术策五》（同上卷六），全文论审势，论因势利导的重要性：“臣闻事有若缓而其变甚急者，天下之势是也。……故夫天子者，观天下之势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归者也。”接着苏辙以治水为喻，他说：
长江大河，日夜浑浑，趋于下而不能止，抵曲则激，激而无所泄则咆勃溃乱，荡然而四出，坏堤防，包陵谷，汗漫而无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导之，则其势不至于激怒坌涌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泄之，则其势不至于破决荡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无事之不足畏也，而不为去其所激；观其激作相蹙，溃乱未发之际，而以为不至于大惧，不能徐泄其怒，是以遂至横流中原而不可卒治。
苏辙用这样长的篇幅（约占全文的三分之一）作比喻是值得的，因为全文的基本观点已包括在这一比喻中。
又如《三国论》（同上卷二）一开头就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题：“天下皆怯而独勇，则勇者胜；皆暗而独智，则智者胜。”按题作文，苏辙本应全面论述曹、孙、刘三雄。但他不是这样，全文的重点是把刘备同刘邦作对比，着重说明刘备不像刘邦那样善于以不智不勇得天下：“刘备之才近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术。”
全文用了很多排比句，读起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立论新而又气势足。以上两文的抑扬顿挫还以气势胜，苏辙另有一些散文则以从容不迫，曲折多姿为特点。例如《答黄庭坚书》（卷二二），先说自己不配与黄交游：“辙之不肖，何足以求交于鲁直（即黄庭坚）”；次说自己早愿与黄交游：“然家兄子瞻与鲁直往还甚久，辙与鲁直舅氏（李）公择相知不疏，读君之文，诵其诗，愿一见者久矣。”愿交虽久，而并未奉书：“性拙且懒，终不能奉咫尺之书，致殷勤于左右，乃使鲁直以书先之，其为愧恨可量也。”但想到黄庭坚相知相爱之深，觉得书之先后不足介意，又轻轻拂去了自己的“愧恨”：“自废弃以来，颓然自放，顽鄙愈甚，见者往往嗤笑，而鲁直犹有以取之。观鲁直之书，所以见爱者，与辙之爱鲁直无异也。然则，书之先后，不君则我，未足以为恨也。”这段文字，颇能代表苏辙散文平缓、婉转的特征。
三、语言平淡，体气高妙。这是苏辙散文最突出的特点。
苏辙为文，“惮于修词”，不事雕琢，不求艳丽，典雅淡泊，深醇温粹。正如宋孝宗对苏辙曾孙苏诩所说：“子由之文，平淡而深造于理。”他贬官筠州时所作的《东轩记》（卷二四），首写修建东轩的经过，次写东轩建成后，自己因事务繁忙而无暇在此宴息：
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
暮归，筋力疲废，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终不能安于所谓东轩者。每旦暮出入其旁，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
寥寥数笔，苏辙就把自己事务繁忙、郁郁寡欢的神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表达了他被迫要将功赎“罪”的痛苦心情；“哑然自笑”四字，更是传神之笔，生动表现了他那无可奈何、自我解嘲的神情。文章的后一部分，也是主体部分是抒发感慨。他说自己少年时代曾怪颜回箪食瓢饮，居于陋巷，“何至困辱贫窭，自苦如此！”而现在他才懂得颜回的“自甘贫贱”，良有以也。平平叙来，而后悔出仕之情却溢于言表。他说：
“士方其未闻大道，沉酣势力，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为乐矣。”他过去就有点这种味道。“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华而收其实，从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为大与生死之为变，而况其下者乎？故其乐也，足以易穷饿而不怨，虽南面之王不能加之。”他现在懂得了轻外物，求自得之乐，可惜已经来不及了。他只希望能“归伏田里，治先人之弊庐，为环堵之室以居之，然后追求颜氏之乐”；但他自己“以谴来此”，身被“桎梏”，连“归伏田里”也“非所敢望”。
这篇文章语言极其平淡，思想却极其深沉，完全是仕途失意之人的大彻大悟之言，充分抒发了无可奈何的谪居之悲，茅坤《苏文定公文钞》卷一九称其“凄怆可诵”。
他晚年所作的《遗老斋记》，也以言浅意深为特征。这篇文章先叙遗老斋的修建和命名，接着回顾了一生的宦海浮沉，最后感慨道：
盖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间与世俗相从，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虽号为得志，而其实不然。予闻之，乐莫善于如意，忧莫惨于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间，杜门却扫，不与物接。心之所可，未尝不行；心所不可，未尝不止；行止未尝稍不如意，则予平生之乐，未有善于今日者矣。汝曹志之，学道而求寡过，如予今日之处遗老斋可也。
茅坤称赞此文“有老人之旨”。是的，这篇文章纯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在向儿孙辈传授自己以数十年的宦海浮沉为代价换来的处世之旨，内涵非常丰富。他少年时一举进士及第，换得的是“流落凡二十余年”；“与闻国政”换得的是“播迁南荒，水陆万里”；而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了哪一条呢？回顾往事真是得不偿失。表面看他似乎对自己现在这种“闭门却扫，不与物接”的生活很满意，但是，像他这样一位从小关心国家治乱、从政四十余年的人，是不可能完全忘怀时事的。因此，正言若反，《遗老斋记》中那些看似轻松的话，实际反映了他对时局无可奈何的极其痛苦的心情。苏辙此文平淡无奇，嗜华丽者，鲜能好之；思想深沉，匆匆读过，鲜能知之。但如果反复咀嚼，往往觉得它确实“精妙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