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词可知，苏辙并非不能作词，只是不喜作词罢了。此词上阕从长年离别写到今朝欢聚。一、二句写兄弟离别之久，从熙宁四年颍州之别至熙宁十年，已经整整七年了。三、四句写苏轼对自己的怀念，点去年中秋苏轼怀子由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第１７５页）：“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后五句写今朝“同泛清河古汴”。《凉州》指《凉州词》，乐府《近代曲》名，此代指唱曲的歌女。他们一面泛舟，一面欣赏歌女唱曲，惊起群群汀州鸿雁，够快乐了。但好景难长，下阕从今朝欢聚，想到明朝离别，发出一片悲凉之音。前三句写“坐中客”的装束，四五句感叹光阴易逝，盛时难再。接着以“今夜清樽对客”的欢聚之乐，反衬“明夜孤帆远驿”的别离之苦，而展望未来更不堪想象，恐怕只能像王粲那样“相对永登楼”。这个“永”字，语重千斤。苏轼《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说：“子由相从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其语过悲。”“悲”而且“过”就在于下阕，特别是结尾数句，太伤感了。苏轼在《中秋月寄子由》中回忆当时情景说：“歌君别时曲，满座为凄咽！”莫说那时的当事者，就是今天的读者读到它，也有催人泪下之感。苏轼在和词中安慰弟弟道：“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上，扶病入西州。”并想象弟兄双双相亲相爱同返故里的情景说：“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苏轼这一功成名遂之后弟兄同归故里的愿望，一生从未实现过；后来实现的是兄弟二人“扶病”去雷州、儋州贬所。
七、“雄快疏畅”、“尚有典型”的苏籀
孙汝听《苏颍滨年表》云：“三子：迟，字伯充，官至大中大夫、工部侍郎、徽猷阁待制，绍兴二十五年卒；适，字仲南，官至承议郎、通判广信军，宣和四年卒；逊，字叔宽，官奉议郎，通判泸州潼川府，靖康元年卒。五女，文务光、王适、曹涣、王浚明、曾纵其婿也。务光字逸民，适字子立，焕字子文，纵字元矩。”苏辙子、婿多能诗文，但成就皆不如苏轼幼子苏过突出，此不具论。只有苏辙之孙苏籀值得一提。
苏籀（１０９０-？）字仲滋，苏辙孙、迟子，过继于苏适为后。年十四，曾侍苏辙于颍昌，首尾九年，未尝离左右。后以祖荫为陕州仪曹掾。宣和间，为迪功郎。绍兴三年，为大宗正丞十四年，为将作监丞（同上书卷一五一）。十九年，出为台州添差通判。官终朝请大夫。其子苏诩《双溪集后跋》云：“建炎初南渡，侍伯祖侍郎（苏迟）居婺州近三十年。”孝宗时卒，年七十余。着有《双溪集》十五卷、《栾城遗言》一卷，事迹见《敬乡录》卷七、《宋史翼》卷四。
对于苏籀的评价历来分歧较大。元吴师道《敬乡录》卷七云：“自处方严，不苟合，故任止于此。”《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七则斥其“上秦桧二书及《庚申年拟上宰相书》皆极言和金之利，所以归美于桧者无所不至，不免迎合干进之心。又《杂着》中别有《进取策》一篇，复力言攻刘豫以图金。前后议论，自相矛盾。盖皆揣摩时好以进说，小人反复，有愧于乃祖实多”。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卷二二亦云：“即籀之文章以考其生平，知其为人熏心富贵，惟利是视，故献媚权奸，求为卖国牙郎而不可得，此苏氏之不肖子孙，虽有文集传世，曾何足道！”毋庸讳言，苏籀上大臣书，确有“干进”之心，美化秦桧之言更不堪卒读。但他在南宋初年力主抗金，《进取策》亦作于金废刘豫之前。而上秦桧、时宰书则作于南北对峙局面已成、金废刘豫之后。其《上秦丞相第一书》（卷八）云：“艺祖、太宗之郡县未复也，梓宫之未来也，太母之未归也，渊圣之久留也。以道言之，四患之未弭，为邦何以立耶？
建炎以来，亟战而求之，逾十祀矣。……今虏立新君，一时用事之臣改易，非前日矣。彼我之相与，既非敌怨，故使命踵来，言还地讲和。……盖天意悔祸，穹庐革心，易战争为誓盟，变甲胄为皮币。转睽离拘质为会合，改怨雠忾恨为恩惠。我之所得如此，复何求哉！……万一地界渐复，信使又至，梓宫、太母、渊圣相继来还，此亦讲和之当然也。”时移势易，观点随之有变化，恐不能说就是“自相矛盾”、“小人反复”。其《面对论和战札子》（卷九）谓“深念夫兴王要略，岂不曰修政令、肃纪纲、理财用、洽恩信、精士卒、练将帅、饬守御七者”，可见他是一位关心时局的人。
苏籀出自文学世家，受祖辈熏陶，故其诗文“雄快疏畅，以词华而论，终为尚有典型”。卷六存其辞赋《汤泉赋》、《二松赋》、《牡丹赋》、《闽岭赋》、《雪堂砚赋》、《米元晖研山赋》、《戏作梅花赋》、《灵物赋》及《秋辞》、《乌石山辞》均为“雄快疏畅”、富有词彩之作。其《汤泉赋》、《二松赋》作于任陕州仪曹掾时，前篇有“陕西南坤，泉滃山涧”，后篇有“商邑岩岩，群山环中”语可证。前篇谓温泉只适合他这样的寒士：“此山岳之仁气，愍寒士之枯朽。
假温慈而惠和，以洗浣其尘垢。使于斯而产金玉，终何益于野叟。惟荒山与乱石，无华堂与琼甃。免污亡国，华清贵妃。嬿婉之求，无取于斯。予槁项黄馘，短发葳蕤。青鞋直趋，老栉自随。
头轻目明，弹冠振衣。咏而风乎，配鲁之沂。”后篇歌颂二松之品质，妙喻连篇，更富文采：“二友忘言，冉冉秋冬。古之遗直，本钜末丰”，“凛凛乎其可严惮也”，“矫矫乎其能励操也”，“冰合九河，雪屯万峰。毛发磔磔，不改声容。”末以感叹作结：“世人欲速，种柳与枫。菌生朽壤，蔓延楚丛。惟二友之不凡，爱正命于厥躬。
相与吟啸而作，殆其莫逆于胸。”
《跋东坡拔豕帖》（卷一一）论苏轼书法虽得自天资，“亦须积习”：“先生早年在岐下写《楚词》一章，云似钟繇行体，笔能趁意，是时书画已绝出世俗。自壮逮老，周游四方，古人奇迹，无不临遍。峤南书帖，特为超妙，尝戏语云可比二王，所谓七十而从心不逾矩者也。嗟夫！虽天资殊异，亦须积习，始蹈大成，况常常者其可不勉耶！”
苏籀有《书三学士长短句新集后》。三学士指黄庭坚、秦观、晁补之。文章感慨：“曩日正始群贤在朝，黄、秦、晁三公骞翔台阁，追想其奏篇大廷，垂绅文陛，据梧挥犀，石渠、东观，质据辨析，泯然邈矣。所余着书，名章大论，炜煌照世。其樽俎折冲，款昵名胜，高酬妍倡，以使酒寓意，融金石、感鬼神。咸韶虽隐，《阳春白雪》犹将仿佛焉。其风流雅尚之最，吾人所欲珍辑，是天下奇韵嘉闻也。”认为黄词纤秾精稳，体趣天出，简切流美，有佩玉之雍容；秦词落尽畦轸，逸格超绝，前无伦而后无继；晁词平处言近文缓，高处新规胜致，自成一姿次致。三人皆内重外轻，淳至旷达，涤除陈俚，发为新雅，声称彰灼于天下。这是一篇重要词论，有助于理解黄、秦、晁三家词的同异及影响。
籀能诗。其《冻雨》（卷一）云：“淋淋冻雨滴春朝，正月寒威倍栗憀。汩淖不甘劳皁隶，执舆岂必胜刍荛。素餐致冠思长策，失业疲氓想易招。驯伏强豪苏馁乏，济时筹略直须超。”前半写冻雨，表示自己愿意亲躬皁隶执舆之劳；后半写思济时，希望能退强寇，招疲民，抑豪强。其《连雨偶成》（卷二）之二云：“治道灼知（李）斯（商）鞅妄，中兴窃拟（王）导（谢）安难。文章一伎真何益，得失他年极易观。”李斯、商鞅、王导、谢安的“得失”都要在事后（他年）才能看清楚。以此评价当年苏籀的言行，也许更为客观一些。《国士》（卷二）云：“人心天意归有道，务穑训学臻富寿。
自古迂儒无益算，盖世奇才实天授。谁能剡牍出公言，明年定取单于首。”从这些诗都可看出他的政治态度。
其《睡起》（卷三）云：“身将抱瓮灌田畴，老大徒伤鬓已秋。
滞念生缘宁故我，济时及物勉前修。勃磎行世终刚介，重惜尤人返自求。塞马未尝矜得俊，湘猨不在较群猴。”《卜居漫赋》（卷四）云：“肄习素未丰，摸索强裁。铢黍概闻见，谆吃奚述哉。
三捷黜疏慵，湛潜散郎偕。望道几何高，人事宁免乖？眼中悠悠者，樵牧供谈谐。披卷想前芬，肮脏无敌才。功名不复朽，荣观竟烟埃。幽幽畸人居，黄花荐醁醅。所求一日富，不足语时侪。
寄言繁华侣，莫嗤钝如槌。”从这些诗也可看出他的处世态度。
《敬乡录》称其“自处方严，不苟合”，似亦有据，并非全是美化乡贤之语。
伍崇曜《刊双溪集跋》云：“籀又尝赋《南园》诗云：“花骢油壁隐轻雷，消却冰山不复来。坟土未干为馁鬼，园花虽好为谁开。”
厉樊榭等《南宋杂事诗注》引之，今载集中。殆暮年之作，阅历已深，亦知冰山之不足恃欤。”所引《南园》诗乃宋王炎《双溪类稿》卷八之《南园》，实为张冠李戴。
苏籀还撰有《栾城遗言》一卷，录其祖父苏辙为子孙讲学之语，“中间辨论文章流别，古今人是非得失，最为详晰，颇能见辙作文宗旨。其精言奥义，亦多足以启发来学。惟籀私于其祖，每阴寓抑轼尊辙之意，似非辙之本心。又谓吕患卿、王安石之隙起于《字说》及《三经义》，核之史传，亦非事实。……又杂载辙崇宁丙戌梦见王介甫事，尤为失之诞妄。特籀亲承祖训，耳濡目染，其可信者亦多，究非影响比也”。
八、“千古各垂名”
从大中祥符元年（１００９）苏洵出生，到政和二年（１１１２）苏辙去世，凡一百零四年，三苏父子都走完了他们的生命历程。这是北宋王朝由盛到衰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里，三苏父子与同时代的许多仁人志士一样，都想“致君尧舜”，而最后“致”出来的却是宋徽宗这样的昏君、亡国之君，可悲的现实是对他们的美妙理想的无情讽刺。“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他们父子三人都是悲剧人物，他们的一生都在“长鲜欢”中度过的。但“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他们生前一百年的“长鲜欢”，换得的却是“千古各垂名”。
苏轼生前历尽荣辱浮沉，在他未仕以前，因为与他人没有利害关系，得到的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好评。而入仕以后，特别是在卷入变法斗争以后，世人仍对他推崇备至，而变法派却把他骂得一钱不值，甚至把他投入监狱，远谪黄州、惠州和儋州。他生前不但未能实现其抱负，也未得到公正一致的评论。但在他去世后，除徽宗朝和２０世纪“文革”这两个时段，对他的诋毁并不亚于生前其政敌对他的诋毁外，南宋、元、明、清各代对他的评价都很高。宋孝宗《苏文忠公赠太师制》云：
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谥文忠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方嘉佑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乃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峣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佑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论世。倘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赠太师。
宋孝宗又有《苏轼文集赞》（同上）：
故赠太师、谥文忠苏轼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放浪岭海，文不少衰。
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山川风云，草木华实，千汇万状，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之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万几余暇，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着，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寘左右，以为矜式，信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欤！
这两段话是对苏轼的定评。
关于苏辙兄弟诗文的优劣，历来有不同看法。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就是他们自己，他们都说自己不如对方。苏轼《记子由诗》（卷六八）说：“子由诗过吾远甚。”《答张文潜书》（卷四九）又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这并不是什么自谦之词，而是苏轼的真心话。苏轼论诗论文都追求“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中膏，似淡而实美”的艺术风格，苏辙“汪洋淡泊”的艺术风格正符合他的审美趣味。苏辙则认为自己不如哥哥，至少在苏轼谪居黄州以后自己是赶不上了。他在《子瞻和陶诗引》中说：“辙虽驰骤从之，常出其后。”《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也说：“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看来，他对哥哥的推崇也是真诚的。
一般人多认为苏辙不如其兄，但也有认为苏轼不如弟者。
其一为苏辙兄弟的好友刘贡父，他曾说苏辙“所作强于乃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