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师中（１０１３-１０７８）字诚之，楚丘（今山东曹县东南）人。
进士及第后，多立功边疆。应诏上书言时事，吕惠卿以为罔上，贬和州团练副使，稍徙单州，分司南京。元丰元年四月卒，年六十六。师中为人落落有气节，然好为大言，其文有气势，诗什尤高。着有文集三十卷、奏议二十卷。此词即吊其不幸，“伤今感昨”，“余剑戟”，“虚弦索”，“射虎山边”，“骑鲸海上”，皆一去不返了。“贤人命，从来薄”，这就是对李一生的概括。《许彦周诗话》云：“晁无咎在崇宁间次李承（诚）之长短句，以吊承之曰：“射虎山边寻旧迹，骑鲸海上追前约，便江湖、与世永相忘，还堪乐。”不独用事的确，其指意高古，深悲而善怨，似《离骚》。”其余如《洞仙歌》（青烟幂处）、《忆少年》（无穷官柳）、《水龙吟》（去年暑雨钩盘），《盐角儿》（开时似雪）均堪称佳作。
四、“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声”的张耒
张耒（１０５４-１１１４）字文潜，号柯山，人称宛丘先生，楚州淮阴（今属江苏）人。幼颖悟能文，游学陈州，苏辙时为陈州学官，器重之，遂得从苏轼游。熙宁六年进士及第，授临淮主簿。元丰元年，为寿安尉，迁咸平丞。哲宗继位，入为太学录。范纯仁荐试馆阁，迁秘书省正字、秘书丞、着作郎、史馆检讨。八年，迁起居舍人。绍圣元年，出知润州，入党籍，徙宣州。四年，谪监黄州酒税矾务。元符二年，徙复州。徽宗即位，起为黄州通判，知兖州。建中靖国元年，召为太常少卿，旋出知颍、汝二州。崇宁元年，复坐党籍落职，管勾亳州明道宫。在颍州时闻苏轼讣讯，为苏轼举哀行服，言者劾之，复贬房州别驾，黄州安置。五年，得自便。大观二年，居陈州。政和四年卒，年六十一。着有《宛丘先生文集》七十六卷，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出版有李逸安等校点《张耒集》，较为完备精审。还撰有《明道杂志》一卷。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本传。
张耒是北宋中晚期重要的文学家，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其文论源于三苏，提倡文理并重，《与友人论文因以诗投之》（卷九）以为：“文以意为车，意以文为马，理强意乃胜，气盛文如驾。”在《答李推官书》（卷五五）中他又明确申说学文在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在文章风格上，他反对奇涩，提倡平易；反对曲晦，提倡词达；反对雕琢，力主顺应天理之自然，直抒胸臆，其《贺方回乐府序》（卷四八）云：“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张耒的诗文正是其创作理论的具体体现，长短利弊皆本于此。
其文风近似苏辙，苏轼《答张文潜书》（卷五二）对他有“汪洋冲淡，有一倡三叹之声”的称誉，张表臣《张右史文集序》也称其文“雄深雅健，纤秾瑰丽，无所不有”。他擅长辞赋，在苏门四学士中，以张耒存赋最多，共三十二篇（卷一、卷二）。与梅尧臣相似，张赋篇幅也较短。其《石菖蒲赋》（卷二）不足百字，前以四言描写石菖蒲：“岁寒风霜，水落石洁。大木百围，僵仆摧折。有草于此，寸根九节。曾是莫伤，菶然茂悦。”后以散句发议论，石菖蒲虽为“养性上药”，但不应“糜而饵之”：“若处广深、隐奥密，而不知户牖之外平地尺雪也。将糜而饵之，私其益于我躬，则不几于夺也？曷若致之吾前，仪之以自修兮，庶乎比德之琚玦也。”
伯牙，相传为春秋时代琴师，只有钟子期能赏其琴。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张耒《哀伯牙赋》（卷一）即咏此：“伯牙鼓琴，后世无如。我哀伯牙，似智而愚。天地之间，四方万里，知尔琴者，一人而已。钟子既死，其一又亡，欲弹无听，泣涕浪浪。己奏己闻，欲诘不可，逼塞满怀，无所倾写。《折杨》、《皇荂》，巷歌里曲，入邑娱邑，入国悦国。回视伯牙，面有矜色。夫操至伎者，必不和众人之耳；而媚众耳者，又善工之深耻。违众者常孑孑其无与，而冒耻者乃身安而获利。则亦安知夫至艺之非祸，而庸工之非祉也？嗟夫！将为至巧者，必无顾于终身之无与，则至巧之于人，乃不祥之上器。操不祥之器终身而不知，则伯牙者，乃后世之深戒。”赋谓伯牙似智而愚，技高者必不为人所赏，媚众者却能身安而获利。全赋都是反话，是借伯牙抒发曲高和寡、怀才不遇的愤懑。《鸣蛙赋》运用各类比喻形容蛙鸣，《雨望赋》描写风雨气势，在立意遣词上都有超过唐人辞赋之处。
他的散文立意警辟，文笔高奇，如《论法》、《敦俗论》、《悯刑论》诸篇，均为佳作。其《双槐堂记》（卷四二）谓为政要有功必使“乐其职”：“古之君子，其将责人以有功也，必使之乐其职，安其居，以其优游喜乐之心而就吾事。夫岂徒苟悦之哉？凡人之情，其将有为也，其心乐而为之，则致精而不苟，虽殚力费心而不自知，故所为者有成而无难。……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乐，求舍去之不暇，谁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他反对“日夜以法督责之”：“一岁之日，数计晷刻，吾从而课率之，使无得有顷刻之闲。以约束为不足，而继以辱骂，辱骂为不足，而继以讯诘。方是时，吏起不待晨，卧不及暖，废饮食，冒疾病，屋室败漏不敢修完，器用敝乏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犹不足以当其意。”结果是“吏益奸，民益劳，文书具于有司而事实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责而民不知德，相为欺绐以善一时，而监司卒亦不得而察也。岂非其所为者无至诚喜乐之心，出于畏罪不获已，苟以充职故耶？其事功之灭裂如此，理固然也”。末以称美酸枣令王君结，他认为与其劳而无益，不如佚而有功：“酸枣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余力作燕居之堂，洒扫完洁，足以燕宾客，阅图书。庭有双槐，因以为名。……夫古之善为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劳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于此矣。”作者论文主理，此记文不足称，而所言之理颇能启人深思，特别是“文书具于有司而事实不立”可为官场通病。
张耒的诗歌创作成就较高，汪藻《柯山张文潜集书后》（卷一八）云：“公于诗文兼长，虽当时鲜复公比。两苏公诸学士既相继以殁，公岿然独存，故诗文传于世者尤多。若其体制敷腴，音节疏亮，则后之学公者皆莫能仿佛。公诗晚更效白乐天体。”其诗取材广泛，很多诗篇反映了当时下层百姓的生活，像《输麦行》、《劳歌》、《和晁应之悯农》诸篇，无论是题材，还是表现风格，都与唐代新乐府诗极为相近。张耒诗以平易流丽明快见长，很少使用硬语僻典，苏轼称赞他“气韵雄拔，疏通秀明”，晁补之《题文潜诗册后》（卷一九）亦谓“君诗容易不着意，忽似春风花自开”。
他作诗喜欢学习唐人，在集中有很多模仿杜甫、李白、韦应物的篇章，开南宋诗人学习唐调风气之先。他注重炼句。吕本中云：
“文潜诗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如“秋明树外天”，“客灯青映壁，城角冷呤霜”，“浅山塞带水，旱日白吹风”，“川坞半夜雨，卧冷五更秋”之类，迥出时流。”此类佳句可谓俯拾皆是。
但是张耒的诗过分强调“满心而发，肆口而成”，因此部分作品显得粗率质直，《朱子语类》卷一四○曾批评说：“张文潜诗有好底多，但颇率尔”；又云：“张文潜诗只一笔写去，重意、重字皆不问，然好处亦是绝好。”
张耒词作不多，词风柔情深婉，与秦观词相近。其《风流子》云：
木叶庭皋下，重阳近，又是捣衣秋。奈愁入庾肠，老侵潘鬓，谩簪黄菊，花也应羞。楚天晚，白烟尽处，红蓼水边头。芳草有情，夕阳无语，雁横南浦，人倚西楼。 玉容，知安否？香笺共锦字，两处悠悠。空恨碧云离合，青鸟沉浮。向风前懊恼，芳心一点，寸眉两叶，禁甚闲愁。情到不堪言处，分付东流。
上阕写重阳秋景及自己的衰老，末以“人倚西楼”过度，下阕写对西楼玉容的思念。《草堂诗余》正集卷六沈际飞评此词云：
“叙写秋思离愁，铺景朗倩，烘托愁绪无极。”
五、“笔墨澜翻，有漂沙走石之势”的李廌
除“苏门四学士”外，还有“苏门六君子”（外加陈师道、李廌）之称。但陈师道坚持自己是曾巩门人，而非苏轼门人，曾已详述，兹不赘论。这里只论李廌。
李廌之父李惇（生卒年不详）字宪仲，与苏轼同科及第。早卒，苏轼《李宪仲哀辞并序》：“同年友李君讳惇字宪仲，贤而有文，不幸早世，轼不及与之游也，而识其子廌有年矣。廌自阳翟见予于南京，泣曰：“吾祖母边、母马、前母张，与君之丧皆未葬，贫不敢以饥寒为戚。顾四丧未举，死不瞑目矣。”适会故人梁先吉老闻余当归耕阳羡，以绢十匹、丝百两为赆，辞之不可，乃以遗廌曰：“此亦仁人之馈也。”既又作诗以告知君与廌者，庶几皆有以助之。廌年二十五，其文晔然，气节不凡，此岂终穷者哉？”哀辞首哀其早卒：“大梦行当觉，百年特未满。遑哀已逝人，长眠寄孤馆。念我同年生，意长日月短。盐车困骐骥，烈火废圭瓒。”次喜其有后：“后生有奇骨，出语已精悍。萧然野鹤姿，谁复识中散（以晋大文学家嵇康喻李廌）？”次哀其“四丧未举”：“有生寓大块，死者谁不窽（空处，此指墓穴）。嗟君独久客，不识黄土暖。”
末写以绢、丝为赠，并盼“皆有以助之”：“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汤旱。谁能脱左骖，大事不可缓。”
李廌（１０５９-１１０９）字方叔，号济南先生，其先自郓州徙华州（今陕西华县），故又自号太华逸民。早年以学问为乡里所称，尝携文谒苏轼于黄州，轼《答李昭玘书》（卷四九）称其“笔墨澜翻，有漂沙走石之势”，并称其才为“万人敌”。归家，益闭户读书。元佑三年试礼部，苏轼典贡举，意在擢为高等，不意落第。
后再应试失利，遂绝意功名，归耕颍川，定居于长社（今河南长葛）。元佑中诏求直言，进献《忠谏书》、《忠厚论》及《兵鉴》。苏轼与范祖禹欲举荐于朝，后相继去国，未果。建中靖国初苏轼卒，李廌走赴许汝间，相地卜兆，作文以祭之。苏过居于许，多与游。大观三年卒，年五十一。李廌有《济南集》，又名《月岩集》，凡二十卷。清初已佚，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其诗文编为八卷。另有《德隅斋画品》一卷，品评唐宋名画，阐发绘画理论，多有精到之见；《师友谈纪》一卷，记录苏轼、范祖禹、秦观、黄庭坚等人治学论文之说，为宋代文论之重要论着。事迹见《宋史》卷四四四本传。
李廌为“苏门六君子”之一，诗词文俱工。其文条畅曲折，以气势胜。李之仪《李方叔济南月岩集序》云：“吾宗方叔，初未相识，得其文于东坡老人之座。读之，如泛长江，溯秋月，直欲拏云上汉，不知其千万里之远也，为之愕眙久之而不能释目。东坡笑相谓曰：“子何谛观之不舍耶？斯文足以使人如是。谢安蹈海，至于风涛荡潏而不知返。徐问舟人曰：“去将何之？”子岂涉是境界以追谢公乎？”又曰：“吾尝评斯文如大川湍注，昼夜不息，不至于海不止。”周紫芝《书月岩集后》（卷六六）亦云：“自非豪迈英杰之气，过人十倍，则其发为文词，何以若是其痛快耶？”
其《答赵士舞德茂宣义论宏词书》（卷八）论制科文的写作要求。赵士舞，字德茂，早岁登科，为宣义郎，欲应宏词试，向李廌问为文之法，李廌作此书答之。这是一篇重要文论，首论文章需体、志、气、韵兼备：“凡文章之不可无者有四，一曰体，二曰志，三曰气，四曰韵。”体要“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义之所宜，卑高巨细，包括并载而无所遗，左右上下，各有若职而不乱”。志指“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循于流俗，不谬于圣人，抑扬损益，以称其事，弥缝贯穿，以足其言，行吾学问之力，从吾制作之用”。气是“充其体于立意之始，从其志于造语之际，生之于心，应之于言，心在和平，则温厚尔雅，心在安敬，则矜庄威重，大焉可使如雷霆之奋，鼓舞万物，小焉可使如脉络之行，出入无间”。韵指“如金石之有声，而玉之声清越，如草木之有华，而兰之臭芬芗，如鸡鹜之间，而有鹤清而不群，犬羊之间，而有麟仁而不猛，如登培之邱，以观崇山峻岭之秀色，涉潢污之泽，以观寒溪澄潭之清流，如朱弦之有余音，太羹之有遗味”。因为“文章之无体，譬之无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无志，譬之虽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视听臭味之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质皆具而无所用之。文章之无气，虽知视听臭味，而血气不充于内，手足不卫于外，若奄奄病人，支离憔悴，生意消削。文章之无韵，譬之壮夫，其躯干枵然，骨强气盛，而神色昏懵，言动凡浊，则庸俗鄙人而已。有体有志有气有韵，夫是谓之成全。”次论因其天姿才品、气韵不同，文又分为山林之文、市井之文、朝廷卿士之文、庙堂公辅之文。三论人品与文风的关系：“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则；邪谀之人，其言夸以浮。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而愚。捭阖从衡之人，其言辨以私；刻忮残忍之人，其言深以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