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士欲以文章显名后世者，不可不慎其所言之文，不可不慎乎所养之德也如此。”四论文体：“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然后可以为大夫。故训、典、书、诏、赦、令、文、赋、诗、骚、箴、诫、赞、颂、乐章、玉牒、露布、羽檄、疏议、表笺、碑铭、谥诔，各缘事类，以别其目，各尚体要，以称其实。如彼玉工，珪璋璧琮，佩玦珌瑑，追琢之工，皆有制度，其方圆曲直，则各中其用也。”可见文学创作应“缘事类”，“尚体要”，“有制度”，“有绳墨”。末以对赵德茂的希望作结：“宜取宏词所试之文，种种区别，各以其目而明其体，研精玩习，寤寐食息必念于是，造次颠沛必念于是，则将超然悬解，躐等顿进，径至妙处，一日万里。如是，一代文儒之宗，舍德茂其何人哉！”北宋的文论多论文与道、散与骈；南宋文论开始深入研究文章内部的各种因素，此文已开其风气。
李廌的散文，如《兵法》、《奇正》、《将才》、《将心》诸篇，议论奇伟，多可取则。其《室籍堂记》谓难得之货，希世之珍，往往启军端，招祸患：“连城之璧，开秦、赵之隙；照乘之珠，召齐、魏之难。”故君子以载道的典籍为宝：“故君子之宝，宝乎可贵之道。
夫传道以文，六艺之书，百氏之学，历世之史，诸儒之作，辑以简编，着之载籍。天人之奥，此其蕴也，其蕴可索也；理义之妙，此其旨也，其旨可求也；治乱之端，此其迹也，其迹可视也；言行之实，此其效也。观其文以味其言，得其原以言其道。精微要妙，藏于一身而无余，周于万物而不足，充之可参于天地，勉之可至于圣人。糠秕绪余者，其实足以齐事业，其华足以成艺文。大焉以之润色鸿烈，小焉以之缘饰吏事，奚在藏之韫椟，玩之掌握，然后谓之宝哉！”李廌之记，文多繁冗，而此文独以精粹见长。全文二百余字，无只字记堂，通篇皆议论，一气贯注，言简意赅。
其《吊东坡文》以言简意赅、文辞壮美着称，释惠洪《跋李廌吊东坡文》（卷二十七）云：“东坡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殁于常州。……李廌为文以吊之曰：“道大难名，才高众忌。皇天后土，知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载英灵之气。”士大夫称其词该而美。”
李廌诗多以山水、行旅、寄赠、题画为主要内容，苏轼《答李方叔书》（卷四九）称其“词气卓越，意趣不凡”。其《骊山歌》（卷三），前叹唐明皇侈奢致乱：“君门如天深九重，君王如帝坐法宫。
人生难处是安稳，何为来此骊山中。复道连云接金阙，楼观隐隐横翠红。林深谷暗迷八骏，朝东暮西劳六龙。六龙西幸峨眉栈，悲风便入华清院。霓裳萧散羽衣空，麋鹿来游墟市变。”后写自己所见长生殿的荒凉：“我上朝元春半老，满地落花人不扫。羯鼓楼高挂夕阳，长生殿古生青草。可怜吴楚两醯鸡，筑台未就已堪悲。长杨五柞汉幸免，江都楼成隋自迷。由来流连多丧德，宴安鸩毒因奢惑。”全诗感叹汉唐宫室废兴，一气贯注，文笔雄奇。
《寒食》（卷四）诗以对比手法描写自己的穷境：“千株蜜炬出严，走马天街赐近臣。我亦茅檐自钻燧，煨针烧艾检铜人。”冷淡况味跃然纸上。宋赵与虤云云：“王元之《清明绝句》云：“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李方叔曰（所引即《寒食》）。二诗善述冷淡况味。”
李廌词作不多，然亦工致，清刘毓盘《辑校月岩集跋》谓其“言情之作，初不让黄九、秦七之专美”。像《虞美人令》词有“好风如扇雨如帘，时见岸花汀草，涨痕添”句，比喻新切，景物幽美，结句抒发伤感之情：“碧芜千里思悠悠，唯有霎时凉梦，到南州。”
《蕙风词话》卷二称其“尤极淡远清疏之致”。
六、“取密云龙（茶）以待”的廖正一
韩淲云：“廖正一明略、李格非文叔、李禧膺仲、董荣武子，时号后四学士。明略有《竹林集》，文叔有《济北集》，膺仲、武子文集未之见也。”这一记载令人怀疑。宋人有关苏门四学士或六君子的记载很多，为什么关于苏门后四学士的记载仅见于此呢？
李格非为李清照之父，宋人记载也很多，为什么只有此书说他属于苏门后四学士呢？李禧，《宋史》无传，仅存诗一首：“晚来无事理扁舟，唤起骚人漫浪愁。过眼飞鸿三两字，淡烟寒日荻花秋。”董荣，《宋史》亦无传，未留下任何作品。李禧、董荣与苏轼的关系，也未见记载。苏轼门人除四学士、六君子外，比李禧、董荣更有名者很多，其中不少还有集传世。谓李格非、廖正一属苏门后四学士还可理解，为什么会把李禧、董荣这样不见诸经传的人物与李、廖一起列入苏门后学士呢？但韩淲为南宋着名文人，所记不可轻易否定。故对廖、李略作论述。
廖正一字明略，号竹林居士，安州（今湖北安隆）人。元丰二年进士。元佑初，召试馆职，苏轼得其对策，大奇之。为秘书省正字。六年，除馆阁校理。在他为杭州通判时，孔武仲曾举以自代，称其“志操清洁，文学优深。向者玉堂对策，耸动众观。
臣在馆阁，久与之处，见其所守，始终不移。乞以代臣，以允公议”。晁补之在《跋廖明略能赋堂记后》（卷三三）中亦谓：“余同年生廖明略，学问博古，志操如雪霜。”绍圣二年，知常州。入元佑党籍，贬监玉山税，卒。《郡斋读书志》卷一九谓其着有《竹林集》三卷，《宋史》卷二○八《艺文志》七又称其集为《廖正一集》八卷。《宋史》无传，但《东都事略》卷一一六有传。
叶梦得《廖明略竹林集序》云：“元佑初，天下所推文章，黄、张、晁、秦号四学士，明略同直三馆，轩轾诸公间，无所贬屈，欲自成一家。然其流落不偶，略相似云。”此序明确以廖正一与黄、张、晁、秦四学士相比。
苏轼同廖正一的关系的密切不亚于黄、张、晁、秦：“元佑中，苏轼在翰苑试馆职之士，得正一对策，奇之。除秘书省正字。轼门人黄、秦、张、晁，世谓之四学士，每过轼，轼必取密云龙（茶）瀹以饮之。正一诣轼谢，轼亦取密云龙以待正一。由是，正一之名亚于四人者。”同一内容，杨慎《词品》卷三记载得更为有趣：
“宋廖正一字明略，晚登苏东坡之门，公大奇之。时黄、秦、晁、张号苏门四学士，东坡待之厚。每来必令侍妾朝云取密云龙，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密云龙，家人谓是四学士，窥之，乃廖明略也。东坡《行香子》云：“绮席才终，欢意犹浓。酒阑时，高兴无穷。共夸君赐，初折臣封。看分香饼，黄金缕，密云龙。斗赢一水，功敌千钟。觉凉生、两腋清风。暂留红袖，少却纱笼。放笙歌散，庭馆静，略从容。”这是苏轼一首着名的咏茶词，上阕写宴席散后共饮密云龙，“共夸君赐，初折臣封”是说此茶乃哲宗所赐；下阕写密云龙为茶中极品，饮后“觉凉生、两腋清风”。
宋王铚《四六话》卷上：“廖友明略作四六，最为高奇。尝谓仆言：须要古人好语换却陈言，如职名二字便不可入四六。如上表云“初见吏民，已宣条教”之类，真可憎恶尔。明略《贺安厚卿启》曰：“远离门墙，遁迹江湖之外；窥望麾葆，荣光河洛之间。”
又《贺张丞相启》云：“中台之光，下饰万物；前箸之画，外制四夷。
进有德而朝廷尊，用真儒而天下服。”又云：“日月亭午，信无邪阴；山川出云，亟有时雨。”又《谢厚卿答书之启》云：“寂寞江滨，若戎车之陷淖；栖迟嵓邑，信塞马之依风。然晨光，照此蔀屋。”《皇朝文鉴》卷七一收有廖正一《代范德孺谢户部表》，也可看出吕祖谦对廖文之重视。表一开头点“谢户部”，接着叙前绩：
“早遇盛时，荐膺烦使。馈粮千里，尝绝漠以知难；勤戍六年，属镌羌之未谕。”对升任户部颇感意外（“误被选抡”）：“众谓荣观，臣知非据。”最后表示，既被任命，就当尽职：“当勤早夜之思，庶有毫铢之补。”全文典雅温润，从容不迫。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五云：“重和戊戌（１１１８）冬，予道由汝昌之汝坟驿，壁间得廖正一明略手题三诗。其一云：“阿怜二十颇有余，秀眉丰颊冰琼肤。无端欲作商人妇，更枉方寻海畔夫。”
其二云：“阿梅笄岁得同欢，懊恼情深解梦兰。莺语轻清花里话，柳条弱嫩掌中看。”其三云：“淮源距襄阳，亭候逾十舍。征鞭背乡帏，云雨虚四夜。双艳尽倾城，一姝偏擅价。独怒蕙心轻，误许商人妇。”初不晓其意，是年至唐州外氏家，因举是诗，邦人任喻义可云：“顷年明略与郡之二营妓往来，情好甚笃，其一小字怜怜，其一名梅。时怜怜将为大贾所纳，明略既去，道过汝坟作诗，盖有所感也。怜怜竟随贾去，“方寻海畔夫”，用海上有逐臭之夫事，讥之也。”据任喻所说，廖之三诗都是言情诗，是为“二营妓”
而作。第一首为怜怜嫁作商人妇而作，第二首写名字叫梅的营妓，第三首合写二人：“双艳尽倾城。”并着重发泻对怜怜的不满：
“一姝偏擅价”，“误许商人妇。”三诗没有多少深意，表明他少年时代也是一位风流才子。《瀛奎律髓汇评》卷二○收有他的《和补之梅花》：“薰兰芳草久睽离，偶泄春光此一枝。自许轻盈羞粉白，何人闲丽得邻窥。寒欺薄酒魂消夜，月入重帘梦破时。幸有暗香襟袖暖，江南归信不应迟。”前四句咏梅花，后四句写思妇，冯班认为“腹联好”，因为“寒欺薄酒”一联写出了思妇以酒消愁而仍夜不能寐的相思之苦。
七、撰《洛阳名园记》的李格非
李格非字文叔，山东章丘市明水镇人，女词人李清照之父。
幼时聪敏警俊，刻意于经学，着《礼记说》数十万言。熙宁九年进士及第，调冀州司户参军。试学官，为郓州教授。元佑元年为太学录，转太学博士。四年，官太学正，六年为官太学博士。绍圣间立局编元佑时章奏，任为检讨，不就，出通判广信军。绍圣二年召为校书郎，迁着作佐郎。建中靖国元年，为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崇宁元年，入元佑党籍。五年，叙复，与监岳庙差遣。卒，年六十一。《东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有传。
李格非与苏轼交往始于何时？《宋史》本传云：“入补太学录，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从行文看，似乎是在元佑年间，因为李格非在太学任职是在元佑年间。但《苏轼文集》中有贬谪黄州时作的《与文叔先辈》（卷五六），至迟元丰年间已有书信往来。格非为山东人，熙宁九年进士及第，熙宁七年至九年苏轼知密州（今山东诸城），这位应试士子造访苏轼的可能性极大。
这是推测之词，尚无确证。苏轼贬官岭南，二人仍有书信往来。
苏轼《与孙志康（勰）》（卷五六）有“李文叔书已领”语。
李格非存诗极少，其《过临淄》充满古今盛衰、物是人非之感，较有诗味：“击鼓吹竽七百年，临淄城阙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当时九府钱。”九府是古代掌管钱币的机构，九府钱即国库钱币。临淄虽然城阙依然，但当年击鼓吹竽的繁华场面已看到了，只有耕田的农夫“曾得当时九府钱”。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二一称此诗“颇可诵”。
李格非现存作品以散文成就最高。在文论方面，《墨庄漫录》卷六载其《论文章之横》，谓：“孟子之言道，如项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者，何其横也。左丘明之于辞令亦甚横。自汉后千年，唯韩退之之自文、李太白之于诗，亦皆横者。近得眉山《筼筜谷记》、《经藏记》，又今世横文章也。夫其横乃其自得，而离俗绝畦径间者，故众人不得不疑，则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他所谓的“横”是指“离俗绝畦径”，“举世莫能当”，并举孟子、左丘明、韩愈、李白、苏轼的诗文作为的“横”的代表。可见他所谓“横”，类似我们所说的豪放，而李格非的散文也正可用一“横”字为总评。
他有一篇《书战国策后》，也表现了他对“横”、对文辞的看重。他说：“《战国策》所载，大抵皆纵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向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他认为《战国策》所载之事“浅陋不足道”，但由于“文辞之胜”，人们往往“向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
他称赞《战国策》对那些难以说清楚的“微妙难知之情”，“不过一二言语，未必及而意已隐然见乎其中”。他说，夏商周“文物大备”，幽、厉以后，周道“大坏”，但文章仍值得推崇：“然其文章所从来既远，故根本虽伐而气焰未易遽熄也。……此庄周、屈原、孙武、韩非、商鞅与夫（张）仪、（苏）秦之徒，所以虽不深祖吾圣人之道，而所着书文辞骎骎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者。”他的这一观点显然深受三苏对纵横家看法的影响。其《左马班范韩之才论》也就文论文，很少有同时代人的道学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