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亚洲怎么了?亚洲金融风暴全景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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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成因篇(4)

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跟银行挤提颇为相似。1929年到193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投资者惊慌失措,纷纷逃离美国和海外的弱势银行。由于银行是靠借入短期贷款来借出长期贷款的,当大批存户突然排队取回存款,银行便陷入了无法调转银根的危机之中。在存款保险法引进之前,个人存户都会争着第一个排队提款。1933年,美国联邦储备局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它没借钱给银行以向存户显示他们有钱足够让散户挤提,从而使惊惶失据的存户在争先恐后中迅速冷静下来。相反,联邦储备局根据传统金融应付办法,收紧信贷,危机一触即发。

亚洲金融风暴,正是当年大萧条时美国银行挤提风潮的“九七版”。投资者正在排队抢着离开这个地区。惊慌的情况大部份是无缘无故自相惊扰。哪怕在恐慌开始时,亚洲各国经济基本上还是相对健全的,当外国贷款迅速流出,造成各国货币汇率下跌,银行摇摇欲坠,谁也不愿最后一个离开。当投资者惊慌失措,信心会轻易就失去。

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2月27日就信心危机作了如下精辟的阐述:“局势不明朗和裁员的情况恶化,经济运作所需的信心完全被摧毁,一些货币的兑换率跌入前所未有的低水平,这是只有在信心确实瓦解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格林斯潘认为,亚洲货币币值暴跌的根源是“蔓延开来的本能恐惧感”,而不是对经济大幅度衰退的理性反应。

3月13日,格林斯潘又继续分析这种“信心危机”,他指出,亚洲银行部门的信心溃散,尤其是银行挤兑情势已到了“危急”的程度。“金融体系脆弱、银行监理松散、存款户或债权人保障有限的情况下,亚洲若干国家已经爆发银行挤兑现象,印尼的情势则达到危急的地步。”他表示,“不确定性大增,支撑经济运作不可或缺的信心则已溃散。部份国家货币贬值的程度,只有用经济信心崩溃才能够解释。”

葛林斯潘进一步指出,亚洲国家币值重挫的根源不在于面对国家经济急遽衰退而生的理性反应,而是出自“极度的恐惧”。这种恐惧造成投资人大规模后撤,亚洲货币严重贬值,但这些现象“与真实情势并无关联”。在某个时候经济体系似乎很稳定,但在下一个时点,“经济体系就像水坝突然达到篓b界点,水(信心)一泄千里。”

最近一期的《时代杂志》指出,自从1997年7月以来,泰铢兑美元汇率已经贬值了30%以上,而且好像瘟疫一样,迅速扩散到其他东南亚国家,把许多投资人吓跑了。其实,外资大举撤离东南亚市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信心危机因素。为了稳住泰铢的汇价,泰国央行投下至少230亿美元。泰国副总理坦承指出,“我们公布一些数据指标之后,民众却反而认为实际情况可能更糟。”泰国政府公布实际的资料之后,汇市、股市不升反跌,这是金融市场长期缺乏透明度的结果,使得投资人对于政府信心严重不足。

在马来西亚,由于普遍担懮本土银行可能宣布倒闭,几个月来,许多马来西亚人不顾社会及政府的压力,将存放在本国银行的大笔资金移往外商银行,总金额高达236马币(相当于212亿4千万美元左右)。据马来西亚大街银行资料显示,在1997年3月底时,马来西亚人民存放在当地24家本土商业银行的存款总计为1653亿5千万马币,而外商银行设置在马国境内分行的存款则只有477亿6千万马币,然而到7月爆发金融风暴后的近7个月,马国人民已将大批存款转投外商银行。

大量资金由本国商业银行流往外商银行的行动,在央行提出所有当地银行的存款将获保证后虽曾一度减缓,然而不久又告复燃。部份制造业越来越担心,当地商业银行对他们取得融资限制愈来愈严,主要是采取冻结贸易信用额度的方式,而使出口受到抑制。数家外商银行也同时证实,消费者开设新帐户的数目已告大幅增加。一名54岁的行销经理表示,最近数周她将存放在当地金融公司60%的存款移往英国汇丰银行马来西亚分行时,足足等了3个多小时,因为前来存款的人实在太多。

新加坡瑞士联合银行证券子公司一位经济学者分析,整个东南亚地区一片愁云惨雾,悲观的心理确实过了头,没有人敢预期东南亚经济状况是否会转好。通常的状况是,经济崩溃了,市场跟着完蛋。东南亚的情况正好相反,它是由投资人信心危机带动的,股市跟着崩盘,接着利率飙涨,企业筹措资金困难,经济增长迟滞,投资人对于市场的信心持续悲观,如此恶性循环往复,东南亚的经济变得愈益恶劣。

李光耀分析认为,当今时代是一个科技信息时代,基金可以通过电脑键盘轻易调动。泰国国内的公司必须对冲外币风险,而个人也要保护他们的储蓄。虽然公司和个人要逃避风险的举动是理智的,但当所有的人一起逃出时,就会造成一股自我形成的恐惧。这种丧失信心的恐惧感在过去7个月里已经席卷了亚洲所有地区,而人们也迫不及待地要抛弃自己的货币,以致形成了经济崩溃的态势。

令人费解的是,亚洲各国经济虽有弱点,却决不致命。从内在的力量看,储蓄率高,预算盈余,灵活的劳工市场,税率低,──都依然存在,经济增长的长期展望仍然具有实质保证。但正如金融市场经常出现的情形那样,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大量盈利而兴奋,突然变成了惊慌。连亚洲领袖们都感到突然什么都不对劲,资金在慌乱中只顾夺路逃跑。

在极度混乱之中,国基会向亚洲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把现有预算盈余提得更高,并收紧国内银行信贷,使本来已相当脆弱的信心变得更不堪一击。为了应付货币基金组织订下的信贷指标,菲律宾短期利率一度被扶摇直上推高到每年超过100%。国基会也要求泰国和印尼关闭多家弱势银行。这个行动立刻收到了反效果。要求关闭银行的行动,使投资者逃离这个地区的现象成为必然的现象,因为投资者储存在这些被要求关闭的银行的财富会成为废纸一张。

再说,国基会向亚洲债务国提了什么意见,人们也没有把握,因为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和文件公众是看不到的。保密本身因为它的非透明度而严重影响了人们的信心。李光耀认为,国基会或许应该在更早时就积极参与协助印尼的行动,现在印尼所存在的风险已经更加明显。当许多人对一个市场落实国基会的援助条件的方式逐渐起疑时,这个市场就出现了许多风险,这正是问题的所在。

为了尽快度过这场危机,韩国政府向国基会申请200亿美元的援助。然而,国基会的贷款是有条件的。接受这些条件意味着韩国将丧失一定程度的“经济自主权”,被迫按该组织的要求整顿金融机构,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对企业实行减量经营等。当地一些经济评论家惊呼:同企业宣布倒闭一样,这等于对国内外宣布国家经济破产。经济危机即将来的心理压力逐渐蔓延到整个社会乃至波及外国投资者。人们开始抛售股票,囤积美元之风弥漫各个领域,韩元贬值和股市下跌随之发生。

国基会被指下错药

亚洲金融危机随着时间的推移正一步步地在加深,国基会宣布了对有关地区的拯救配套计划,至今已贷款1000亿美元给南韩、印尼、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家。这个行动原则上应能提高人们信心。可是,如果附带的是传统条件,包括削减财政开支,大幅度提高利率,这个配套可能弊多利少,实质上是把一次货币危机转化成经济萎缩。国基会通常要应付的问题是:政府入不敷出,靠中央政府印钞票来应付预算赤字,结果造成通货膨胀,外加货币汇率下跌,外汇储备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金融对策是行得通的。削减预算赤字,限制中央银行借给政府的贷款。这样做,通货膨胀率便会下降,货币汇率下跌情形会停止,外汇储备也不会减少。然而,这样的援助目标如今原封不动地套用在东南亚各国身上,似乎太不合身。

东南亚金融风暴和稍早的墨西哥金融风暴在本质上也是截然不同的。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财政预算一直有盈余,不是赤字;这些国家的通胀率也一直保持着低水平;直到危机发生以前,各国外汇储备不是稳定就是增加,并非减少。

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美国政府经济顾问杰弗瑞﹒萨克斯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东南亚金融风暴与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本质不同,国基会似乎下错了药。萨克斯指出,几个月前,亚洲各国仍是投资者的最爱,但现在国际基金经理人却飞快地撤离亚洲地区。国基会金同意给印尼200多亿美元的援助,理论上可为当地增添不少信心。问题是,这项援助是有条件的,而且附加的条件颇为苛刻:包括削减财政支出,提高利率等。这套方案对于当地国的经济弊多于利,将进一步把货币危机转变为长期的经济衰退,后果极为严重。

据报导,国基会要求亚洲各国提高预算盈余,并且紧缩国内银行信用。菲律宾政府为了达到国基会的要求,短期利率一度上扬至100%以上。此外,国基会也要求泰国、印尼政府勒令大批金融机构关门,此举无异使得大众更失去信心,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民众加速把钱汇出国外。

为挽救亚洲的金融危机,国基会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弄清楚这次东南亚的货币危机并非亚洲各国政府财政挥霍无度造成的,主要是民间部门引发的,来自监管松散的金融市场。其次,让亚洲各国汇率自由浮动,货币贬值之后,有助于出口的增长,提升竞争力。浮动汇率制度有几个好处:一、政府不必浪费外汇存底来扞卫汇率;二、政府不必急着提高利率来巩固强势的货币。三、政府要做的是维持一个稳中带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以刺激景气回升。四、加强金融体系的监管。国基会不需要指令亚洲各国政府大幅削减预算,紧缩信用,并马上勒令银行关门,可以考虑由素质较佳的银行合并这些较弱的银行。最后,要强化银行的资本基础。

国基会主导高达600亿美元给南韩,也并未止住韩元兑美元汇率狂泻。有学者认为,国基会经援南韩没有错,错在纾困条件的严苛,根本不可行,以及错在国基会误判韩元贬值只是短期效应。

眼见韩元跌势不止,质疑国基会纾困方案可行性的学者逐渐增多。萨克斯指出,国基会处理东亚汇率风暴过于趾高气昂。他抨击国基会以其一小撮约莫1000名经济学者,主宰7105个开发中国家、104亿人口的命运。即使支持国基会的学者也认为,国基会不应该坚持要南韩维持低通膨、又要南韩紧缩货币。学者指出,在韩元极度疲弱的情势下,要维持低达5%的通膨实在是“不可能的任务”。学者指责国基会是在下注,赌韩元贬值只是短期效应。

穆迪信贷评级“一言毁邦”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日益加深,亚洲各国各类经济面,如信贷、金融、银行等都出现了恶化迹象。以穆迪投资服务(Moody‘sInvestorsServiceGroup)为首的国际风险评估机构常常在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相继调低亚洲国家与企业的信贷评级,使原已体无完肤的亚洲金融市场陷入更大危机之中。信贷一经降级,股市与汇市一泻千里。国家尚且闻风丧胆,企业商家更是不堪一击。以下是一些对亚洲各国信贷评估后股汇市应声倒地的报导实例:

【香港1997年11月2日讯】星期六(指1997年11月1日─作者),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宣布说,它已把印尼的外币债券评级从Ba1降至B2,也把银行外币存款评级从Baa3降至Caa1。同一天,标准与普尔公司说,它把印尼的长期外币评级从BB+降至BB,当地货币评级则从BBB+降至BBB。另一方面,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说,它把19家韩国银行的长期债评级从B1降至Caa1。它也考虑调低韩国的外币债券评级。

【香港1998年12月23日讯】国际投资服务机构将韩国、印尼和泰国的信贷评级调降到“投资水平以下”,使亚洲经济危机雪上加霜,并触发投资者对亚太区货币和股票的抛售。”

紧接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明年(指1998年─作者)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4.3%调低到3.5%,国际投资服务公司穆迪也将韩国、印尼和泰国的信贷评级降低到“Ba1”,列入“投资水平以下。

与此同时,它也调低马来西亚数家银行的信贷评级,包括马来亚银行、土着银行和大众银行。虽然这家银行尚未到‘投资水平以下’,但也使投资信心受到影响。投资水平以下的债券,将令投资机构望而却步,并导致所有投资者脱手抛售。另一方面,由于投资风险增加,发行者须付出更高利息以平衡投资者风险预期。而对即将在1997年年底到期的债务而言,则增加了贷方不再续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