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发动贸易闪电战。韩国对日本贸易每况愈下，对美国贸易也在恶化。一直以来，华盛顿担心韩国的迅速发展会崛起另一个日本，使美国贸易长期保持逆差。于是，美国便向汉城发动了一场范围广泛的贸易攻势。大概是由于韩国没有能力报复，其凶猛程度比对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
美国贸易战的措施包括：利用反倾销官司打击韩国电视机厂家；迫使韩国对好些产品采取“自愿约束出口”做法，包括纺织品、服装和钢铁；由1986年到1989年，迫使韩元兑美元汇率上升了40%，使韩国货卖给美国顾客的售价更高，从而削弱需求；从有资格享受普通优惠制的国家名单里删除韩国。普通优惠制是让第三世界的产品可以获得关税优待，以便协助这些国家发展；以一系列所谓违法行为为由，从侵犯知识产权到在关税方面歧视美国大型引擎汽车进口不等，扬言将根据1988年美国贸易法特别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制裁韩国；有关条文授权美国当局采取报复行动，对付被认为是不公平或唆使侵犯美国公司知识产权的的商家；迫使韩国开放市场给美国烟草产品，增加牛肉和白米的进口；迫使韩国开放估计约98%工业地区和32%服务地区，让外国直接投资，加强要求电信业、海上服务行业、银行业、政府采购活动和许多其他领域自由化的施压力度。
在受到重重限制后，韩国对美国贸易从1987年出超916亿美元迅速减少到1992年入超1亿5900万美元。到1996年，对美贸易赤字增加到超过100亿美元，贸易赤字总额达到2100亿美元。
解雇“多余劳工”走不通。为了重新争取提高可获利润率，1996年12月，韩国政府在国会强行通过了一系列法案，仿傚美国改革解雇“多余劳工”，使留下来员工提高生产力。这些法案的目的大大加强开除工人和减少员工的权力。这个做法基本上是恢复早年经济奇迹期间所采取的办法，当时资本原始积累就是依靠残酷剥削非熟练工人。由于工人走上街头强烈反对，政府的企图才失败了。许多大企业别无选择，只好继续采取依靠跟政府与银行共生的老办法。这回借贷的资金越来越多，以便使亏本的经营活动能继续维持下去。
据统计，在国家1100亿美元外债中，银行外债占了三分之二，这就使企业和银行在严重的金融风波和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显得底气不足。韩国外汇储备本来不多，约300亿美元左右，而外债总额却高达1100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为短期借贷，正面临着到期还债的高峰期。由于企业投资效果严重不彰，众多韩国银行呆坏帐累累，在际资金市场的信用急剧下降，无法再举新债，偿付能力大打折扣，危机状况迭出。大企业和财团相继陷入困境，使成百上千个中小企业因不能回收周转资金而被迫停产或濒临倒闭。1997年初，韩国名列第14位的大企业──韩宝集团宣告破产。随后，三美、大农、真露、起亚、海天、纽科等一系列大型企业、集团也相继倒闭或陷入经营危机。这使得原本基础就相对薄弱的韩国金融业贷出的大批资金成为呆帐，第一银行和汉城银行以及众多信贷机构就此陷入了困境。东南亚金融风暴使南韩糟透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为了渡过难关，各大企业、财团都采取了紧缩开支、精简机构、裁减人员和调整投资结构措施，导致国内失业率的迅速上升。据报导，目前韩国的实际失业率已高达11%以上。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预计韩国1998年、1999年两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迅速放慢。奇迹过去了。
“超贷超借低息模式”留隐懮：日本例证
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公司宣布提出“自主废业”的申请，即正式申请破产。该公司负债3万多亿日元。这次倒闭，是日本战后最大的企业倒闭案。
山一公司创建于1897年，前身是“小池国三商店”。1943年开始拓展证券业，并建立起自己的证券业“王国”。1965年，由于日本股市低迷，该公司曾一度面临破产，后由于日本中央银行出面投入巨额资金，才起死回生。然而这一次，山一证券却回天乏术，再也无法像30多年前那样从政府那里获得“保护”。正是“30年河东，40年河西”。
据日本报纸报导，已宣告倒闭的山一证券公司是在财政部的指示之下掩盖庞大亏损。山一证券前总裁三木在担任公司副总裁时，曾两次通知财政部，该公司蒙受大笔亏损，一次是在1991年12月，另一次在1992年1月。该报引述三木的话说，他把公司亏损的事告诉当时担任财政部属下证券管理局局长的松尾，接到的指示是不要把客户的亏损记入帐目。2650亿日元的掩盖亏损被揭发后，日本这家有百年历史的证券公司便在1997年11月倒闭。山一蒙受亏损主要同保护客户的做法有关。为了避免公司喜欢的客户在财政年底的帐目上出现股票亏损，山一要求不同呈报期的公司以更高价购买有关股票。
《日本经济新闻》说，有215家公司涉及这种称为“土巴斯”（tobashi）的非法交易。这215家公司多半是大贸易公司、汽车厂以及其他大公司的附属公司。越滚越大的“土巴斯”亏损最终推给山一在海外的一些公司；这些公司涉嫌隐瞒亏损。
该报说，三木在上述两次会晤中，问尾松山一证券是否应该把某百货公司客户的将近300亿日元亏损注销掉。据报导，尾松这样告诉三木：“为什么你不在国外解决亏损问题，如果亏损在国内，财政部就必须加以调查。”尾松并未使用“不入帐”的字眼。不过，山一的理解是，该公司不应让亏损入帐，而应把亏损转移到海外。该报说，山一主管人以为财政部予以默许，于是进行一系列非法活动。
日本财政部的权力很大，它除了制定政策外，还决定预算、向各行业提出“忠告”、监督税务、发出商业执照以及干预外汇市场。山一前主席行平1997年在国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承认山一隐瞒庞大亏损，并为公司从事非法的“土巴斯”交易道歉。山一从事这种非法交易至少有6年时间。
官方估计，它负债大约290亿美元。山一已裁退2000名雇员，它最终将裁退1万名员工。继山一证券倒闭后，日本接二连三地发生银行和证券公司的倒闭事件，倒闭的金融企业一家比一家大，负债金额一个比一个多，日本金融业配合了亚洲金融风暴刮起的这股倒闭风，决不是偶然的，它们是因日本金融体制无法适应新时代所造成的。当年，日本金融业的“超贷”、“超借”“低息”活动，促使了日本经济在战后的荣景，也成了日后金融业的致命伤。
不少评论认为，出现这个现象是由于泡沫经济时期日本金融业的过份膨胀后的“蜂洞化”带来的后果。不管是股市低迷也好，出现巨额不良债权也好，其原因都是因为无节制的金融膨胀的必然结果。然而，这种分析只是说对了问题的一半，其更深层的原因是，现在的日本金融体制已完全不能再适合目前的经济发展。如果把金融体制比喻成“轨道”、把金融机构比喻成“列车”的话，由于40多年来旧“铁轨”的变形和老化，造成了日本这列老牌“列车”接二连三地发生脱轨的事故。
时至20世纪的尾声，日本金融体制依然是50年代时期建立起来的那套机制。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日本面临着高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的局面。为了克服这一混乱局面，日本制定了以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为目的的金融体制政策。应该说，这个体制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事实也证明，在以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中，它确实支撑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经济学家鹿野嘉昭在“战后日本金融制度改革与高速增长”一文中指出，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金融结构主要表现为四大特征：即超贷现象、企业超借现象、间接金融优先现象，以及资金的偏在现象。
刺激经济的发展。银行的超贷和企业的超借在5、60年代对刺激日本经济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50年代，日本经济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贸易收支的大幅逆差和大量失业。为了从困境中解脱出来，通过依靠美国的援助，日本对产业进行了大规模合理化调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的产业以重化工业为主，形成了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那些重化工业的设备全都老化，引进新设备，引进新技术，对企业而言又需要大量长期资金。为了应付这一经济课题，在政府主导下，银行在贷款方法上作出了相应改革和调整，调整的方向就是“能贷则贷”，“不能贷的尽量想办法贷”。从此，日本建立了长期信用银行和信托银行为中心的民间长期资金供应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出现“超贷”现象的另一个客观诱因是，通货膨胀使得战后日本银行金融资产迅速贬值。据有关统计显示，在1940年到1950年的10年间，日本的物价上涨了120倍，但银行金融资产却只增加了213.6倍，这一情况使得银行很难维持基本经营。于是，以超借贷来获取利润也许是银行当时一种最佳的选择。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企业的资金需求极为强烈。最初，资金处于不足状态，城市银行贷款始终以大企业为主体。为了改善对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融资，大藏省对战前遗留的各种民间金融机构进行了更新改造，成立了互助银行、信用金库、信用组合等中小企业金融的专业机构。为了防止信用金库、信用组合等合作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高涨，政府在税收制度方面给予了许多优惠。这些中小金融专门机构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扶植发展中小企业方面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这些金融专门机构本身也得到了长足发展。然而，当年这些金融机构不仅为“超贷”、“超借”现象吹谷，更为今天的金融乱象埋下了祸根。
长期以来日本的超低利率政策，也是现在金融机构危机的祸根所在。日本的超低利率政策并非始于50年代，早在40年代的“战时体制”就有了。这项政策一直持续到现在。日本政府长年来对存款利率实行管制政策，这就使得银行在运用民间存款时几乎不需要担心为此付出较大成本。1954年到1963年的10年间，日本企业的投资额为11万4千4百亿日元，而这些资金主要来自11万6千5百20亿日元的个人储蓄。由于银行承担的利息成本几乎等于零，因此银行在对企业法人贷款时较少顾虑，这也是出现银行“超贷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邮政储蓄占日本储蓄性存款的50%，邮政储蓄归日本政府直接控制，这意味着日本政府手上控制着一家重要的政府银行。虽然日本商业银行全是民间性的，日本商业银行在世界十大银行排位中占了6位，但是与日本邮政省控制下的邮政储蓄相比，这些世界性大银行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商业银行的投资以及贷款投向都是按着政府的邮政储蓄的脸色行事。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金融机构的四大特征中的“间接金融优先”以及“资金的偏在”的两大特征，日本邮政储蓄同样存在。
长期来，日本政府一直没有看到“超贷”、“超借”、“低息”现象对经济带来的危害性，并对此加以控制，其弊端暴露之后，嘴上讲金融改革，但一直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其原因是怕引发政治上的震荡。今天的后果，正是昨日政府在政策上未曾对“超贷”“超借”实施“刹车”和有效引导而铸下的大错。
“亚洲奇迹”的反思
如前已提及到的，1994年美国经济学教授葛鲁曼在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一篇名为“亚洲奇迹的迷思”的论文。葛鲁曼指出，亚洲的经济奇迹只是农业社会转型工业社会的初期增长现象，是靠流汗而非创意造成的增长，这样的增长最终将有其限制。虽然有许多人特别是当年正创造着“亚洲奇迹”的亚洲人不会同意上述观点，然而亚洲各国经济在这次金融风暴中最终没有能恒久地支撑住，足见葛鲁曼教授的远见卓识。当年葛鲁曼教授是在亚洲经济正处在如日中天的时候所作的前瞻性思考，实难能可贵。现在，当我们回头看亚洲走过的路，就像你正攀上一个高山之巅，回头鸟瞰那“一览众山小”，“亚洲奇迹”中失败的教训就像它骄人的成就一样，尽在眼帘之下，是这样的清晰：
由于外资大量涌入，易于取得资金，引起投资规模过大，扩张建设，修公路、筑水坝、开工厂、造大厦，甚至盲目追求世界之最。表面上看，企业、建筑、房地产、股市、消费一派好景象。在投机性项目如房地产等投入了太多资金，致使其他工业发展相对萎缩，造成经济泡沫化趋势。投资饥饿症，引起信贷盲目扩张，以致某些企业资不抵债，银行呆坏帐比例过大，债务过多、资金周转不灵。此类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破产倒闭难免。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资投入，尤其是短期的国外资本和游资，一旦外围撤资，即触发外债危机。企业股票基础差，缺乏企业实际效益支持，缺乏合理的规章制度，股市实际上靠人为炒高，股价远超过实质性价值，股市中有很大泡沫经济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