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我们家缺什么，外公就主动帮着编。有一次，我老远看见外公挑着两把靠背竹椅子往我家走来，我连忙告诉母亲。母亲说，我们家没跟外公说要他做这个呀！说着说着，外公已经将竹椅子放在我们家门口了。
外公一般都很少在我们家吃饭，有时拗不过母亲的挽留，才勉强留下来吃饭。家里实在没有好菜招待，母亲便变戏法似的从床下的瓦钵里拿出两个鸡蛋。当一碗荷包蛋端上桌，我们姊妹四个都贼溜溜地盯着。而母亲没有开口，我们不敢轻易动筷子。外公却拿起筷子，动作麻利地把碗里的两个荷包蛋分成四份，一一夹到我们四姊妹的碗里。母亲抢似的又把我们碗里的荷包蛋夹到外公碗里，而外公却故伎重演，然后匆匆夹点霉豆腐和咸菜，大口大口地扒着饭。没等母亲反应过来，他便拿起扁担往回赶。不懂事的我们，出于对平时难以吃到的荷包蛋的挂念，便总是盼望外公来。而母亲总是在外公走后，狠狠地训斥我们，责怪我们太不懂事，让外公连荷包蛋也吃不成。
外公是我的记忆里第一个离我而去的亲人。在他弥留之际，母亲、舅舅、姨妈带着各自的儿女，陪伴在他的床前。他虽然已经没什么力气讲话，但头脑却异常清醒，脸上泛着淡淡的笑容，次第来到他床前的儿女、孙子、外孙，他都能够一一叫出小名。
后来，家里的篾器烂了，母亲便要到处求人修补。这时，母亲便念叨着，如果你们外公在就好了。
叔叔
叔叔的骨子里满是叛逆和抗争。也正因为这种性格，在那个人人受着大集体约束的年代，他却享受了自由，同时，也历尽了坎坷。如今他已年过花甲，我们却不知他身在何处。
尚在襁褓之中便失去了父亲，六岁时母亲远嫁他乡，从此与哥哥寄人篱下、相依为命的叔叔，虽然只上了小学，却天生聪颖，写得一手潇洒遒劲的毛笔字，他临摹的毛泽东草书，一气呵成，惟妙惟肖。他平时喜欢读书，在当时一穷二白的农村，成年的他却拥有几十本藏书，其中的小说和诗歌我小时候也借读过不少。他还酷爱下棋、喝酒。十几岁时，他便不甘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起早贪黑、累死累活去弄几个一文不值的工分，背井离乡，只身走湖北、上新疆、去甘肃、下广西，凭着能主宰全国城乡人民的口粮和副食的小小粮票的魅力，打听着不同地区的粮价，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来回奔波，赚取一些差价，解决自己的口粮和生活所需。当时，全村人都认为他好吃懒做，不务正业，游手好闲，都不正眼瞧他。小时候，我很少见到过叔叔。只有过年的时候，戴着蓝色布帽、穿着蓝色衣服的叔叔才回来，与我们全家一起过年。有几次，公社派人从外地把他捉拿回来，在全公社的群众大会上，叔叔脖子上挂着写着“投机倒把”几个大字的木牌，被民兵押上台批斗。有时还被关上好几天。当时我们兄弟姊妹还小，我爸爸妈妈没少去为他送饭。
因为浪迹天涯，叔叔三十多岁才回家结婚。婚后的几年，他组建了打井队，走南闯北，为湖北等地的一些单位挖掘饮用水井，每年也能弄个一两千元的收入。不几年，他成了全乡的首富。人们都传说他在信用社有六千多元的存款，这在当时的农村，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叔叔却很不知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凭着手头的积蓄，还向信用社贷了些款，又向亲朋好友借了些钱，南下广东韶关开煤矿，准备轰轰烈烈大干一场，大赚一把。可是，天不遂人愿，由于政策、经营等原因，他几万元钱的投入血本无归。他只得靠给附近的煤矿业主打工，弄口饭吃。极要面子的他，觉得无颜见家乡父老，便几年时间没有回家，也未向家里寄过一分钱，婶婶在家守着两亩薄田，靠养猪和做小生意赚点钱，解决自己和两个小孩的生活开支和学费。
突然有一天，叔叔来信了，他要婶婶带着两个初中还未毕业的孩子一起去海南。这几年里，我家偶尔收到他的长子写来的信，却均是歪歪扭扭、三言两语，从中得知他们的境况并不好。每封信上都以快要搬家为由，从未留过地址和联系电话。之后他们再也未来过信，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消息。
这几年，陆陆续续有从海南打工回来的村里人带来一些有关叔叔的消息。有人说，叔叔一家四口已在海南安家，据说还上了当地户口；还有人说，叔叔和婶婶做一些小生意，两个儿子给人家打工，生活很清苦；也有人说，叔叔这几年一直在研究彩票，据说还中了大奖，买了房子，一家人生活得很好……不管怎么样，我们全家人再也没见到过叔叔全家人，前几年奶奶去世也无法与他们联系上。
但愿叔叔过得好，但愿一生浪迹天涯的叔叔，能有一个安稳的家，拥有一份幸福的晚年生活。
（原载2005年8月18日《株洲日报》）
侄儿给我发红包
因为母亲要在我们家过年，弟弟、弟媳带着9岁的侄儿悟鸣，于农历二十八来到我们家一起过年。
弟弟一家三口已经多次在我们家过年。我记得，每次妻子给女儿和悟鸣发了压岁钱之后，悟鸣总是高兴异常。如果他学习成绩好，妻子另外还给三五百元的奖励。因此，他常常吵着要来我们家过年。
正月初一一大早，我还睡在床上，就听到悟鸣大声的吵闹声，我们只得起床。悟鸣一见到我，便朝我跑过来，毕恭毕敬地站在我面前，双手合十，点着脑袋，笑嘻嘻地说：“悟鸣给伯伯拜年，祝伯伯身体健康，升官发财！”我高兴地拉着他的手，说：“祝悟鸣学习进步，健康成长。”他连声说：“谢谢伯伯。”接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红包，递到我的手里。
九岁的侄儿给我发红包，弄得我满头雾水。我执意不肯收，他急了，说：“奶奶、伯娘、姐姐都收了呢！”我更加觉得奇怪，于是偷偷问其他人，这才知道，他已经给早我起床的奶奶、伯母、姐姐都拜了年，而且发了红包。
我连忙问他：“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他高高地昂起头，把右手掌贴近胸脯，然后用劲往上一挥，大声说：“我是打工赚来的！”“你在哪里打工？”我知道他在说谎。他见我不相信，急着把我拉到他妈妈面前，一字一顿地告诉我：“我在家里扫地、洗碗赚来的。”原来，弟弟和弟媳为了培养他爱劳动的习惯，他每洗一次碗、扫一次地，就奖励他一元钱。一年来，他把这些钱攒着，小心翼翼地藏着，却从来没舍得动用去买零食。在来我们家之前，他自己买来四个小红包，请妈妈去银行换来八张崭新的面额为二十元钞票，每个红包里面装两张，然后在红包上写上不同的祝福语。
为了让他高兴，弟弟早就跟他奶奶、伯母、姐姐打了招呼，务必收下他的红包，不然他会不高兴的。不知道是我没注意听，还是弟弟忘了跟我说，我拒收的动作惹得他不愉快。于是，我摸了摸他的头，鼓励他：“不错，悟鸣这么小就会打工赚钱，而且懂得孝敬大人了。”
（原载2011年2月18日《中国国土资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