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听到有美女在叫我“帅哥”，我满脸堆笑坦然答应着，还自然而礼貌地对她说：“你好，美女。”尽管我还来不及回头看清她是谁，长得怎么样，但这些其实一点也不重要，一点也不影响她“美女”的身份。从她的声音，我早已经判断她就是名副其实的美女。待我回头，她满脸灿烂的笑足以说明，那么快乐、开心的女性，不是美女，还能是什么？
（原载2011年1月7日《株洲晚报》）
被天使的细腻温暖着
那年，我因为一场大病，住了两个月医院。在刚进医院那些天，医院连续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医生嘱咐我，由于我的身体特别虚弱，应该特别注意减少运动，白天不能轻易下床走动，晚上好好躺在病床上休息，不能回家。
尽管在医院的同学给科里的医生打过招呼，让他们对我特别关照，而且主任带着几个主治医生、护士齐刷刷地来到我的病床前，表示将对我进行精心治疗，而卧床，吊水，吃药，每天的生活重复而单调。医生每天早晨对我来一次近距离的望闻问切，护士拿来大瓶小瓶的药液，将一根细而尖的针头插入我手腕的静脉。
我天生怕疼，护士把针头刺破我的皮肤时，我的心就战栗起来。直到贴上胶布，护士离开，我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有时难免一次刺不准，需要将刺破血管的针头抽出来，再重新刺进去。遇到实习护士这种情况就更加常见了。就这样，那一根根针头像是扎在我的心上。
吊水吊多了，针头偏移造成手背、手腕肿胀不足为怪。我向护士反映，护士说，手腕动一下就可能造成针头偏移，哪里有什么办法？那就只能等到吊完水被动地热敷了。
护士王莉的出现，彻底让我的心面对针头不再战栗。其实，我从进医院起就注意到她：高挑的个子，瓜子脸，大眼睛，皮肤白皙。要描述她的漂亮，我只能说，在众多的护士中，她就是鸡群里的一只鹤。那天，她为我吊水，太出乎我的意料。我在她走近我的病床时，心就开始剧烈颤抖。在我的潜意识里，漂亮的女孩都比较清高，长相一般的护士往往打针的技术高些。但我还是老早把手伸出来，等待自己的手被她那双手拿捏。
我注意到她的胸牌，得知她的芳名叫王莉。我没话找话，明知故问，你叫什么名字？她大大方方地指着胸牌，告诉我，王莉，三横“王”，茉莉花的“莉”。你的手背有点肿。她轻声说道。接着，她出去了。一会儿，她拿来一个装药剂的硬纸盒，用胶布固定在我正吊着水的那只手的手腕上。她笑着对我说，这样，手腕固定了，针头就不会动了，手就不会肿了。
第二天，还是她为我吊水。她固定好针头后，顺手拿过我晾在架子上的毛巾，反复折叠到手板大小，然后垫在我吊水的那只手的手腕下。这样，手腕被垫高，就不会因悬空而疲劳，也不会轻易动了。她轻声对我说。
她为我做的，其实是其他护士都能够轻易做得到的，可她们就是忽略了这些细节，而王莉做到了。王莉不但人长得最漂亮，而且心也特别细腻，为了让我舒服些，她使用了两个小窍门，而且对我特别管用，成功为我解决了吊水时手背易肿和手腕易疲劳两个大问题。
在剩下来的住院的日子里，我期盼漂亮的王莉能够天天为我吊水。当这种不可能成为现实时，我自然而然留意她从门口匆匆来去的身影，以及那清脆悦耳的声音。日子过得很快，我康复出院了。但我还是特别怀念被漂亮的王莉温暖着的那些日子，直到现在。
我后悔没有向她索要电话号码，但即使有了她的电话号码，我也不敢轻易拨打。因为我怕一个陌生的电话加重她将针头插进病人血管的力度，让她突然忘记将折叠的毛巾垫在病人的手腕下。我希望更多的病人像我一样，被她的细腻温暖着，温暖着……
（原载2010年第3期《炎帝广场》）
爱的测试
一个做小学教师的女性朋友，给我讲了一个关于夫妻之间爱情测试的真实故事。
一天中午，某学校某办公室里唯一一个男老师不在，剩下清一色的八个女老师。突然有人提议：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个爱情测试呢？于是，她把想法告诉大家，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手机向自己的老公发一条内容为“老公，我爱你”的短信，接着，把手机整齐地摆放在一个办公桌上，所有的人都能看到所有的手机回信。
第一个收到回信的是年过半百的徐老师。他们夫妻恩恩爱爱，相敬如宾，是大家都知道的。“发什么神经呀？”回信的内容却让大家大吃一惊。徐老师尴尬地笑了笑。
“老婆，我也爱你。”新婚燕尔、楚楚动人的肖老师，让大家好生羡慕。她羞红的脸蛋掩饰不住幸福的得意。
三十出头的许老师，老公是做生意的，家境殷实。“你是不是闲得无聊呀？晚上把你的同事们都约来，我们去唱歌吧。”看到丈夫的回信，许老师眉头紧锁，继而眉开眼笑：“大家晚上就一起卡拉哦嗬去呀！”
性格开朗的李老师，看到老公的回信无地自容。“老婆，今晚我们再来一次‘69’式，好吗？”其他的老师都笑得前俯后仰。
再婚的周老师，在男同事、朋友面前言谈举止无所顾忌，被前夫认定是个荡妇，于是两人分手。现在的老公是一个单位的一把手，由于被前妻捉奸在床而离婚。“好了，好了。我正在陪领导视察。你还记得你是怎么离婚的吗？”老公极不耐烦且近乎人身攻击的口气，让周老师的心凉了半截。当时，周老师就禁不住哭了起来。
“老婆，我也爱你。杭州的丝绸特别漂亮，我给你买件旗袍，你看行吗？”肖老师正在杭州出差的老公的回信，让所有人都伸长了舌头。“旗袍可是贵族服装，要几千块钱一件呢！肖老师还是赶快练习一下猫步，马上要做时装模特了呢！”同事开起了她的玩笑。
刘老师的老公回信很实在：“记得买点菜回来。”
张老师的手机一直没有信息提示。他们夫妻俩在家里话都很少，也难得打一次电话，发信息的事就更不要说了。“我还是第一次给老公发信息呢！”她不好意思地说。
听完这个故事，我对朋友说，爱，有的图浪漫，有的重传统；有的喜欢表露，有的深藏不露；有的图个实在，有的心存芥蒂。由此看来，爱，是不能公开测试的。
（原载2010年6月16日《株洲日报》）
警惕性与信任度
一天上午，收到一个关系可以且偶尔见面的高中同学发来的信息，他说他在火车上，十一点多到株洲，到时给我打电话。十一点多，他又发来信息，说他已经到株洲。我连忙打电话过去，他说他一个在株洲工作的高中复读班同学请他吃饭，叫我过去一起吃。考虑到天气太热，自己又没有车，我推说有点事就没去了。
中午，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去湘潭给侄女交学费，问我有空陪他去不。懒惰驱使我再一次拒绝了他。三点多，他发来信息，说他的钱包被盗了，身份证、银行卡全丢了，侄女的学费也交不成了。我不由自主地想到经常发生的骗局，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就遇到过。他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说他来湖南某市出差，叫他猜猜他是谁。他问对方在哪里工作，对方说在某市。于是他想起有一个高中同学在那里工作，便把那个名字报了。对方连声说，是，是。第二天，对方又给他打电话，说昨晚自己多喝了点酒，在宾馆找小姐被公安抓到现场，需要罚款五千元。而自己的银行卡里没有那么多钱，只能向在湖南的那个同学帮忙，把五千元打到他的一个银行卡上。我那个同学不敢轻信，便追问其他一些同学的名字、工作单位等情况，最终，那个骗子穿泡了。
想到这里，我不禁对我那个同学的动机表示怀疑。但我坚信我的那个同学不会骗我，一则他人忠厚老实，二则我们俩关系可以。我们高中班毕业十年、二十年的两次同学聚会，就是他牵头组织的。每次我回老家，给他打电话，他总是约一些同学陪我吃饭。不管怎样，我心里的疑窦还是难以消除。我便发信息给他，问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他在去乘开往湘潭的车的路上，对面一个人碰了他一下，等他反应过来时，发现钱包没了。
按照骗局的逻辑，同学等会肯定会提出请我帮忙，将他侄女的学费打到他侄女或者学校的某个账号，等他回去后，再通过银行还钱给我。但这样的情形始终没有出现。我甚至有意等待他提出那个要求，然后揭穿他的阴谋。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确信他真的遇到偷窃了，便给他打电话。他告诉我，他还在湘潭到处找那个学校。等找到学校后，再到株洲来，晚上一起吃饭。直到下午六点，他接着告诉我，他准备往株洲走。学校要求明天必须将钱打进学费专户，他准备让妻子把钱打到高中复读班那个同学的卡上，明天再去学校交学费。
晚上，他那个同学与他在国宾酒店大厅等我，然后一起去二十七楼的茶餐吧。因为我和他那个同学都已经在家里吃过晚饭，他点了一个煲仔饭，他的那个同学点了一瓶啤酒，我点了一杯绿茶。我们聊高中的一些往事，聊一些同学的情况，一直到凌晨一点，才依依不舍地分开。
回到家里，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当警惕性和信任度让我抉择之时，我内心的矛盾多么激烈。如果他真的在电话里向我提出借钱，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冷漠地拒绝？幸亏他没有那样做，给我留足了面子。一个这么诚实的老同学，怎么差点被我怀疑是骗子了呢？我不禁深深自责。接着又反过来想，如今的社会，有些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连自己的父母、儿女都忍心去骗，例如传销，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何况他只是我的一个曾经的高中同学呢？这么想，我的心才渐渐释然。
（原载2010年8月16日《株洲晚报》）
空白胶卷
现在出行，数码相机多方便。回来把照片拷进电脑，随时可以打开电脑欣赏。而若干年前，好不容易出去旅游一回，相机需要找人借，还要买胶卷，旅游回来还要冲洗胶卷和照片。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内心充满愧疚。
那年得到一次去深圳、香港、澳门公费旅游的机会，我第一件事便是思量着找谁借相机。那时家里有相机的人可谓凤毛麟角，相机自然成为宝物，人家一般也不轻易外借。我突然想到前不久我请来为我们单位召开的全省一个会议照相的那家照相馆，便直奔而去。
那家照相馆是一对残疾夫妇开的，他们俩一个瘸着右腿，一个瘸着左腿。为会议照相是女的来的，她的左腿明显比右腿短一大截，由于没用拐棍，走路时右腿一抬则身子夸张地往左边倾斜，而迈左腿时身子才显得与地面垂直。当时，她吃力地跟在参观的与会代表后面，好多镜头自然错过了。后来，代表进会场，她却迟迟没跟上，会场的照片一张也没有。我也不忍心责怪她。
得知我来借相机，男的自然很热情。他巴结似的说：“本来我们的相机不外借，只出租的。看到你照顾过我的生意，这租金就不收了。”接着，我买了三盒胶卷。
我平时做事都很细心，而且善于用自己独特的方法来处理事情。一拿到胶卷，我便想，到时候每用完一卷，便把从相机里卸下的胶卷装进原来的空盒子，再在盒子外面做一个记号，以与未用过的胶卷区别。
我很少用过相机，但这傻瓜相机大抵会用。为了慎重起见，我反复请照相馆老板为我示范装卸胶卷、开关相机、装卸电池等操作。老板似乎觉得好笑，但还是不厌其烦地演示着，直到我点头说“会了”才肯罢休。
因为有了相机，我把镜头对准了一个又一个景物，自个摆弄着一个又一个的姿势，请同行帮我拍摄。最珍贵的镜头莫过于深圳民俗文化园了，各个民族的民居、民俗以及服饰，都在“咔嚓”声里被作为伴随我的背景，留在胶卷上。特别是那些穿着民族服装的漂亮姑娘，成为我竞相与其合影的主要目标。记得我主动邀请一个坐在木椅上的藏族姑娘合影时，我与她有过简短而精彩的对话。我紧紧往她身边靠，而她躲避着把身子向另一边移。我轻声对她说：“靠近点，民族大团结呗！”她瞪着一双大眼睛望着我，语气生硬地说：“男女有别！”
整个行程，照完了两卷胶卷，还剩下一卷。我凭着胶卷盒子上的记号，把两卷照了的胶卷拿到照相馆去冲洗，顺便把借来的相机还了。几天之后，那卷让我颇为得意、记录着我融入民族风情的点点滴滴的那卷胶卷，冲洗出来时竟然一片空白！
我愤怒了，发飙了。凶狠狠地对着照相馆老板吼道：“你知道这些照片多么珍贵吗？花了我那么多心思的照片，说没就没了。肯定是胶卷有问题。这趟深圳等于白去了。”接着，我指着他的鼻子：“看你怎么赔我！”
老板的声音还是往常一样低沉：“算了，这卷胶卷就不算钱了。”我还是不服气，坚持要他给个说法。最后，他万般无奈之下，减了我部分冲洗费用。
事情到这里还没完。大约一年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我前几天去大京玩，照相后冲洗出来的照片，里面竟然重叠出现了你的照片。”她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姐姐，她接着说：“我们一起去我买胶卷的那个照相馆，找老板的麻烦。”这时候，我猛然醒悟过来，肯定是我一不小心，把那卷在深圳民俗文化园照过的那卷胶卷当作未使用胶卷退给照相馆，而另一卷真正没使用的胶卷却拿去照相馆冲洗了！一向做事小心谨慎的我，竟然在胶卷问题上匡瓢，而且还强词夺理把黑锅往照相馆老板身上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