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慎重起见，我还是跟她见了面，仔细查看了她跟我重影了的那卷胶卷以及冲洗出来的照片，那果然就是我在深圳民俗文化园里用过的那卷。我没有跟她去照相馆，她不知道，之前我已经做得太出格，这时我更没有勇气去道歉。然而，这份愧疚却一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也因为这件事，我养成了多思的习惯，学会了理解、宽容、与人为善。
我买了两只左鞋
那天，我准备把四个月前从市里某大商场买来的一双名牌新皮鞋拿出来穿。我打开漂亮的包装袋，揭开鞋盒，把两只鞋从泡沫袋里拿出来，放到地上，却惊奇地发现摆在我面前的不是一双皮鞋，而是两只左鞋。我哭笑不得。
我决定去商场，把两只左鞋换成一双。来到商场，我向营业员说明来意，她说她做不了主，需请示柜台经理，并告诉我经理去省城了，叫我明天再来。我请她帮忙打经理的手机联系，经理在电话里粗声粗气，最后还是勉强答应无条件地为我换鞋，却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
我出于对商场的信任和对该品牌的仰慕，跑几十里路，大老远来买皮鞋，选好式样和尺码后，也未检查，付了款后，便从营业员手里接过漂亮的包装袋，满心欢喜地回了家。买回两只左鞋，是我始料未及的。为此，我还要多跑一趟冤枉路换鞋，谁听了都会笑掉大牙，这样离奇的事竟然被我碰见，你说倒霉不倒霉。商场虽然同意为我换鞋，却没有半点道歉的意思，我觉得自己太亏了，商场至少应该补贴我两次来回的车费，我想。
我叫营业员把补贴车费的意思转告经理，谁知经理在电话里以一种轻蔑的口气对我说：“你是不是没看过钱？”接着，他竟然把赃栽到我头上，说我害他又要去找厂家换鞋，给他带来了麻烦，造成了损失云云。
我只得叫营业员带我去找商场的经理。商场经理对我的要求不理不睬，她只淡淡地对营业员说：“给他换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坚决要求补贴我的路费。商场经理只得与柜台经理在电话里商量，最终商定赔我20元，并由营业员将结果告诉了我。而她始终未跟我说一句话。我窝了一肚子气，区区20元就能打发我？我执意要50元。经理室一位男工作人员见我执拗，便反复向我解释，说柜台经理因经营不善亏损，心情不好，讲话难听，可以理解，请我原谅。
顾客是上帝。我却丝毫没有享受到上帝的待遇，反而被商场看成一个为了敲诈几个钱的无赖。由于商场的失误，给我造成直接损失，而柜台经理却倒打一耙，把责任往我身上推，把脏水往我身上泼，我无论如何想不通，而且越想越气，便坚决地对那位男的说，我要退货。他执意说：“退货不行，你已经买了4个多月，我们给你换了就不错了。况且，你又没有电脑账单”。“我有发票还不行？”我终于忍不住来了脾气。他无奈，只得去收银台，不一会儿，按发票上的金额把买皮鞋的钱全部退还给了我。
我本无心退货，何况那皮鞋是我心仪已久的名牌，且商场为我把两只左鞋换成了一双，而且也答应赔。但在与商场商量换鞋、赔偿的过程中，他们那蛮横、霸道的做法令我委屈，让我愤怒。作为上帝的我，必须维护自己的尊严，行使自己的权利，执意将皮鞋退掉，将商场在我首选购物商场的名单中划掉，永远。
（原载2005年3月18日《中国国土资源报》）
直刺痛处的短信
“年过完了吧，人跑烦了吧，钱花光了吧，心也疼了吧，短信少了吧，没人理了吧，也不成了吧，老实上班吧。幸亏有我这个朋友祝你天天快乐！”过年后没几天，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把我逗乐了，同时它也狠狠地刺痛了我的心。这几句话，多多少少把部分人过年之后的心境活灵活现地写了出来。我一看，又是那个手机发来的。
正月初三，在拜年的电话和短信彼伏此起中，一个陌生的外地手机打进了我的手机，响了一下便挂断，接着又响一声即挂断。当时我正坐在行驶于高速公路的小车上，也许是信号不好，我想。
下了车，我迫不及待地把电话拨过去。电话接通了，响起了伴随着重复不断“恭喜发财”的美妙音乐声。新春期间，在电话里听到这优美和谐的声音，真美。这位朋友真韵味！可是，我足足享受了1分钟，仍无人接听。我心中直犯疑，于是挂断了电话。那个电话马上又打了过来，我随即接听，虽然对方未挂断，却什么声音也没有。
几天后，我收到那个号码发来的短信：“寂寞的你，孤独的我；天涯的你，海角的我；激情的你，冲动的我；短信为桥，亲情相叙。远方的情人，静候你的佳音。”我心中直犯疑：情人，我确实没有，难道是谁发错了？抑或哪个熟人或朋友开的玩笑？但是，如果是我的朋友、熟人，绝不会电话通了也不说话，而发如此激情浪漫的短信。这绝对是陷阱，精心设计的美丽陷阱！在电话引诱未起作用时，又用这么露骨直白的短信，想方设法让我打电话或发短信过去与其“亲情相叙”。这不是一个想搓我的电话费的聊天电话，又会是什么？于是，我未再予以理会，并随即删除了那条短信。
不料，又过了几天，我正在为走亲串友跑来跑去心烦，拜年花钱、玩牌输钱心疼，朋友电话、短信渐稀心冷，老老实实上班而一时难以适应时，那条突如其来的短信直刺我内心的痛处。我不能不佩服骗子的精明，如此带着刺激的温情，不知骗取了多少手机话费和短信费！过年只是一阵风，在当今科技高度发达、生活富裕的时代，过年便成为金钱、友情同时狂轰滥炸的时段，一些人确实太烦太累，事后又太痛心。如果过年能平静些，少些迎来送往，多些平淡真诚，每个人都能够选择自己独特的方式，那该多好！
（原载2005年2月25日《中国国土资源报》）
手抄报风波
在阔别十年后的一次高中同学聚会上，班长在致辞中，郑重其事地提到了当年我在自办的手抄报上撰文提倡“男尊女卑”一事。我不由得想起那张不同寻常的手抄报。
高二时，学校举办手抄报比赛活动，我被语文老师指定为参赛者。接到任务，我全力以赴，认真对待，精心设计了刊头，工工整整地誊写文章，一丝不苟地制作了每个栏目标题和插图，至此，手抄报只剩下一处空白了。我想写一篇有价值、有影响的文章，以求吸引评委的眼球。此前不久，我读过一篇关于日本男尊女卑的文章，文中将日本男尊女卑的习俗看成促进该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我并未接受该观点，甚至反而对我国几千年封建制度下滋生的这种习俗表示愤慨。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较好的话题。于是，我在手抄报上开设了“问题讨论”栏目，写了《应该男尊女卑》一文，其目的是为了扩大手抄报的影响，引起广泛的讨论。
当时班上参赛的还有一位女生。我的手抄报完成后，她说想参考一下便将其借去了，此后她把两份手抄报一并交给了语文老师。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焦急地等待手抄报评奖的消息。同时，也明显感觉到班上的女同学突然对我爱理不理了。原先出于对女同学的关心，一直由男生包下来的挑水任务（每天安排值日员从学校锅炉房处挑开水倒进教室里的保温桶供同学饮用），女同学突然不领这个情，硬要争着去挑。男同学不肯，她们便板着脸从男同学手里抢扁担和水桶，一个人挑不起，便两个人一桶一桶地抬，硬是拒绝吃这份照顾。看着她们那一本正经而又可怜巴巴的模样，男生们大惑不解。
评奖结果出来了，语文老师宣布，我的手抄报因内容有问题而被取消评奖资格。后来我才知道，是拿了我的手抄报去参考的那位女同学读到我那篇关于男尊女卑的文章后，首先向语文老师告状，继而义愤地在女生中进行了“煽动”，接着默默地掀起了挑水运动以示抗议。于是，我一跃成为她们公认的大男子主义者，成为她们憎恨的对象。
更想不到的是，十年后的同学聚会，她们还处心积虑地寻找“报仇”机会，而且狡猾地借班长之口旧事重提。如此一篇故意言辞过激的小文章，竟成了我歧视女性的物证！我惊愕不已。我一本正经而不无幽默地说，我很感谢你们还能对我十年前的一篇小文章记忆犹新，也很佩服你们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耐心和毅力，也衷心祝贺你们报了一箭之仇。同时，也希望你们像记得这篇小文章一样，常常记起我这个同学。但千万别以此为凭，在我与大男子主义者之间划等号。说这些话时，我看到那几位女同学异样的目光里似乎略显迷惘，却始终掩饰不住当年特有的顽皮和倔强。于是我笑了，却笑得尴尬而苦涩。
（原载2004年6月24日《株洲日报》）
被润色的“声音”
我第一次看到株洲晚报星期天专刊的“声音”栏目，读到一篇篇歌颂时政、针砭时弊的言论文章时，禁不住拍案叫绝！在言论文章成为报刊争相推出的一道特色小吃之时，株洲晚报也毅然走在前列，我不觉对她高看一眼。在倾听那些犀利“声音”的同时，平时喜欢写点散文的我跃跃欲试，竟然产生写言论的冲动来。
偶尔读到关于某县规定所有单位党政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和工程，以实施有效监督，防止权力腐败的报道，我觉得自己不能不对这种官场作秀行为说几句。一坐到电脑前，却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我急着将前段时间星期天的晚报找出来，认真阅读“声音”版上的那些文章，参照那些文章的写法，写成了标题为《一把手“三不分管”，好！》的言论文章，循着栏目上公布的信息，发到当时并不熟悉的李勇编辑的邮箱。
我不知道用什么标准来评价自己的文章，只能等下期的“声音”版出来，看看自己的名字是否会出现。但从内心来讲，我是不抱多大希望的。不料，大约过了不到半个小时，我接到李勇的电话。
我知道，而且也有经验，编辑对一般作者来电话，至少说明他对作者的稿子感兴趣，要么是题材好，要么是文笔不错。只要按照他的意见修改，肯定能够见报的。果然，他首先对我积极投稿表示感谢，接着指出了稿子中的问题：标题与文中的观点不一致，分析欠透彻，未提出有效解决办法等等。我说，我是第一次写言论文章，套路还不熟，请他指点。他耐心地告诉我，晚报“声音”版的基本风格是什么，对文章的基本要求如何，并就怎么选题、分析、提出解决办法等问题做了详细讲解。接着，鼓励我改好这篇文章，并经常为“声音”版写稿。
我欣然打开文档，兴冲冲地着手修改那篇文章。首先将标题改为《“三不分管”能否根除权力腐败》；接着在分析中指出副职分管是一把手授权的，实际上还是一把手说了算；最后，提出要有保障副职不受一把手干扰决策的措施。
李勇又来电话了。他说，修改后的稿子分析还是太肤浅，措施里面应该要有对副职权力的制约。我又匆匆坐到电脑前，将一把手可以通过调整副职分工，逼迫副职按他的眼色行事等内容条分缕析地加入文章的分析部分中；又在措施里写道，“建立一把手和副职相互监督的机制，让决策处于公开、透明的环境中。”李勇的电话再次响起时，他的话语里尽是赞许和鼓励。虽然他没有说文章能够见报，但凭我的直觉，那篇文章肯定能够发表在下期的“声音”版！
虽然见报的那篇稿子相对我的原稿来说，已经是面目全非，但我还是无比兴奋，写言论的热情与日俱增。就这样，我一发而不可收，在晚报发表了一系列言论文章，内容涉及民告官、医院红包、财产公开、留守儿童等，还成为株洲日报、人才信息报的特约撰稿人。
现在想起来，如果李勇编辑当初不声不响地毙了我给“声音”版写的第一篇稿子，也许，我就此失去了与“声音”版的缘分，就不可能有幸成为她的特约评论员；如果没有李勇编辑的精心指导，我那篇文章就不可能造成那么大的影响，我也不可能成为红极一时的言论写手，创造去年发表言论文章80多篇的奇迹。
我那些被润色的“声音”，真美！
（原载2010年4月19日《株洲晚报》）
无悔的追寻
十五年，弹指一挥间。在国土资源部门工作的这十五年里，我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无怨无悔，一路追寻。先后从事过办公室、地籍、用地、执法等工作，担任过科长、分局书记，经历过通宵达旦爬格子的阵痛，有过付出辛劳后获得成功的喜悦，遭遇过土地权属纠纷调处中恶言辱骂甚至扁担威胁，得到过老百姓最朴实最真挚的感谢。
一九九五年，我怀揣着自己发表文章的剪贴本，敲开了株洲县国土管理局的大门，荣幸地成为一名国土新兵。近距离接触“土地”这个词，我不由得想起我那一辈子把土地当作命根子的父亲。在每人不足五分田，歉收年份口粮都难以保证的情况下，他一边细心侍弄责任田，一边承包橘园，开荒种地，解决全家的温饱，还建起了村里第一栋红砖楼房。他尝到了土地的甜头，也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积劳成疾的他，手里紧紧攥着一把土，匆匆走完了五十四年的人生里程。由此，我思索着，国土管理最大的任务，应该就是保护土地这个农民的命根子，让千千万万像父亲一样的农民在土地上播种希望，收获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