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逝如白驹过隙。上海建桥学院自 1999年 10月破土动工 ， 2000年 9月开学 ，一晃已有十年时间。今年是学院建校十周年大庆 ，校庆目的就是为了总结过去 ，展望未来 ，凝聚人心。为此 ，民办高教研究所有关专家建议我 ，作为建桥学院创办人、出资人、掌门人 ，对十年办学历程作一个系统梳理。我想 ，建桥学院自诞生那一天起 ，一直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爱护 ，这并不是我周星增有什么特别大的能耐 ，而是当前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 ，各界人士对于中国教育事业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异军突起的民办大学 ———所寄予的厚望与期待 ！上海建桥学院的成长历程 ，也是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初期的一个缩影 ，她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百年未遇的历史机遇 ，得益于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 ，得益于建桥学院领导班子和全校同仁的共同奋斗 ，得益于我们始终坚持教育公益性方向 ，走自立、自强特色发展之路。而我 ，只是尽心尽力做了我应当做的事。作为董事长 ，最根本的责任是要把好办学方向的 “舵 ”，这就是很多领导和媒体一直希望我回答的三个问题 ，即 ：为什么要办大学 ？办什么样的大学 ？用什么思路办学 ？其实这正是举办者必须明确的办学动机、办学目标、办学理念问题。这些问题 ，自我萌生办学念头以来 ，一直在思考、在求索 ，所以 ，我也想借此机缘 ， “逼 ”自己摆脱一些日常繁杂的事务 ，静下心来 ，回顾一下自己的办学心路历程。
母亲说 ：你真想孝敬我 ，那就办一所大学吧 ，让更多的孩子都能上大学有位教育学家说 ，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也是最重要的老师。我深为认同。上海建桥学院创办缘起 ，还是因为我的母亲。
1962年 11月 ，我出生在浙江温州柳市镇丁桥村的普通农民家庭 ，排行老三。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 ，中国社会有数以千万计像我一样普通的农家子弟 ，忍受着贫穷带来的各种煎熬与磨砺。在逆境中 ，首先能给予子女直面现实、挑战命运的信心和勇气的 ，正是无私、博大、坚韧的母爱。
记得有一次 ，母亲买了五个水蜜桃 ，分给我们兄弟姐妹四人 ，一人一个。这是我第一次吃水蜜桃 ，那种鲜甜的美味难以形容 ，我狼吞虎咽 ，几口就吃完了。吃完自己的 ，我就盯着桌上留下的那个水蜜桃 ，母亲瞪了我一眼 ，说 ， “这个留给你爸爸 ，谁敢偷吃 ，我打断他的腿 ！”毕竟那时年纪小 ，还不懂事 ，等母亲走开了 ，我还是忍不住嘴馋 ，偷偷把那个桃子拿过来 ，狠狠地咬了一口。这一口 ，咬去了大半个。我吓坏了 ，赶紧放回去。怕挨揍 ，悄悄溜出门 ，在外头磨蹭到天黑才溜回家。我以为家里人都睡了 ，谁知母亲还守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 ，等我。见了我 ，她并没有责骂 ，只是神情黯淡地说 ： “……孩子 ，妈对不起你 ，等以后家里有钱了 ，一定多买几个给你们吃。”我问她 ，“妈 ，你说水蜜桃好吃吗 ？”她说 ，“不知道 ，妈没吃过。”我这才记起 ，母亲只买了五个桃子 ，根本就没有她自己的份 ，这让我对她油然而生一番敬意。
母亲平时为人也是这样。处处为别人着想 ，从不考虑自己。哪怕家中只剩一把米 ，她也会分一半接济更加困难的乡邻。有一次 ，她还把我们兄弟二人赶到小床上睡 ，腾出大房间收留了三个外地逃荒的乞丐母女住了半年多。
为了帮家里分担生计 ，我七八岁时就去卖西瓜、茭白、荸荠 ，捡柴火、枝叶 ，还学过做砖瓦、干泥水活。凡是能挣钱的活 ，几乎都做过了。我做生意不行 ，别人说我心太软 ，碰到老人、小孩子 ，总是东西多给点 ，钱少收点。一来二去 ，没挣到什么钱。有一年寒假卖水果 ，只赚了五毛钱。后来 ，我跟在大人后头 ，学会了捉黄鳝、捉泥鳅 ，每天捉五六斤 ，收入一块多钱 ，比大人劳动计工分还好 ，这才没有辍学。我还把这手 “绝活 ”教给了全村小伙伴们。
现在想想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一个农村孩子单凭自己一双手想改变命运 ，无疑是白日做梦 ！更可怕的是 ，贫穷 ，不仅折磨人的口腹 ，更会时时啃噬人的心灵。记得我读初二那年除夕夜 ，母亲把孩子们都叫到跟前 ，把家中仅有一只苹果削好 ，切成四瓣 ，分给我们 ，说 ：“妈对不起你们 ，家里穷 ，今年过年 ，你们没有新衣裳 ，也没有压岁钱了 ……”她哽咽着 ，说不下去了。望着母亲憔悴、内疚而又无奈的神情 ，我只觉得脑袋 “嗡 ”地一下子就热了 ，一股莫名的勇气涌上心头 ，“咚 ”的一声跪在母亲膝前 ，仰脸大声地说 ，“妈妈 ，我以后要是没挣很多钱给你用 ，我就不是人 ！”
这一跪 ，跪定了我的一生。
这个誓言时时鞭策少年时代的我 ，刻苦学习 ，勤奋上进。
1979年高中毕业 ，我考上了江西财经学院 ，是当地第一个大学生。那天我正在田里插秧 ，接到江西财大录取通知书 ，脚也来不及洗 ，一路狂奔回家 ，告诉母亲这个天大的喜讯。那时 ，考上大学跟中状元差不多 ！我甚至狂妄地对母亲说 ：“以后 ，我们村的大队会计 ，我当定了 ！”读财经学院 ，当大队会计 ，捧上铁饭碗 ，让全家人过上吃饱穿暖的日子 ，这已是一个农村孩子最大的梦想 ！
大学毕业了 ，我被分配到贵州工学院教书。“大学老师 ”是一个无比神圣的职业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面对学生们渴求真理的心灵 ，教师如果敷衍了事 ，那就是误人子弟 ！为了备好一节课 ，我经常熬夜到凌晨两三点钟。一年后 ，我获得贵州工学院 “首届十大教学成果优秀奖 ”，破格晋升为讲师。
教书之余 ，我还与学生们打成一片 ，被学生们评为最富学者气质的老师。学生还教我下围棋。不过 ，我很快打败了 “老师 ”，从此一 “迷 ”不可收拾。直到五六年后 ，在乐清老家 ，我被一个名叫杨士海的毛孩子杀得溃不成军 ，才彻底断了当专业棋手的念头 ……当时在贵州工学院的生活什么都好 ，唯一的遗憾就是囊中羞涩。我们夫妻俩每年省吃俭用 ，也只够攒下回老家探亲的车票。
1988年 ，人人都涌到海南淘金 ，我也打算到朋友的海南建材公司当销售经理。辞职报告都交上去了 ，同事们欢送我的酒席都吃过了 ，第二天却收到了温州大学校长的一封邀请信。原来 ，温大财会专业社会需求量大 ，专业教师奇缺 ，听说贵州工学院有个叫周星增的温州籍老师课上得好 ，就来信邀请我担纲温大财会专业的创建。国家历来对温州投资少 ，没有大学。 20世纪 80年代 ，率先接受市场经济洗礼的温州人 ，希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办大学 ，承载着富起来的温州人对文化教育的向往。就在这样的背景下 ，全体温州人动员起来了 ，包括海外的华侨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集资办起了温州大学。
家乡需要 ，义不容辞。我掉头转向 ，登上了温州大学的讲台。当时温州大学刚创办 ，一切都在建设中。教室隔壁是办公室 ，白天办公 ，晚上打开折叠床 ，办公室成了卧室。就这样 ，又当了五年大学老师 ，我和同事们把建校之初 “只有学生没有老师 ”的财会专业办成了后来全校招生数最多、师资最强、收入最好的一个专业。 1991年 ，温大考虑提拔我为系负责人 ，组织上也找我谈过话了 ，还计划送我到德国深造。很多人以为我的人生轨迹从此就这样走定了 ，但就在这一年 ，我的人生抛物线再次发生了改变。促使我下决心的是这样一件小事。
学校分给我一套 50平方米的住房 ，但需要交 1万多元钱。我们夫妻俩集中了所有积蓄 ，也就刚够这笔钱。交了房款 ，装修费用就没着落了。还是在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帮助下 ，七拼八凑 ，凑齐了 1万多元 ，才把房子装修好。 30多岁的大男人 ，非但不能兑现儿时的誓言 ———让父母家人过上富裕的生活 ，还要家人资助。这件事 ，让我觉得自己特别窝囊。看着周围的同学、朋友一个个富裕起来 ，自己又不比他们笨 ，不比他们懒 ，为什么不能多挣点钱呢 ？同时 ，另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也在困扰着我 ：我发现自己的个性爆发力强 ，敢创新 ，但耐性不够 ，大概很难成为一个顶尖学者 ，如果继续在大学待下去 ，也许可以成为副校长 ， 但这条可预见的未来之路 ，并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1992年小平 “南巡 ”讲话之后 ，我毅然辞职下海。先在朋友公司里做销售部经理、销售中心总经理、董事长助理 ，然后开始自己创办企业。创业之路充满艰辛。人家都讲 “秀才造反 ，三年不成 ”，其实秀才经商 ，也是三年不成。那段时间下海的知识分子挺多 ，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成功 ，做企业的艰辛程度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有一次 ，温大几个学生来厂子里看我 ，看见我混在一堆工人群里 ，皮肤被晒得乌黑 ，光着膀子在搬东西 ，满头大汗 ，很惊讶 ： “周老师 ，你怎么做这个 ！”我笑着回答 ：“办企业就是这样的呀 ！”很多知识分子创业不成功 ，第一关考验就是角色转换 ，他心里总忘不掉自己过去的风光。这一关 ，我跨过去了 ：当老师 ，就要把书教好 ；经营企业 ，就要把生意做好。一个人 ，如果老想着过去 ，就不可能往前走。
接下来的路 ，经历了尝试、探索、攀登 ，遭遇过挫败、迷途、煎熬 ，终于收获了喜悦、财富和成功。有了钱 ，我第一个想回报的就是孝敬父母。可是 ，我发现 ，父母总是把钱省下来 ，捐给温州大学 ，资助造桥修路 ，哪户孤寡老人有困难 ，哪家孩子考上了大学 ，母亲都要上门送红包 ，她自己却照样省吃俭用。有一次 ，母亲步行十几里路到厂区来看看我就走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预付了车费 ，送母亲回家。母亲硬是把钱要回来 ，塞还给我。那天晚上回家 ，我对母亲说 ：“我这么辛苦挣钱 ，就是想让你过上好日子 ， 可你又舍不得用 ，那我挣钱又为了什么 ？”母亲说 ：“妈还是觉得有一个当大学老师的儿子最自豪。你要是真想孝敬我啊 ，就办一所大学 ，让孩子们都能读大学。”
办学使命 ：为学生建成材之桥 ，为教师建立业之桥 ，为社会建服务之桥母亲的心愿 ，让致富后迷失方向的我又一次点燃了新的创业激情。是啊 ，办大学 ，真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千军万马挤独木桥 ，多少年轻人仅因几分之差 ，就失去了深造机会。多培养一个品学兼优的大学生 ，不但改变了年轻人的命运 ，还给家庭送去一份欢声笑语 ，给社会送去一份希望 ！
美好心愿变成现实 ，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曾经在温州、杭州等地多方考察 ，但因为政策、师资、土地等各种限制 ，在那里办学有难度。 1999年 6月 ，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特别提到了一段关于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内容 ，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我强烈预感到 ：国家要在发展民办教育方面迈出更大步伐 ，中国民办教育的春天来了 ！我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到上海办大学 ！
选择上海 ，不仅是因为浙江与上海地域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融 ，而是上海具有政策、土地、师资等办学的优势条件 ，民办教育明显较弱 ，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兼有高校教学、企业经营与浙江资本等多重优势 ，比单一的教师办学或企业家办学更具优势 ，也更易找到突破点。
而当我热血沸腾走进上海市有关部门咨询 ，迎头却被浇了一盆冷水 ：“温州人是东方的犹太人 ，赚钱本事大 ，办大学嘛 ……”这个 “嘛 ”字拖得很长 ，被省略掉的下文 ，显然带有怀疑、否定、排斥。
这话也不奇怪。当时鱼贯而入抢滩上海的民营企业家 ，大多是投资经商做生意 ，没听说谁要办大学。面对怀疑的眼光 ，我说 ，“温州人怎么就不能办大学呢 ？晚清的孙诒让实业兴教 ，当代的苏步青、谷超豪 ，不都是温州人吗 ？”
对方愣了一下 ，就问 ，“那你学校建在哪儿 ？没房子 ，我怎么批 ？”
“你还没批准我办学 ，我又哪来的学校 ？！”这句话 ，我只能在心里反驳。面对这个 “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 ”的两难命题 ，我明白了 ：争论没有意义 ，必须超常规 “破题”。
1999年 7月 ，我变卖了自己在温州所有的工厂、设备 ，联手几位商界朋友共同创业 ，一次性向市教委指定的银行账户上打入 500万元 ，以显示办学诚意 ，同时 ，买地建楼。
康桥路上 ，一幢幢教学楼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消息传开 ，惊动了上海市里的领导。领导说 ，“我们得去看看 ，周星增是谁 ？这人胆子不小 ，不知他到上海办大学是真是假 ？”领导们在建桥工地上找到我 ，听了我关于办学理念、目标、计划的现场汇报频频点头。有位领导把我拉到一边 ， 悄悄问我 ，“这大学还没批下来 ，你就砸锅卖铁干起来 ，万一上头不批 ，这几亿元不就打水漂了吗 ？”我回答说 ，“我这样做 ，就是想告诉世人 ，周星增办大学是铁了心的。市里不批 ，一定是哪些地方不足或不符合要求 ，你提一点 ，我改一点 ，你提两点 ，我改两点 ，等我都达到要求了 ，上头还会不批吗 ？”
这所大学叫什么名字呢 ？一个台风过境、风雨肆虐的深夜 ，我站在窗前 ，想起了母亲 ，想起老家门前的小石桥。
温州地貌俗称 “七山二水一分田”。逢山开路 ，遇水搭桥。村民们背扛肩挑从石桥上来来往往 ，曾是儿时最熟悉的风景。每天我也是从桥上走过 ，到河对岸的小学读书。
20世纪 70年代初 ，村里发生了一幕惨剧 ：端午节那天 ，当地举行划龙舟大赛 ，全村人都涌到桥上看热闹。老石桥不堪负重 ，突然断裂了 ，桥上的人纷纷落水 ，打捞不及 ，死了十几人。桥断了 ，我只好沿着田间小径走。学校近在眼前 ，却不能一跃而过 ，非要弯弯曲曲绕上一大圈才能到达。后来 ，还是我母亲组织发动村民 ，出钱出力 ，修好了这座桥。
平时只享受桥的便利 ，根本没有意识到桥的存在。一旦失去了 ，才明白这桥是何等重要 ！再次踏上这座石桥时 ，我充满了感恩之情。 ———每个人 ，从此岸到彼岸 ，从现实到理想 ，其间不知要经过多少艰险周折 ，当遇到强大的障碍与鸿沟 ，费尽全力也难以通达时 ，多么盼望前面出现一座桥啊 ！桥 ，是两地之间最近的距离 ，是迈向成功最快捷的通道。桥 ，是手与手的相牵 ，心与心的沟通 ，承载着梦想 ，托升起希望。每个人都离不开桥 ，每个人都可以是一座桥。跨越自我、成就他人 ，以服务与奉献实现自身存在价值的桥 ，就是最伟大的一种精神 ！办大学 ，就像建一座服务学生、服务教师、服务社会的无形之桥 ！校址坐落康桥工业区、康桥路 ，也带了一个 “桥 ”字。取名建桥 ，也包含了 “融入当地、扎根当地、服务当地 ”的内涵 ，这所大学就叫 “上海建桥学院 ”吧 ！
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我办大学的诚意与决心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信任和支持。费孝通先生题写校名 ，季羡林先生留赠墨宝 “百年树人 ”，李国豪院士欣然担任名誉校长。“建桥工程 ”一路绿灯 ，各级领导先后亲临现场指导 ，南汇更是把办大学看成自家的大事 ，列入县十大重点工程。开学前夕 ， 200多康桥人做义工 ，为学院清理垃圾 ，种植绿化 ……从确定校址 ，征购土地 ，设计规划 ，通过专家答辩 ，到督工建造 ，上海建桥学院当年建成、当年招生。
有这么一个传说 ：在挪威 ，渔民们捕到沙丁鱼后 ，往往等不到上市 ，这些鱼就奄奄一息了。于是 ，有人在鱼桶中放进一条鲶鱼 ，鲶鱼追逐着沙丁鱼 ，沙丁鱼为求生存拼命游动 ，从而活力倍增 ，这就是著名的 “鲶鱼效应”。教育界专家评价说 ，上海建桥学院这条鲜活的 “鲶鱼 ”，开创了一条教育引资的新路子。凭着温州基因的活力 ，得益于上海良好的综合环境 ，这条 “鲶鱼 ”迅速壮大 ，还带来了 “同伴 ”，搅热了上海滩民办教育领域的 “深潭 ”，逼得本土 “沙丁鱼 ”们你追我赶 ，力争上游 ，从而促进了上海民办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
（ 2010年 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