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域
2007年9月15日，与我患难与共的革命战友、相濡以沫的亲密伴侣—瞿树滋同志，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先我去见马克思。虽然，晚年我俩曾多次谈论过生离死别总有先后，讨论过如何处理身后事宜，但当这一天真的来临时，悲痛的袭击依然是那样强烈。孩子们生怕我承受不了，对我倍加关心和照顾，特意改换了生活环境以免我触景生情。来自组织上的亲切关怀和老战友、老同志们的真情问候，给了我很大的慰藉，支撑我度过了最初的悲痛日子。
2008年初的一场大雪过后，孩子们陪我来到树滋的墓地。白雪皑皑，苍松挺立，大地宁静肃穆，看着长眠在此的树滋，一件件往事涌上心头……一
我和树滋相识在抗日烽火中，共同经历了腥风血雨、生死考验。和平年代，我们并肩为建设社会主义忘我工作，在历次运动的磨砺中，携手经历了蒙受冤屈的痛苦考验，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地一起走过了59个春秋。
1944年夏，马世和同志在同志们和群众的帮助下，经过周密计划，化装走出了敌人监视下的基督医院，由化装的游击队员接应，从南通城安全突围到达解放区。由于我负责掩护马世和同志，和她公开接触较多，所以敌人曾多方了解我和马世和的关系，但我的社会身份给了我很大帮助，迷惑了敌人。到了11月份，我们的地下交通站被破坏，茅衍褆、颜康同志被捕，斗争越来越尖锐。敌人已开始怀疑我，常到我工作的学校打听我的情况。但我牢记陈伟达同志给我的密信指示：“……今后地委与你联系，要尽可能坚持下去。”我认为我的社会身份没有暴露，可以坚持地下工作。洪泽同志得知交通站被破坏的消息后，坚决命令我撤走。我于1944年底，随交通站的同志冲过封锁线到了解放区。同志们热情欢迎我，从生活上、思想上关心我，使我在实际工作中受到多方面的教育锻炼。在整风中我受到党的系统教育，对党的认识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得到提高。在文研会工作时，我认识了树滋（我当时任南通队干事、党小组长），他举止沉稳，待人没有架子，关心下级同志。在自卫战争紧张阶段，树滋代表组织动员安排我们女同志“打埋伏”，情况略有好转，我即出来工作，随团部行动，做机关工作，对树滋的了解更多了。在刘中书记的介绍下，1948年我和树滋结为革命伴侣。从此，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相互帮助，互相慰藉，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在战争年代，我和树滋都曾多次经历危险，生死关头我们能够脱险，都是由于有群众的掩护和帮助。1947年2～4月，我在如东新生乡“打埋伏”时，虽然我住的地方还乡团少，但小股敌人经常来扫荡。一天，还乡团又下来了，我以为是我们的小武工队，待敌人向我打枪时我才发觉，我和群众一起被抓。那时，我早有了牺牲的思想准备，所以很镇静。我想今天要完蛋，能骗过去就是我的，否则活埋刀杀随他（当时干部被捕很少生还）。我和群众被押着走了一段田的光景，在群众的掩护下，我被敌人释放了。经过这次事情后，我更深切地体验到群众的伟大与可爱。树滋常对我说，我们都是幸存者，永远不要忘记普通老百姓的支持，不要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即使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也是这样开导劝解我，我们总是相互谈谈那些牺牲的同志和亲人们，共同化解曲折坎坷给我们的压力。树滋的党性比我强，性格比我坚强，政治思想上给我很大帮助，我只能在生活上尽量照顾、关心他。
二
解放后，我们进了城，生活相对安定了，地位高了，树滋不仅对我的言行严格要求，对他的下一代也严格要求。他的外甥、外甥女到城里读书，从不让他们提大舅这层关系，生怕小孩子产生优越感。我们有了孩子后，到了上幼儿园、上小学的年龄，树滋工作忙，很少有空管教孩子，多数是我教育孩子们。但一有空，树滋总要问起对孩子的思想教育，他对我讲得最多的是，要教育孩子从小爱劳动，不能给小孩有优越感，靠父母的牌头，要靠自己的真才实学。
孩子们上小学了，逢到星期天，他就布置孩子们擦桌子、凳子，带孩子们打扫宿舍大院的公共卫生，教孩子们怎样洗手帕、洗袜子，反复讲劳动最光荣。孩子们上初中后，树滋就给他们讲小叔叔为了抗日，十八九岁被国民党反动派烧死，讲奶奶被还乡团“扎粽子”杀害的国恨家仇，要求孩子们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20世纪50～60年代，我们工资的一部分经常用以接济农村的亲友和困难的同志，家中的开支常显得很拮据。有时，新学期开学了，孩子缴学费都有困难。树滋对我说，再难也不能影响孩子读书，更不能申请减免给国家增加负担。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借钱，凑齐学费，为孩子们创造学习条件，使孩子们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品德教育，努力学习。几个孩子虽然经历“文革”10年的耽误，仍陆续成材成人，有的成为高级知识分子，有的成为单位技术骨干，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树滋年轻时，曾经梦想当科学家，当工程师，这个心愿在孩子们的身上实现了。
三
树滋一生对党忠诚不二，任何曲折都不能动摇他对革命事业和党的信仰。这种坚定的党性，集中表现在对待组织对自己历史的审查和处理这一问题上。他的坚韧，他的宽容，他的修养，令我非常敬佩。树滋经历了许多磨难和艰辛，在党的教育下，在社会实践和革命斗争的磨炼中，从一个农村青年学生成长为坚定忠诚的共产党人。
年轻时，他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想学科学技术使国家强盛。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这条路没有走通。为了抗日，树滋的两个弟弟被反动派烧死，连尸骨也不让领回掩埋。解放战争中，树滋母亲因支持人民革命斗争被还乡团杀害，他悲恸难忍，为老人穿了孝鞋。可是有些人并不了解实情，反而指责树滋是“富农的孝子贤孙”，树滋违心地做了检讨。解放初，又因为我小弟参军、上学读书事遭到“包庇反革命分子”罪名的株连，我也深感内疚。1958年，还有些人把树滋参加革命10年前曾参加地方自卫队，且早已在参加革命、入党、整风时反复向党组织讲清楚的事拿出来“揭发”，歪曲事实，致树滋蒙受冤屈被开除党籍22年。当时的组织审查结论是不与本人见面的，树滋认为党组织既已作了决定，就应该个人服从组织。“文革”期间，树滋又遭迫害。在“五七”干校劳动，受审查时，树滋虽写了材料，再次如实反映了历史真实情况，但在那个年代是不可能实事求是纠正冤假错案的。
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规定凡历史问题审查结论一定要与本人见面，树滋才看到50年代和“文革”中两次审查的材料，结论与历史事实有重大出入，什么参与“富农家庭剥削”，“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有“血债”、“民愤”、“隐瞒罪行”入党等，完全与事实不符，他才决定向省委提出申诉。由于梁灵光和周一峰等老领导的证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政治路线的指引下，1980年省委对树滋的历史问题，作出了全面公正的复查结论：“撤销省委1958年1月5日《关于瞿树滋同志入党前参加‘剿共特务队’问题的审查结论》，恢复瞿树滋同志1942年以后的全部党籍。”
几十年来，树滋从不抱怨党组织，总是深刻反省自己在中学里埋头攻读数理化，不问政治，年轻幼稚，走错了路的教训，总是自觉地按共产党党员条件要求自己，做好党所分配的任何工作，更不计较地位、官职高低。每当孩子们参军、入党、入团、分配工作，都要了解父亲的政治情况。树滋只好将省委组织部口头告知的情况告诉孩子们，并一再教育孩子们相信党的政策，重在自己的政治表现，不要背思想包袱，要求如实向所在组织讲清楚。在那“左”的思想比较严重的年代，孩子们的前途发展多多少少还是受到一些影响，但几个孩子都很争气，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成为社会有用之才。有时孩子们不了解社会的复杂，想不通。树滋始终教育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信党组织，听党的话，走党指引的道路，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我也时常和孩子们讲，要相信你们的父亲，他是忠于党的革命干部，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情。其实，树滋自己的内心也是很痛苦的，我很体谅他。一个出生入死，与国民党反动派有着血海深仇的革命者，被剥夺了政治生命，那是何等大的打击。我真担心树滋能不能扛得住。但我深信树滋的人格，绝不可能对党隐瞒他的历史问题。虽然我不可能亲历他年轻时的历史，但50年代的事情我是亲身经历的。1955年，如东县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发生严重死亡事件。树滋作为分管财贸的副专员，他一面据实向上级反映情况，一面做好承担责任的准备，甚至做好了坐牢的思想准备。他对我说，吃了官司出来还要跟党干革命。要我一个人也要把孩子抚养好。树滋就是这样一个正直、敢于承担责任的人，怎么可能对党隐瞒个人的历史问题呢？树滋怕我难过，在我面前总是那么乐观。他买来大量的马列著作，学习了《资本论》、《鲁迅全集》、《马恩选集》等著作，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充实自己，他以坚定的信念挺了过来。也许，正是他的豁达乐观，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才使他活到97岁高寿。
当孩子们问起，是什么背景什么人导致他蒙受冤屈。树滋以博大胸怀说：不必计较具体哪个人的过错，我参加革命几十年，所做的工作对得起党，对得起党的救命之恩。晚年，树滋回顾自己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救了我的命，指引我走上革命的金光大道，再生之恩，至死不忘”，“我为人民做了什么？实在微不足道。”他对儿子说：“你们这一代真幸福，从小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和领导。我年轻时，党组织还在地下活动，我要能早点遇上共产党多好，少摸多少瞎子，少走多少弯路啊。”
1938年，树滋和他的弟弟瞿树德自发组织抗日游击队，尽管筹得了枪支，组织了一些人，但被国民党的“通挥”部队弄去，并没有真正用来打鬼子。树滋后来总结，那时“党处于地下状态，我们没有党的领导，虽然有人有枪，没有搞起部队来。事实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真是一事无成。”
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有了党的领导，树滋从此把自己交给了革命事业。1940年冬，树滋和张小圃发起组织金沙区堤南三乡联防抗日自卫队。由于有了党的领导，自卫队搞得有声有色，许多青年人后来陆续参加了革命队伍。
在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时期，敌人对参加革命工作的人采取威胁、屠杀手段。斗争激烈时，金沙区公所只剩下树滋一人，他不顾个人安危，拼命坚持斗争。树滋还把全家人发动起来，为革命收集情报、筹款，为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了无私贡献……这一切都是由于接受了党的教育和领导，树滋把自己个人的一切都交给了党和人民，他把自己的生命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四
10年浩劫，树滋身心又受到很大摧残。树滋年轻时生过肺病，只靠半个肺维持呼吸功能。“文革”中的1974年，又得了结核性脑膜炎，生命垂危，幸得刘中书记关心，买到当时极为稀缺的特效药利福平，才救了树滋一命。
1980年恢复党籍后，树滋政治上获得新生，他从心底感激党，感激关心他的老领导、老战友，焕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不顾年迈多病，拼命工作，加倍努力，要把失去的最好年华补回来。他身体不好，经常咯血，又患有胆石症，一发作起来，几天不能吃饭，痛得睡不好觉，他却戏称“饥饿疗法”。他经常为了审阅政协文史资料选辑，或为了写党史回忆材料伏案工作到夜里十一二点。有时他觉得“很疲劳”，“累极了”，才休息一两天，又继续工作。1999年以前，树滋几乎每年都要回南通看看，为南通的党史工作做点事。他尤其重视那些反映基层干部、群众的历史材料，他始终认为，书写革命斗争历史决不能忘记那些无名英雄，不能忘记那些默默无闻的基本群众。
90岁那年，树滋因胆石症折磨病危，医院认为他年事已高，手术风险太大，难以决断。学医的女儿们觉得手术治疗不能延缓，果断决定转到省中医院开刀。2001年9月15日，临做手术前，树滋给省政协老干部党支部写下遗书，表示一旦下不了手术台，丧事从简。我在医院病房里鼓励安慰树滋，相信医生，手术一定会成功。其实，当时我心里也很紧张，怕他就此撒手人寰。由于主刀医生的医术高明，加上子女们的精心护理，这一次树滋又转危为安，再次脱险。出院之后，他积极锻炼，加之他一贯的乐观开朗精神，身体逐渐恢复。可是，他毕竟是90多岁高龄的人了，不能再像80多岁时那样到机关开会看文件，或到南通家乡走走看看了。但他仍每天坚持看《人民日报》，关心国家大事。每当老同志来访、来信，他都非常热情地接待，谈过去的革命斗争经历，问家乡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2005年10月15日，梁灵光同志在施亚夫同志的陪同下来萍聚村家中看望树滋，梁老精神尚好，还能稳步走上楼来。他说：“老区长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了！”树滋见到老首长，心情激动，难以言表。这次会面时间短暂，也是树滋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革命引路人。不久之后，传来梁老逝世的噩耗。他嘱女婿车应龙写了一副挽联寄去，以示纪念：“灵台开新宇，光彩照后人”。
这次见面后不到两年，树滋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年轻时，他在黑暗中探索前行，追寻光明，紧随党旗干革命，敌人的杀戮吓不倒他，多年的坎坷难以动摇他的理想和信仰。他用67年的奋斗践行了入党誓言，无愧于共产党人的称号。现在，他静静地安卧在青山翠柏之中，不远处的山顶上是皖南事变三英烈墓，园地风景秀丽，庄重肃穆。我感觉到，树滋和那些革命老前辈们一起，仍默默地注视着我们，关心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大业，关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的梦魂与青山大地、江海平原同在，伴我永远前行！
2008年4月于南京
（作者为瞿树滋同志夫人，离休前任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