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树芬
我今年92岁了，家住通州市杨港村。瞿树滋是我的大哥，比我大6岁。他对我这个小妹特别关心，我们手足情深，从小在一起经历很多艰难困苦。他的逝世给我很大打击。我们姊妹8人，有3个兄弟，树滋是大哥，树藩是二哥，小弟树德。树滋参加革命吃了很多苦，多次死里逃生，为了革命作出了很多牺牲和贡献。我们全家都支持树滋工作，尊敬他，信任他，以他为我们的榜样和骄傲。
树滋念书到高中毕业，我母亲是准备他考大学的，连上大学的衣裳都做好了。但因为父亲病故后，家中亏了不少债，经济条件无法供他上大学，树滋只好在家操持家事。有一年发大水，家中房子山墙倒了。大哥和母亲商量，出去找个工作，挣钱贴补家用，后来找了个小学教师工作。当时我弟树德还在念小学，后来也考到南通中学（省立七中）去念书。日本鬼子进城后，树德从南通城回来，他说：“我不做亡国奴，我要打日本鬼子。”把书、衣服等用品都拿回来，说不留给日本鬼子。他的一些进步书籍、报纸等放在我家里。他被害后，我丈夫季信学说是怕戴红帽子，瞒着我将这些东西埋在田里，等到我叫他赶紧挖出来已经烂了。所以后来要征集烈士遗物，一支笔、一本书都没有了。
树德牺牲后，我事先并不知道。树滋到杨港我家里找我，叫我回五里庙娘家，没有说有什么事，到家后才知道是树德出事了。原来农历四月初十那天，小弟树德、二哥树藩，还有树藩内弟朱德昌3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抓住，诬蔑他们是“土匪”，把他们活活烧死了。
我和三姐去找树德尸骨，国民党区分部书记陆应均拿着一支盒子枪对我们说：“你弟子派死，这把枪就是他的，他当土匪，本该灭九族满门抄斩的。我照顾你们，才没有抓你们的。”我听了很不服气。我知道树德一直说要搞抗日武装，要像他的同班同学那样拉队伍打鬼子，根本不可能做杀人抢劫的土匪。
到了8月，摘棉花的季节。一个下雨天的晚上，我和母亲都在家里，从顾家高桥来了一帮敌人，进门就抓树滋打。当时赵仰霞也在我家，树滋说：“这是我朋友，你们不要打他，有什么事找我。”这伙反动派把树滋打倒在地，要他答应不为树德报仇，但树滋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敌人见树滋不答应，下手更狠毒，眼看树滋要被他们打死，我母亲见状不妙，赶紧伏在大哥身上。但这帮坏人继续毒打，我母亲的头肿得都变了形。我母亲说：“你们不要打了，要钱给你们拿钱吧。”这帮坏人的头头说：“好吧，拿钱来我们就不打了。”我以前有些首饰埋藏在家里，母亲叫我挖出来，给了这些人，他们才骂骂咧咧地走了。一边走还一边威胁说：“要是你们想报仇，下次来一定把你们打死！”树滋的腿膝盖以下都打伤了，不能走路，在家养了好久。我看到母亲和树滋浑身是伤，想想树德死后家里出的这些事，心里非常难过，守着母亲在家里哭。第二天袁文礼来看望树滋，见我眼泪汪汪的就问我：“是不是首饰被抢去了，有些舍不得？”我说：“不是舍不得这些东西，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我是为家里出这么大的事心里难过。”树滋说：“不要哭，哭没有用的。我们一定要照树德的血路而行！”我擦着眼泪说：“好的，我不哭。我听你的，一定要为树德报仇，只要是我能做的，我一定去做。”
树滋养好伤后，出去搞抗日活动。有一天回来问母亲说：“当抗日政府的区长好不好？”母亲说：“好！”树滋说：“当这个区长是没有钱的，还要自己筹经费。”母亲是个深明大义的人，她亲自去三姑娘瞿树芳家借了400元，交给树滋做革命经费。从此树滋走上了革命道路，我们全家亲人也支持树滋干革命，尽管吃尽了苦头，亲属中没有一个退缩的。
抗日战争时，有一天鬼子乘汽艇从金沙来，把母亲和母亲的弟弟，还有帮工张贵林一起抓走，关在金沙据点里，威胁母亲把树滋叫回来，不许抗日。鬼子还派了4个伪军日夜看守她，母亲在据点受了很多苦，生病泻肚子，但就是不屈服。看守母亲的伪军惧怕新四军，私下里对母亲说，新四军来了请老人家帮我们说说好话，我们是照顾你老的。关了40多天后，鬼子只好把母亲等3人放回来了。
有一次，鬼子到我们家抓人，逼迫五里庙的长生和尚走在前面，母亲看了误以为是长生和尚为鬼子带路。母亲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树滋，要求把长生和尚当汉奸惩治。树滋耐心地劝说母亲，不要上鬼子的当：“我们家住在大路边，谁不知道我家住在这里？还用得着长生和尚带路？这是鬼子挑拨让我们中国人自己打自己。”母亲听了顿时恍然大悟，消了气。
树滋刚开始当区长时，是很困难的，仅搞区队武装就失败了3次。他总结经验教训，搞好抗日武装必须依靠穷苦百姓，不搞好武装，寸步难行，更不要谈打鬼子和伪军了。有一次，他遇到我，叫我通知以前他当小学教师时教过的那些穷人家的学生来参加区队。我很担心，在这危难时他们会来吗？他充满信心地对我说：“只要你去通知他们，说是我叫他们来打鬼子的，他们一定会来。”果然，这些穷人家的孩子参加区队后，经过训练学习，很快成为骨干，区队越来越壮大了。为什么这些穷学生会听树滋的话？因为树滋在当小学教师时，经常自己出钱买书、买笔给缴不起学费的学生用，有时连学费也不要了。他还自己出钱买了些常用的药放在家里，乡邻中有谁生了病，他就叫人家来拿药。在学校里还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教大家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歌曲。这些学生和乡邻都很敬重他。所以他当区长后动员这些学生参加区队，他们都是二话不说就来了。
1944年3月，袁世晃被敌抓去后，其父袁文礼找树滋筹款救人。树滋动员母亲卖田。母亲问他救人要多少钱，树滋说：“大约有2 400步田的钱。”母亲就把自家的田卖了2 400步，把钱交给袁文礼，拿去营救袁世晃。结果钱花了，没有救成功，敌人还是把袁世晃杀害了，只赎回了烈士的尸首。
1943年，日本鬼子放火，烧了老家里的七八间房子，母亲没有要抗日政府的救济款，而是自己想法子搭了间草房子暂住，请人带话给树滋，不要担心，她能照顾好自己。解放战争中，还乡团又放火烧了家里3间草房。有一次，还乡团下乡从母亲家门前路上经过，还得意忘形地对母亲说：“今后这条路不许你走了，该我们走了。”1947年农历七月初六，还乡团残忍地用“扎粽子”的手段杀害了我68岁的母亲。敌人以此妄图迫使树滋动摇投降，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树滋干革命的决心更大，斗争更坚决。解放后，人民政府公审还乡团头子陆震亚时，我质问他是谁杀害了我母亲？陆承认是他部下杀的，但推脱不是他亲自去的。“文化大革命”中，竟然还有人颠倒黑白，说我母亲不是被反动派还乡团杀害的，这是对我母亲最大的污辱。我母亲是伟大的，她的两个儿子为革命献身，还继续支持大儿子参加抗日斗争，为营救被捕的革命战士，她卖田卖地都在所不惜。她自己还带领新四军干部到敌人据点里去收集情报。她不幸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连还乡团头子陆震亚都供认不讳。说我母亲不是被还乡团杀害的，不知用意何在？！
树滋在革命战争中多次遇到性命危险，几次都以为他没命了，但他都奇迹般地脱险了。有一年冬天，我看他没有棉裤穿，给他做了条新棉裤。没过几天，再遇到他时，他却没有穿这条棉裤，原来树滋在躲避敌人追捕，过河时丢掉了。
记得抗日战争期间，有一次县委领导召集金沙区干部在八总开会，伪军从金余、东社、金沙四面包围上来，当时情况很紧急。树滋先送县里首长过运盐河南，是请放鱼鸦的瞿连恩用船送过去的。文书把文件交给我三姐藏起来。这时从金沙来的敌人，离树滋仅5间房子那么远，眼看敌人开枪树滋就很危险了。母亲看到树滋跑在最后，她没有向树滋那边跑，而是机智地向西迎着敌人跑过去，在小桥上伸开双臂拦住和平军（伪军），用自己的身子堵在敌人枪口上，喊着：“不能开枪，他们是好老百姓啊！”就这么一耽搁，树滋就利用这一瞬间跑向北边，借助高墩掩护，躲开了敌人的视线。当敌人推开母亲，已经看不到人影了。
快要过阴历年前，在三总店庄家园，树滋遇到敌人追捕。他命令通信员杨金城带着枪先跑，他躲到路南边庄老太家，躲在床下，用双手抓住木档将身子悬起来，平贴在床板下面。鬼子没有想到有人敢躲藏在路边单独一家房子里，进房子后用刺刀向床后刺了几下，见没有动静就走了。这次如果不是庄老太沉着掩护，树滋也就没命了。杨金城回到区队驻地，哭着说：“不好了，这次首长没命了。”没过多久，树滋却神奇地回来了，大家才松了口气。
树滋原来有一个通信员，叫袁二。有一年收麦季节，在滥港桥附近，遭遇日本鬼子。在趟水过边界沟河时，树滋脚抽筋陷在河里跑不动了。眼看敌人追得越来越近，袁二要背树滋走，但树滋命令袁二：“这样两个人都跑不掉，不能两个人都死在这里，跑掉一个是一个，多一个人打鬼子。你赶紧跑，不要管我了。”袁二只好赶紧爬上河岸，先跑了。鬼子追到河边，只注意到远处正在跑的袁二，向他打了一阵排枪，袁二不幸中弹牺牲。树滋乘敌人换了子弹没有注意他，迅速上岸隐入麦田，侥幸脱险。
那时，新四军部队都是住宿在老百姓家里，走之前必须替老百姓家里打扫干净。有一次，部队转移后，树滋到部队驻地老百姓各家去检查有没有违反群众纪律，走得迟了些，不料碰到鬼子来了。敌人乘船过河时发现了树滋，但枪弹放在岸边，当鬼子划船返回岸边取枪弹时，树滋混在一群做生意的挑夫之中跑掉了。鬼子拿着枪弹，乘船过河上岸，就再也找不到树滋踪影了。
所以多少年之后，树滋都牢记人民群众的救命之恩，即使他自己受到冤屈，也从不后悔、从不抱怨。他多次和我说过，他是革命战争的幸存者，比起那些牺牲的烈士，他已经很幸运了，个人的名利地位不值得计较。所以他心胸开朗，没有私心，一心一意干革命工作。这种精神也体现在对待家庭享受烈属待遇事情上。
1940年树德弟搞武装抗日时和树藩、朱德昌一起牺牲，当时村里对他们都分过烈属田。母亲被还乡团杀害后，家里没有人享受烈属待遇了。解放后，我曾对树滋说过要办烈士证，但树滋说：“家里老人都不在了，没有人享受烈士待遇，不必办烈属证了，无名烈士也是英雄！” “文革”中造反派攻击说树德是“土匪”，把国民党反动派陆应均说的话到处传播，完全颠倒黑白。为了避免人们忘记这段历史，教育后代，1978年树滋才查证补办了烈士证明。可惜当时树德带回来的那些抗日进步书籍、写的抗日文章没有保存下来，都埋在田里烂了。我还记得，为了查找登载树德烈士情况的《江海导报》，年近七旬的树滋到南通档案馆和南京图书馆查阅大量过去的报纸，夏天满头大汗，汗水湿透衬衫的情景，真叫人心痛。
“文革”中，造反派到处揪斗老干部，还派人到老家来调查树滋所谓的“历史问题”。我很担心树滋受不了，就到南京去看他。树滋叫我放心，说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他叫女儿瞿白陪我去中山陵游玩，散散心。我哪有心思去玩呢。在去中山陵的路上，我叫瞿白陪我去树滋办公的地方“总统府”看看“大字报”，看了之后我反而放心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字报”上写的不是事实，所以我反而不担心了。例如“大字报”上写树滋“杀害余关扣夫妇和张伯淦3个共产党员”，完全是栽赃陷害。这是我亲眼所见、亲身所经历的事。那天瞿××带队和特务队的人一起去抓余关扣夫妇，从我老家门口经过，我和树滋都在家里，这事根本与树滋无关。张百淦打入敌人内部，担任伪职务作为掩护，张的儿子都知道他父亲不是树滋抓的。看了“大字报”后，我对树滋说：“哥哥，你要坚定，不管人家怎样揪你，你不要承认，他们是造谣。”树滋说：“我懂。我会正确对待运动，相信党的领导。”树滋心胸开朗，没有被整垮。他能这么长寿，与他的精神有很大关系。我们全家人都支持树滋干革命。我记得的还有几件事。土改时，上级规定土地分给谁，地里长的作物就归谁。那时我们家里也有土地要分给贫雇农。母亲说，支持政府把土地分给农民，但地里的东西是我种的，我喜欢吃鲜玉米，掰几个玉米吃吃总可以吧。树滋那时已是县里领导，他对母亲说：“不能动，这是胜利果实，一颗也不能动，你掰了玉米我就不好做别人的工作了。”我也帮树滋开导母亲：“你说是儿子好，还是吃几棵鲜玉米要紧？”
“当然是儿子好，儿子要紧。”“如果是儿子好，你就要听儿子的话，支持他干革命工作。”这样母亲高高兴兴地支持土改，在土改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解放后，遇到灾荒，农村缺粮时，国家拨救济粮分给困难农民。我家原来在杨港街上的房子被鬼子放火烧了，住在杨港北边乡下种田，家境也很困难。国家拨下来的救济粮有限，有时不够分的，我去找树滋反映。他对我说：“来了救济粮，先让其他人家分，哪怕自己家没有粮饿肚子。”我照他说的这么做，先人后己，不让群众有意见，支持他做好工作。
树滋大哥就是这样革命了一辈子，实践了他对我说的那句话“照树德的血路而行”，像烈士们那样，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人民群众，从来没有利用当干部的权势为个人、为亲属谋取利益。他教育我们和后代，要靠自己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他的高尚品德和宽广胸怀是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
我永远怀念我的大哥瞿树滋！
2008年4月12日于通州杨港村
（作者为瞿树滋同志的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