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九禹
1948年秋～1949年春在九分区干部学校工作时期。当时瞿老担任九干校的教育长，是教育领导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实际上的全面负责人之一。我是从东南地区调来该校党政干部队二队的学员，担任二队支队的宣传委员和学习委员，在学习和工作上接受瞿老的领导和教育的，是听过他讲课和报告的学生之一。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在开学后不久所作的“关于调整教育计划”的那次讲话。瞿老说（大意）：淮海战役已经打响了！全国的形势将发生根本的变化。九干校的任务不应再停留在仅为南通市及通如海启各地轮训和培养干部，而要放眼全局，为全国广大新解放区的城市和乡村接管培训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干部队伍。我们要通过调整学习计划，学习党对新解放区的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做好准备。瞿老还同我们一起高唱《捷报，捷报，歼灭了黄伯韬！》的新编歌曲。当时兴高采烈的激动心情，至今仍历历在目。同时，瞿老从“高度警惕敌人”和“保护干部”的角度，提出：九干校要避免在淮海战役过程中，可能发生国民党残敌向长江逃亡或撤退江南时对苏北、苏中一带的破坏，要求九干校从校址到学习方式都要做好机动灵活的转移和临时性分散学习的准备。
1948年冬季，九干校集体转移到启东县海复镇东南的沿海地区学习，直到淮海战役结束，重返如东和靠近南通。九干校的学员被陆续分配到南通市，并准备渡江接管上海、崇明、苏南各地。渡江后，其中多数被分配到松江（后来划到上海市）一带的各县区。瞿老本人也分配到了南通市区工作。
回顾瞿老在九干校工作时所表现的尽心为党、胸怀全局、精心培养和爱护干部的精神，特别是在教育计划实践中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根据形势发展及时调整工作目标和教学方式等方面的所作所为，对我有着长期难忘的纪念意义。我在全国解放后曾先后在江苏省党校和南通市党校从事干部教育工作，虽然时间、条件变化了，具体的工作目标和任务不同了，但我觉得解放前的干校与后来的党校之间仍有共性，瞿老在九干校的表现留给我的深刻影响，是值得我永远继承和纪念的。
1954年春～1955年夏瞿老在南通专员公署任副专员期间。这段时间我在南通地委的青年团工委工作。这是我同瞿老第二次在一个大集体中共事。我当时是列席地委工作会议或称办公会议的一个中层干部，同瞿老的接触（特别是小范围领导层会议活动中的接触）较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粮食的征购销工作中，特别是在1955年春夏之交，因粮食返销不足而局部发生如东等地出现的严重问题。瞿老作为一个副专员对处理这一事件，是如实反映情况，并努力向省政府力争要求增拨南通的返销粮供应计划的。在我的记忆中，曾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活动，这是在南通方面的强烈要求下，省委派了副省长周一峰来南通了解情况而召集的一次地委工作会议。会上听取了财粮办汇报南通供应缺口等综合情况后，由地委书记戴为然提示让瞿老读一份信件。这封信正是我寄给地委的关于“两个县委书记的对话内容记录”，主要是要求专区增加该县的返销供应计划。估计麦熟前将会出现因口粮供应不足而发生人民局部性健康状况恶化以至严重影响生产……周副省长听了汇报后随即同省委书记刘顺元通话（我们都在场）。结果是省里的机动粮指标已经没有，南通的问题待周回省后再说。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在会后曾向瞿老打听过此事。瞿说：“把周请到南通来已不容易，大的解决（指供应粮缺口）已不可能了。粮食问题已是全省、全国大局之一。我们只有反映情况和从有没有做好工作这个问题上检讨自己的职责。”
1957年初，我调省党校工作后曾在南京玄武湖边上的“百子亭”招待所碰到瞿老，他已调离南通。我见到他时，他正在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而我也正好刚从中央党校在浙江莫干山举办的《资本论》专修班学习回来，我们俩不约而同谈起了对马克思及《资本论》的学习心得……总的来说，瞿老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一个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和信念的共产党人。
2008年4月
（ 作者系中共南通市委党校原副校长）